新那個樂
陳寅恪先生是一位國學大師，他與其他大家相比，最為突出的特點是他的全面。
題主的問題是他的主要成就是什麼？那我們也沒必要去添磚加瓦地說一些其他的榮光，因為他的成就足以說明他為後世所作的貢獻：
歷史學家
陳寅恪先生研究國學，首先是一為歷史學家，尤其是中古史，他對魏晉到隋唐時期的歷史研究方面，作出了極大的貢獻。《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這兩本書中，他在諸多領域中，提出了自己精闢的見解，他用自己的方法所得出的結論，至今為止都令人們值得深思。當然了，他在晚年，依靠助手所著的書《柳如是別傳》，也體現了他對明清時期的政治和文化的深刻研究和獨到見解。不過這本書，更為重要的反而是他研究歷史文化的一生思想的總結。
古典文學家
陳寅恪先生也是一位古典文學研究家和語言學家，區別在於，他研究的對象區域相當廣泛，蒙古、敦煌、西藏、突厥等地都是他的研究對象，在音韻學、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淵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上，均有重要發現。陳寅恪先生還在宗教方面也研究頗深，尤其是佛教，由於他的家學有很濃重的佛學氛圍，所以對很多佛經的翻譯、校勘、解釋上都做出相當的貢獻。
語言學家
陳寅恪先生的語言天賦令人咂舌。我們根據他遊學的經歷來看，還應當掌握日語、德語、英語；參考陳封懷回憶，也應當掌握法語；再根據他所學的課程，還涉獵了梵語，希臘語，巴利語；還有從他記錄的筆記中可以看出，他還會藏文、蒙文、突厥回鶻文、吐貨羅文（土火羅文）、西夏文、滿文、朝鮮文、佉盧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伊朗文（應當是古波斯文）、希伯來文。雖然不能證明他對諸多語言的涉獵程度如何，但只是他能看得懂，還能閱讀這一點來看，足以說明其人之才。
詩人
陳寅恪先生同時還是一位詩人，雖然他是近現代人，但他尤為推崇舊體詩，他特別推崇白居易，在《論再生緣》中有“論詩我亦彈詞體”之句為證，同時他在詩歌方面也有存世之作。估計正是在詩歌方面的研究和造詣，才使得他在新考據法上才能如魚得水、得心應手吧。
新考據學代表
考據學並不是一門學問，而是一種方法，主要用在歷史和古文化的研究和整理方面。陳寅恪先生的考據方法，稱為新考據法，他以考據為手段，在考證歷史事實的基礎上，還注意探求歷史發展的規律。其中的“詩史互證”是他在研究中用得最多，也是最具特色的一種方法。雖然提出這種方法的並不是他，但他把這種方法大量的付諸實踐並取得了豐碩成果，與王國維、陳垣等形成了中國史學史上具有代表意義的“新考據學派”。
教育家
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陳寅恪先生明顯是一個合格的教育家，而在這一方面，也是對我們後人所帶來的影響是最大的。他先後任職於清華大學、西南聯大、香港大學、廣西大學、燕京大學、中山大學等國內大學，還曾受邀去牛津大學任教過。他對學生的教育方法和生活問題的關心方面也異與常人，他認為問答式的筆試，不是考驗學生的最好方法，做論文，要求新資料、新見解，他從不要求學生用死記方法，而是鼓勵思考，他更反對“填鴨式”的教育方式。他也為國家培養了許許多多的優秀人才，其中不乏如季羨林、蔣天樞等大師。
好了，問題就回答到這裡吧，陳寅恪先生的成就之高，在近現代史上可以說是首屈一指的。然而個人最為喜歡的還是陳寅恪先生的一生之信仰：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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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不悟
陳寅恪先生是我讚賞並推崇的一代國學大師，先生畢生從事學術研究和著述事業，他的研究範圍非常廣泛，包括歷史學、宗教學、語言學、人類學、校勘學、文字學等學科。其中尤其以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代文學以及佛教典籍的研究著稱於世。他的學術著作被譽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被尊為一代史學宗師，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很高威望。
中國古代文學專家，復旦大學資深教授蔣天樞先生概括陳寅恪先生治學特色約有四端：
一、以淑世為懷。篤信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之旨；
二、探索自由之義諦。見《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及《論再生緣》；
三、珍惜傳統歷史文化。此意則文詩中隨地見之，而“迂叟當年感慨深，貞元醉漢託微吟”、“東皇若教柔枝起，老大猶能秉燭遊”之句，尤為澹盪移情；
四、“續命河汾”之嚮往。此雖僅于贈葉遐庵詩、《贈蔣秉南序》中偶一發之，實往來心目中之要事。
史學領域
治史觀點：“文化超越於政治、經濟、民族等等之上。”在悼念王國維的有關詩文中，陳先生的這一觀點有集中反映。如《挽王靜安先生》詩有云：“文化神州喪一身。”輓詞序雲：“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兩年以後所撰《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進一步闡述了文化超越政治，真理必須獨立自由的道理：“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感望？先生之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所以，陳先生在輓詞中雖有“一死從容殉大倫”、“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氣數行”，以及“他年清史求忠跡，一吊前朝萬壽山”之類的句子，表面上是在哀悼作為清室遺老的王靜安，實際上，王靜安之死有其更深刻的原因，不是一姓之興亡所造成的。陳先生的這種文化至上的觀點始終未變。
中國歷史學家、漢學家余英時先生在《陳寅恪史學三變》中把陳先生的史學成就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23-1932），佛典譯本及其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和唐以來中亞及西北外族與漢民族之交涉。俞大維在《懷念陳寅恪先生》中記述：“寅恪先生又常說他研究中西一般關係，尤其是文化的交流佛學的傳播、以及中亞史地，他深受西洋學者的影響……，其他邊疆及西域文字，寅恪先生在中國學人中是首屈一指的。除梵文外，他曾學過蒙文、藏文、波斯文及土耳其文……茲以元史為例略作說明。”
第二階段（1932-1949），魏晉及隋唐的研究。從三十年代初期，陳氏史學逐漸轉向第二階段，開闢魏晉至隋唐的研究領域。1935年他撰《西域人華化考序》，說：“寅恪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而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這是他第二階段史學研究的重心。民族與文化的分野尤適於解釋唐帝國統一和分裂的歷史。故他在1936年讀韓愈《送董邵南序》眉識及1941年《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特別標明此義。
第三階段（1949以後）：心史。
陳寅恪在《馮友蘭哲學史審查報告中》說“寅恪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曾湘鄉、張南皮之間，”。關於“不今不古之學”，汪榮祖在《史家陳寅恪傳》中解釋為中國歷史的中古一段，即魏晉到隋唐這一時期。所以，學術界一般公認，陳寅恪史學方面的最大成就還是中古史研究，陳氏史學並非如大多數學者所論的繼承乾嘉考據，而是直接繼承宋賢史學並有所發展。陳寅恪史學思想可分為求真實供鑑誡、民族與文化、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貶斥勢力尊崇氣節及重視社會經濟的重大作用等。
語言與文學、宗教領域
詩史互證問題、漢語特點問題、宗教與文學關係問題、佛教進入中國及與小說、彈詞等題材演變發展問題、中國古典小說之結構問題等。陳先生開闢了運用文學作品闡述歷史問題，又用歷史知識解釋文學的嶄新途徑。陳先生淵博的梵文以及滿蒙藏文知識使他的學問具備另一特色。他不僅利用漢文以外的語言文字從對音和釋義來考察漢文典籍、史書與詩文，還探索中國與印度在宗教思想和以及文章體裁上的關係和影響。樹立了如何深入研究文化交流和比較文學的光輝典範。比如《蒙古源流箋證》由張爾田先生修訂時，大都根據了陳先生用梵藏文字勘校所得的成果。
著作的出版
陳寅恪先生早年多發表學術論文，單本的學術著作其生前出版的有三種，即1943年重慶商務初版《唐代政治史論述稿》及1944重慶商務初版《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兩種皆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專刊，1945重慶再版，抗戰勝利後，1946年商務印書館又在上海重印，是為上海初版。
1946年商務初版《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另《唐代政治史論述稿》除書名外都封面都與此同。
第三種為《元白詩箋證稿》，1950年11月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室初版線裝本。
1955年，經陳寅恪先生校正錯誤，增補脫漏的《元白詩箋證稿》由北京文學古籍出版社平裝出版，初版3000冊，1958年，作者再次修訂之後交由中華書局出版，初版800冊，1962年二印1000冊。《元白詩箋證稿》之1959年中華書局版，並不是北京中華書局而是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即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前身，自1958年開始，中華上編就已經開始約請身在嶺南的陳寅恪先生將其有關古典文學的論著編集以便出版成書，1958年陳先生致信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有云：
負責同志：
昨接尊處1958年9月2日函“函詢論文集交稿日期由”。拙著擬名為“金明館叢稿初編”，若無特別事故，大約可在1959年2月以後8月以前交稿。專復，此致敬禮。
陳寅恪 1958年9月6日
1961年陳先生致信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云：
負責同志：
來函敬悉。寅恪現正草錢柳因緣詩釋證，尚未完稿，擬一氣呵成，再整理《金明館叢稿初編》。年來舊病時發，工作進行遲緩，想必能鑑諒也。此復，並致敬禮。
陳寅恪 1961年9月2日
這裡的“錢柳因緣詩釋證”，正是後來的《柳如是別傳》，此書於1954年開始撰稿，1964年完成，也正是出於中華上編的約請，不過時局已不同，陳寅恪先生1962致信雲：
來函並約稿合同四份均收悉。披閱應共同遵守各條：（甲）約稿第一條中之第二目，於拙著中所引書一一注出頁數及出版者和出版年月等，皆不能辦到。又拙著中故意雜用名、字、別號。人名如錢謙益、受之、牧齋、東澗、聚沙居士等。地名有時用虞山，有時用常熟等，前後不同，以免重複，且可增加文字之美觀。故不能同意。（乙）拙稿不願意接受出版者之修改或補充意見。故第二條完全不能同意。（丙）拙稿尚未完畢，交稿日期自不能預定，字數更無從計算。故此兩項亦不能填寫。
因此將約稿合同四份寄還，請查收。總之，尊處校對精審，本願交付刊行。但有諸種滯礙，未敢率爾簽定。儻能將上列諸項取消，則可再加考慮也。專復，此致，敬禮。
陳寅恪 一九六二五十四
《柳如是別傳》由此擱淺，不過陳寅恪先生還是將《金明館叢稿初編》稿件寄給中華上編，收文章二十篇。《金明館叢稿初編》自序雲：
此舊稿不拘作成年月先後，亦不論其內容性質，但隨手便利，略加補正，寫成清本，即付梓人，以免再度散失，殊不足言著述也。一九六三年歲次癸卯陳寅恪識於廣州金明館。
中華上編接稿後，即由梅林、金性堯二編輯先後審讀，之後由二人分出審讀報告，就稿件中涉及少數民族稱呼和鄰國關係等問題提出處理意見。中華上編領導反覆審讀後，決定報請上海市出版局批准出版，時為1966年2月。嗣後“大革命”開始，一切遂告停止（詳見高克勤回憶專文）。
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成立，不久即始著手籌劃出版陳寅恪文集，時李俊民為上古社長，魏同賢同志專門負責編務，特別約請陳氏弟子復旦大學蔣天樞先生整理，陳寅恪先生生前即把自己的諸多稿件交付蔣天樞先生委託其整理，1977年，蔣先生將《元白詩箋證稿》的第三次修訂本交給出版社刊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三次修訂版《元白詩箋證稿》。1982年2月，包括《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柳如是別傳》、《元白詩箋證稿》、《唐代政治史論述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及蔣天樞先生為其師所撰《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一冊，全套七種九冊陸續出齊。
蔣天樞先生對其師極為尊敬，復旦為海上學林重鎮，多知名教授，一次復旦會議，中文系主任朱東潤先生大致有言：“陳寅恪先生學問了不起，不過為晚年為柳如是這樣的人作傳太不值得。”同為復旦教授的蔣天樞先生當即拂袖而去以捍護師道，整理陳寅恪先生遺稿更是嘔心瀝血，1988年，蔣天樞去世，與蔣同為清華研究院畢業生的姜亮夫先生有唁電雲：“義寧陳寅恪先生全集是您收集、編纂、考訂，是我們同學中最大的成就者。”蔣天樞先生整理陳寅恪先生遺稿時可謂盡心盡責，另外，某些地方也並不是完全不作改動，由此轉入本篇之重點。
此信（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四日與上海編輯所信）其他幾條暫且不論，單說第三條，蔣雲：
《元白詩箋證稿》裡的“週一良”處五字，當時曾同您講，是否改成四個字，後來想，改動，總不太妥。是否只把“一良”兩字易為“某某”，或者易為兩個□□，這樣，五個字的地位仍可照舊。
週一良先生也是一代大家，也是陳寅恪先生的學生，要領會上文之意思，還得有所交待。陳寅恪先生所撰之《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有前言云：
盧溝橋事變前，寅恪寓北平清華園，週一良君自南京雞鳴寺往復通函，討論南朝疆域內氏族問題。其後周君著一論文，題曰“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載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者是也。此文寅恪初未見，數年之後流轉至香港，始獲讀之，深為傾服。寅恪往歲讀南北朝史，關於民族問題，偶有所見，輒識於書冊之眉端，前後積至如（若）幹條，而道經越南，途中遺失，然舊所記者多為周文所已言，且周文之精審更勝於曩日之鄙見，故舊稿之失殊不足惜。惟憶有數事，大抵無關宏旨，或屬可疑性質，殆為周君所不取，因而未載入其大著。旅中無聊，隨筆錄之，以用此篇，實用竊道家人棄我取之義，非敢謂是以補周文之闕遺也。憶當與周君往復商討之時，猶能從容閒暇，析疑論學。此日回思，可謂太平盛世。今則巨浸稽天，莫知所屆。周君又遠適北美，書郵阻隔，商榷無從。搦管和墨，不禁涕泗之泫然也。一千九百四十二年九月九日陳寅恪記於桂林良豐雁山別墅。
《魏書司馬睿》一文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不過上面的這段話並沒有正文一同收入，週一良先生晚年回憶：
蔣天樞先生編陳先生全集，所收江東民族條釋證文中，刪去了此節，這當然不可能是蔣先生自作主張，定是本陳先生意旨。我看到全集後，不假思索，立即理解陳先生的用意。陳先生為文遣詞用字都極考究，晚年詩文寄慨之深，尤為嚴謹。對於舊作的增刪改訂，必有所為。刪去此節，正是目我為‘曲學阿世’（《贈蔣秉南序》中語），未免遺憾，因而不願存此痕跡。
令週一良先生自責不已的是其“梁效”經歷，“梁效”為四人幫御用寫作班，1978年後遭人唾棄，不過陳寅恪先生已於1969年含冤離世，《魏書司馬睿》一文前言的刪除當蔣天樞先生所為，上海古籍版陳寅恪文集之《元白詩箋證稿》第158頁有“周某某先生謂齊東昏侯善作擔幢之戲”（本朱在融匯與貫通之說北朝篇中，有人即有提醒周先生所言此條，），即是改動的痕跡，而第256頁則仍有“週一良先生”，或蔣天樞先生遺漏。（此亦詳見高克勤之《陳寅恪文集》出版述略）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了陳寅恪文集七種九冊之後，還雙色套印了《唐代政治史論述稿》手稿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初版精裝2000冊，近年有據此影印重印本。陳寅恪先生手跡另外尚有1989年《陳寅恪讀書札記——舊唐書新唐書之部》及1992年之《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陳寅恪讀書札記——舊唐書新唐書之部》初版3000冊，《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初版4000冊。至此陳寅恪先生的著作大致完備，以後三聯十三種十四冊《陳寅恪集》都是在上海古籍版基礎上再整理出版的（三聯於五十年代單冊出版過《唐代政治史論述稿》與《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此兩種與三聯《陳寅恪集》書影常見，故此不再詳列）。上海古籍版《陳寅恪文集》分精裝平裝兩種，精裝一般都為1700冊，平裝印數多為4000冊，各種都有二印，早年常見，今非昔比。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陳寅恪 著
商務印書館，2011-12
本書系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撰寫於抗日戰爭的艱難環境中，是中國中古史研究的傳世傑作。前書從禮儀、職官、刑律、音樂、兵制、財政諸方面分析構成隋唐制度的歷史因素，上溯漢魏南北朝、推綱挈領地說明中古歷史衍化變遷的脈絡。後書對唐代政治史作了極為精闢的論述。
《元白詩箋證稿》
陳寅恪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04
《元白詩箋證稿》是陳寅恪作品，全書八章，約十六萬字。《元白詩箋證稿》一書多論及元稹與白居易之作品，如《長恨歌》與《琵琶行》，其書的特色便是「以詩證史」。陳寅恪於賞奇析疑之中，寓考史察俗之實，旁徵博引，抽繭剝蕉，愈辯愈明，中唐世風、士習、政治、社會，亦於以得窺其真。
《柳如是別傳》
陳寅恪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01
本書主要內容包括緣起、河東君最初姓氏名字之推測及附帶問題、河東君與[吳江故相]及[雲間孝廉]之關係、附：河東君嘉定之遊、河東君過訪半野堂及其前後之關係、復明運動、附：錢氏家難。每一章都詳細講解。本書是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全部著述中影響最大的一部。遠在8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曾經出版該書，卻沒有再版，讀者長時間內只能面對絕版無可奈何。隨著一代對文史類讀物不乏興趣的讀者的不斷成長，自然而然地將這本書作為必讀、必買、必典藏的書籍之一。
吉誠
陳寅恪之所以能技驚四座、豔壓群芳當然源自於他老人家淵博的知識，獨特的治學方法。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他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他當然不是信口開河亂說一通，他是考據學的大家，所有的根據都是張口即來，授課時旁徵博引，縱論千古，橫評八荒。聽眾有不服者，按他說的出處去查證，想找出他的錯誤，繼而譏笑他，但最後不僅沒有看成笑話，反而一個個拜服於他的博聞強識、學貫中西。
陳寅恪先生的著作主要是考據學之類的研究成果，對外行人來說晦澀難懂，但含金量十足。隔行如隔山，很難點評到位。只能用一代大家形容他了。
拒絕下流
陳寅恪現在被人神話了，學術上的成就被放大了，他的各方面的能力和水平也被吹的太過分了。原因其實很簡單，一是他的家庭背景，二是他堅持自己的學術原則，這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很少具備的。
陳寅恪其實很早就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雖然他自己沒有說信仰馬克思主義，而且與馬克思主義確實也有一定的差距，但他的研究還是從社會經濟的實際出發，而不是從觀念出發。這一點在解放前是不容易的。其次，他提倡的以詩證史的方法雖然有侷限性，但也確實有一定的價值，在研究唐朝的歷史時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至於說他的成就，應該說是比較有限的。他沒有留下像錢鍾書先生那樣厚重的學術著作。這和他的身體狀況有密切的關係，因為他的視力很差，而且中年後就雙目失明瞭。他憑他的記憶和助手的幫助，完成了他一生中字數最多的一部著作《柳如是傳》。不管後人對這本書作何評價，但都反映了陳先生的紮實的學術根底和與命運抗爭的頑強的意志，這都是值得肯定的。
陳先生由於身體原因，很難正常工作，也受到當時政治上的一些干擾，但總體而言，黨和政府是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和關懷的，體現了黨對高級知識分子的一貫政策。至於文革中受到的衝擊，那是當時普遍存在的現象，不是專門針對他一個人的。現在出版的一些書籍和文章把陳寅恪在解放後的境遇說成是遭到迫害和悲慘，是言過其實的。
血色舞臺
希望回答此提問的網友諸君，在羅列陳大師的“學術成就”之前，先把以往罩在大師頭上的“光環”除去，例如“出身名門”、“天資聰穎”、“留洋多國”、“熟習二十多國語言”、“某人說他是教授中的教授”、“某人說像他這樣的五百年才出一個”、“連斯大林都稱讚他的才能”、“日本侵華時都派兵保護他”，等等。因為這些“光環”與“學術”毫無關係。然後開列他的書單，最好是把他被學界廣泛引用的學術觀點寫出來。我很想對陳大師的“學術”作系統研究。拜託！
望君山人
近現代文化史中有一位享譽國外的人物，他就是“公子中的公子，教授中的教授”國學大師陳寅恪。他在國家的大災難面前恪守著一個民族的史學傳統，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大學者，開創了一個研究的範式。陳寅恪講課時，或是經常引用多種語言，並貫通曆史；或是引詩舉史，都出口成章，而其中文字出處，從來沒有不準確的地方，伴隨而來的闡發更是精當，實在是令人歎為觀止。
陳寅恪出生於一八九零年的湖南長沙，祖母黃夫人為其取名寅恪，恪為兄弟間排輩。陳寅恪身出名門，父親陳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也是著名詩人；祖父陳寶箴，曾任湖南巡撫。陳寅恪在家塾中啟蒙，學習四書五經、算學和地理等知識。一九零零年祖父陳寶箴去世後，父親舉家遷居並在家中開辦思益學堂，教授四書五經、數學、英文、體育、音樂、繪畫等課程。陳家兩代素來提倡新政，陳三立與學堂教師相約不打學生、不背死書的一派新式作風的現代化教育也是深得當時兩江總督張之洞讚賞。如此家學淵源下，陳寅恪不僅在小時候就已經為學習國學奠定了基礎，其眼界也擴展到東西洋。
一九零二年，陳寅恪隨兄長赴日本巢鴨弘文學院留學。兩年後，因為腳上的疾病而輟學回國，後來就讀上海復旦公學。從一九一零年開始，陳寅恪開始了斷斷續續的遊學生涯，先後去往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美國哈佛大學等幾十個國家和學校，因此也掌握了近 20 種語言。陳寅恪遊歷多個國家後於一九二五年回國，此時正值清華學校改製為大學並設立研究院國學門，導師制也被胡適建議使用。陳寅恪當時被梁啟超向校長曹雲祥極力推薦為導師，梁啟超更是逢人介紹：“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
一九二六年，年僅三十六歲的陳寅恪被清華大學聘為導師，與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一同被稱為清華四大國學大師。陳寅恪所提倡追求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曾言:“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他為研究生授課並指導撰寫論文，從來都是事無鉅細，不讓他人代勞，時人稱之為“教授中的教授”。
一九二八年，陳寅恪拜訪臺灣巡撫唐景崧 ，與妻子唐篔戀並結婚。一九三九年，陳寅恪被牛津大學特聘為漢學教授，被英國皇家學會授予研究員稱號。陳寅恪準備赴任，都拍好了全家福相片。但因歐洲戰事，地中海不能通航，只好羈留香港大學執教。
一九四一，珍珠港事件引發太平洋戰爭，日本佔領香港。此時，陳寅恪被困香港，生活艱難，常將衣物換食。據說有位日本學者寫信給日本軍方，要日軍不要為難陳寅恪。鑑於陳寅恪的國際影響，當時日本憲兵不僅沒有騷擾他，還常常送去麵粉，但陳寅恪寧餓也拒不食，夫人每每將麵粉拖出戶外，展現了一個知識分子的非凡民族氣節和骨氣。陳氏一家被困香港的消息傳到國內，引起國內學術界關注，一九四二年春天，朱家驊派人把陳寅恪一家四口悄悄接到廣東。
陳寅恪在當時的史學界可以說是當之無愧的最高峰，他不僅研究貫穿文史，而且會十幾種語言，每有見解必不凡俗。一九四八年，蔣介石親自登門拜訪，勸陳寅恪到臺灣去。陳寅恪婉言拒絕後，最後落腳嶺南大學（後併入中山大學）當教授。
一九六六年，陳寅恪被紅衛兵認為“牛鬼蛇神”、“封建餘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指斥其罪惡累累。一九六九年春節後，陳寅恪一家被趕至中山大學校園西南區 50 號。早已失明的陳寅恪也是奄奄一息的躺在木板床上靠著流質食物來維持生命。一九六九年，守望“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陳寅恪，因心力衰竭，又突發腸梗阻、腸麻痺去世，虛歲八十。四十五天之後，妻子唐篔也平靜地了斷了自己七十一年的人生。
最博學之人命途多舛，但伉儷情深生死相依。陳寅恪真真是“閤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興華453
陳寅恪在家庭環境的薰陶下，從小就能背誦十三經，廣泛閱讀經、史、哲學典籍，厚實的國學功底為以後的治史打下了基礎。
110年陳寅恪官費留學。留學期間，他勤奮學習，掌握了蒙、藏、滿等十幾種語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125年，陳寅恪回國。這時，清華學校改製為大學，設立國學研究院。當時的研究院主任吳宓和梁啟超很器重陳寅恪，極力向校方舉薦他。吳宓認為他是“全中國最博學之人”。126年6月，他只有36歲，就與梁啟超、王國維一同被聘為研究院的導師，並稱“清華三巨頭”。他講課時，用多種語言，引詩舉史，信口道出，而文字出處，又無不準確，精當的闡發，令人歎服！就連當時的名教授如朱自清等也常來聽課。盛名之下，他謙和而有自信，真誠而不偽飾。
陳寅恪原攻比較語言學，通曉多種文字，為他從漢文以外蒐羅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較大的方便。他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治史中重證據、重事實的科學精神，又吸取西方的“歷史演進法”，運用這種中西結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一些資料窮本溯源，核訂確切。並在這個基礎上，注意對史實的綜合分析，從許多事物的聯繫中考證出關鍵所在，用以解決一系列問題，求得歷史真相。他這種精密考證方法，發展了我國的歷史考據學，為人們開拓了歷史的視野。
138年日本史學權威白鳥庫吉研究中亞史遇到疑難問題，向德、奧知名學者求助，未能解決，柏林大學乃推薦陳寅恪。他向陳寅恪請教後，才得到滿意解答。蘇聯考古學家發掘一突厥文碑石，無人能辨識，請教陳寅恪，終於得到準確破譯。
日本人佔領香港後，持日金四十萬元委任他辦東方文學院，他堅決拒絕。1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專程請他到已被日軍侵佔的上海授課。他又一次拒命，隨即出走香港。
142年，在民族危亡的關頭，某些御用文人竟發起向蔣介石獻九鼎的無聊活動，勸他參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賦》“九鼎銘辭爭頌德，百年粗糲總傷貧”，以示諷刺。這一時期，在繁忙的教學中，他仍致力於學術研究，先後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兩部著作，對隋唐史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為後人研究隋唐史開闢了新的途徑。
解放後，他受到黨和政府的器重和無微不至的關懷。162年，胡喬木造訪看望，關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說：“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喬木笑答：“出版有期，蓋棺尚早。”
十年動亂期間，陳寅恪遭到殘酷折磨。169年10月7日在廣州含恨離開人世。巨星隕落，陳寅恪的才學及品格永為世人讚歎和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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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1890.7.3～1969.10.7），中國現代國學大師，歷史學家、古典文學家、語言學家、詩人。是清華大學歷史上四大哲人之一，中國史學四大家之一。出生於湖南長沙，曾就讀於復旦大學、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美國哈佛大學。先後在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廣西大學、燕京大學、中山大學等任職任教。他長期著力於史學研究方面工作研究範圍極為廣泛，對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尤其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古代語言學、敦煌學、中國古典文學等多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主要著作有巜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巜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巜元白詩箋證稿》、巜柳如是別傳》、巜陳寅恪集》、巜讀書札記一集》、巜讀書札記二集》、巜讀書札記三集》、巜書信集》、《詩集》、《寒柳堂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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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長期致力於史學研究工作，研究範圍甚廣，他對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別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語言學、敦煌學、中國古典文學以及史學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陳寅恪治學主旨“在史中求識”。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治史中重證據、重事實的科學精神，又吸取西方的“歷史演進法”，即從事物的演化和聯繫考察歷史，探究史料，運用這種中西結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一些資料窮本溯源，核訂確切。並在這個基礎上，注意對史實的綜合分析，從許多事物的聯繫中考證出關鍵所在，用以解決一系列問題，求得歷史面目的真相。他這種精密考證方法，其成就超過乾隆、嘉慶時期的學者，發展了中國的歷史考據學。
魏晉南北朝
陳寅恪以研究中古史的著述影響最大。他分析了東漢以後，中國社會上儒家大族與非儒家寒族在政治上形成兩個不同的集團，其勢力的升降為當時政治演變的基礎。陳寅恪是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開拓者，涉及的領域相當廣泛，提出許多精闢見解。在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不僅在許多方面都有開拓創建，而且有許多方法、結論至今仍發人深思，給人啟迪。他從等級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四大突出特點進行分析，使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推向了深入。 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關於民族與文化的歷史考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他反覆強調種族與文化問題是研究中古史最重要的關鍵。在民族融合與文化整合關係上，他提出“北朝胡漢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種族”的論點。這對研究中華民族融合史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陳寅恪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最精湛的部分，也是他超越前人的方面在於：一是史料的擴充，如詩文與史實的互證、考古與音韻資料的應用、域外記載的採擷；二是分析方法的改進，即史法的進步。該書雖非陳寅恪的原著，但仍較為真實地體現了陳寅恪在魏晉南北朝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隋唐
隋唐兩朝共有三百多年的歷史，是我國中世紀的極盛時代，居當時世界各國的前列。但是史家對這一時期歷史的許多重要問題研究得非常不夠，特別是對其文物制度淵源流變的研究，缺少符合歷史事實的論著。陳寅恪有鑑於此，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寫出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應用大量資料，系統地論述了從漢魏到隋唐文物制度的淵源和演變，對海內外學術界有重大影響。
另一方面，陳寅恪從“古文運動”，“新樂府”、“行卷”三方面人手研究唐代文學。他把“古文運動”與民族意識，文化交互關係結合起來研究，提出了研究唐代文學新見解。在《論韓愈》一文中，指出古文運動的中心是恢復古代儒家思想的地位，韓愈等是走在古文運動中最前的人。他認為“新樂府”是我國文學逐步趨向下層的一個重要標誌，其價值與影響比陳子昂李白更為高遠，這種見解超越了前人。他是第一個對“行卷”進行全面研究的人，重要成就是發掘了“行卷”思潮。
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用宇文泰的“關中本位政策”所鳩合的集團興衰和分化，解釋唐代近三百年間統治階級的升降，論證充分，後來學者多所稱道。此外，他在書中，精細入微地考察了隋唐時期的主要制度，如禮儀、職官、刑律、音樂、兵制、財政諸制，發其源而究其變，提出關於“關隴集團”的概念，為後學提示了一個宏觀地把握西魏、北周、隋代至初唐歷史發展基本線索的關鍵，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明清
陳寅恪所著80餘萬言的《柳如是別傳》為明清文學研究提供了許多價值的成果。他詳細考證了柳如是，精闢地拴釋了錢、柳詩文。他頌揚柳如是，贊同錢廉益的觀點，使人耳日一新。他為錢、柳詩文進行箋證，反映明清之際的政治、社會狀況，是以詩文論證一代史事的典範。 該書不僅是陳寅恪檢驗自己畢生學術水平的一次綜合實踐，同時也是陳寅恪一生治史思想的結晶。
陳寅恪的著作，多屬考證性文字，但他的考據方法，已有別於傳統意義上的考據。他以考據為手段，在考證歷史事實的基礎上，還注意探求歷史發展的規律。陳寅恪在繼承乾嘉學者實事求是、精密嚴謹的考據之學時，也吸收了宋代學者追求義理的作風，注重探求歷史的規律。在西方歷史語言考證學派的影響下，他十分重視對語言工具的學習，並掌握了十幾門外語。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語言工具，對中外文資料進行比較研究：在西方文化史學的影響下，他在歷史研究中引入文化史學觀點，從民族與文化兩個角度來進行研究，拓展了史學研究的範圍。在繼承傳統的前提下，陳寅恪對考據方法加以創新，形成了他獨具特色的新考據方法。其考據方法的特點即“詩史互證”與比較的方法。
“詩史互證”是陳寅恪在研究中用得最多，最具特色的一種考據方法。雖然首先提出這種方法的並不是陳寅恪，但他把這種方法大量付諸實踐並取得了豐碩成果。他首先注意到唐詩的史料價值。因唐詩的作者來自社會各階層，唐詩中許多作品直接反映了現實生活，可以補正正史之不足及訛誤。除唐詩外，小說也可以用於證史。他還提出了利用小說證史應注意的一些原則。《柳如是別傳》是陳寅恪“詩史互證”的力作，此書通過箋釋錢謙益、柳如是的詩文，系統論述了明末清初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陳寅恪“詩史互證”方法的運用，既是對史料範圍的擴展，也是對考據方法的創新。
比較的方法體現在他利用自己掌握的語言工具，進行中外文資料的比較研究，發現了許多前人未發現的問題，並闡明瞭自己的看法。他利用這種方法在蒙古史研究中獲得了許多成果；他還利用對音方法考證出史書中的一些地名，以及書籍在輾轉翻譯過程中出現的一些錯誤。與王國維一樣，陳寅恪也注重地上實物與地下實物的比較研究，特別是利用敦煌出土資料釋證文獻記載，並有許多發現。
陳寅恪的新考據學方法，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傳統文獻研究方法，在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方面具有重大意義，但他有些考據過於繁複冗長，這又是他的不足。 陳寅恪與王國維、陳垣等形成了中國史學史上具有代表意義的“新考據學派”。研究的範圍，涉及中古史、宗教史、蒙古史、敦煌學等，並取得了不少開創性的成果。 蒙史
《蒙古源流》是明朝萬曆年間內蒙古薩囊徹辰所著，其中夾雜不少神話傳說，與元代蒙漢文史書多有不同，往往讓人們困惑不解。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陳寅恪發表了4篇論文，探明瞭《蒙古源流》一書的本來面貌，使人們對原來困惑不解的難題，得以瞭解通釋，對後來的蒙史研究產生重大影響。 他在《蒙古源流》一書中首先運用了西方漢學家的對音勘同的譯名還原法，突破了這一領域中傳統的證補和重修正史的老路，使中國蒙古史的研究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進入一個新階段。
敦煌學
陳寅恪的學術研究，雖然沒有傾力於敦煌學，但是卻在敦煌學資料的搶救、整理、敦煌學的確立及發展等各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使敦煌學終於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顯學”。陳寅格從事敦煌文獻研究並把它納入到世界學術領域中，得到各國學術界的認可。
1930年，陳寅恪在其所撰《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中最早提出“敦煌學”的概念，指出“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在該序中，就北京圖書館所藏八千餘卷敦煌寫本提出九個方面的研究價值，即摩尼教經、唐代史事、佛教文義、小說文學史、佛教故事、唐代詩歌之佚文、古語言文字、佛經舊譯別本、學術之考證，為敦煌學研究指明瞭方向。撰有《大乘稻芊經隨聽疏跋》《懺海火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緣曲跋》《須達起精舍因緣曲跋》《韋莊秦婦吟校箋》《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蓮花色尼出家因緣跋》等多篇論文；還在《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序》《元白詩簽證稿》等論著中，利用敦煌資料補史、證史、大多數敦煌學論文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及《元白詩箋證稿》三書也使用一些敦煌資料。 著文為從事敦煌文獻研究者開闊了視野，為中國敦煌學研究的全面開展，奠定了基礎，開創了先河。
藏學
陳寅恪對藏學、突劂學研究，他從不輕下斷語，總以嚴謹的科學態度進行判別，不違駁事實，是一位史識與史德統一的典範。他嚴謹處理“讚美”與“求真”的關係，實事求是地評價歷史，至今仍然具有深遠的教育意義·
陳寅恪積極促進當時國內對於藏文書籍文獻的保護和收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曾存有陳寅恪整理的《西藏文籍目錄》，除此之外，還曾在流亡雲南蒙自時期撰寫《蒙古源流注》，該書稿系依據其蒙、滿文諸本，並參稽其所出之西藏原書、《四庫提要》所謂“咖喇卜經”等者，考訂其得失，與沈乙庵書大異。另又花費了大量心血比勘佛經的梵、藏、漢譯本之異同得失而撰寫《校記》。可惜資料及文稿均毀佚於戰火。
陳寅恪的朋友中，研究藏學者有多人，如李方桂於解放前赴美，一直從事這方面的研究，發表有《馬重英考》等多篇論文。而受陳寅恪的影響，一些有志之士，如於道泉、張熙、王森等人以及一些學生，如吳其昌、姚薇元、劉盼遂、劉銘恕兄弟、林亮等人進行了程度不一的藏學研究。
突厥學
在突厥學方面，陳寅恪摒棄了把突厥史作為隋唐史附屬品的陳舊觀念，肯定了“突厥在當時實為東亞之霸主”的地位。他以“外族盛衰之連環性”解釋唐與突厥間力量的迅速消長變化以及霸權地位的急劇轉化，表現出卓越的史識。
陳寅恪對佛經翻譯、校勘、解釋，以及對音韻學、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淵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課題的研究，均有重要發現。
宗教學
陳寅恪對宗教學的研究，是他學術生涯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早年因受到系統的方法論訓練，又有深厚的駕馭語言文字的功底，使他能夠在宗教學研究裡遊刃自如。他的學術研究在國際學界也為專家學者仰止。陳門家學有濃厚的佛學氣氛，陳寅恪之父陳三立曾就學於佛學大師楊仁山的祗洹精舍，潛心修佛。長兄陳衡恪自幼經受佛學薰習，且擅佛畫。蔣天樞先生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中記敘：陳寅恪少時曾泛覽祖父所藏“浩如煙海”的古籍佛典。佛學研究是他的宗教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內容。他利用豐富的語言學知識，開闢了南北兩傳比較研究的領域，注意研究中國佛教的源與流的關係，梳理佛教名相的產生和演變，指出了以往中國佛教翻譯的“誤譯”或“誤解”的問題。
佛教傳入中國後，往往因語文能力限制，不能與原本或其語言譯本對勘，陳寅恪最重外語研習。他研究佛教，能著重考證，並在考證中探討問題。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是世界佛學界對早期禪宗研究的高潮，他先後對《大乘起信論》和《六祖壇經》的“傳法偈”的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這些看法與當時國內一些著名學者並不一樣，自成一家之言。他還對當時國內佛學界和中國哲學界發起的魏晉玄學的討論，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所作的有關支愍度的“心無義”學說的考證，至今也是最詳盡的一篇，可與湯用彤的《兩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的有關章節相互印證。他對武則天與佛教的關係的研究，也受到了中外學者的注意。此外，他對佛經翻譯和佛教文學也多有發微。
語言學
陳寅恪精通梵文和多種西域古代語言。更有盛傳其通曉包括英、法、德、俄、西班牙、日、蒙、阿拉伯、梵、巴利、突厥、波斯、匈牙利、滿、藏、希伯來、拉丁、希臘、回鶻、吐火羅、西夏、朝鮮、印地、暹羅等20餘種語言。考察其遊學經歷，陳寅恪應當掌握日語、德語、英語。參考陳封懷回憶，陳寅恪應當掌握包括英語、德語、法語。考察其遊學所學課程，陳寅恪應當涉獵梵語，希臘語，巴利語。考察其所記錄筆記，陳寅恪應當涉獵藏文、蒙文、突厥回鶻文、吐貨羅文（土火羅文）、西夏文、滿文、朝鮮文、佉盧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伊朗文（應當是古波斯文）、希伯來文。
眾所周知，學習一門語言，有聽說讀寫不同方面，而陳寅恪運用在學術研究中的，多聚焦於“讀”這一個層面，通過閱讀各種文字的文獻來立論舉證，而於其餘的聽、說、寫方面，則沒有明確證據。雖然陳寅恪所學習過的許多文字都是不必學會聽、說、寫的“死語言”，但就傳說中的英、法、日、德、俄、古希臘語和拉丁語而言，除了英語、德語和日語外，對別的語言能否做到“精通”，也缺乏明證。而陳寅恪對歷史語言學和“死文字”的運用，並非專注於通曉語言本身，更非是將學習外族文字作為奇巧淫技式的學問展示，他更多的還是借用語言為輔助工具，其學問的核心關照，還是海內文明、中土史地。 陳寅恪自1926年留學回國後，就任清華大學研究院教授，是當時清華“四大導師”之一。之後，成為清華大學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在師生中享有“蓋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師”等稱譽。在清華校園裡，不論是學生還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難問題，都向他請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滿意的答覆。大家稱他為“活字典”、“活辭書”。他講課時，研究院主任吳宓教授是風雨無阻，堂堂必到的聽課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準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聽他講學。哲學專家馮友蘭，當時任清華大學秘書長、文學院長，可每當陳寅恪上《中國哲學史》課時，馮先生總是恭敬地陪著陳寅恪從教員休息室走出來，靜靜地坐在教室裡聽他講課。他講授的課程主要有《佛經翻譯文學》《梵文文法》《兩晉南北朝史》《唐史》《唐代樂府》《唐詩證史》等。
陳寅恪對學生的愛護無微不至，對學生生活乃到畢業後就業問題，也非常關心。他認為問答式的筆試，不是觀察學問的最好方法。做論文，要求新資料、新見解。他從不要求學生用死記方法，而是鼓勵思考，他更反對“填鴨式”的教育方式。“桃李滿天下”，對陳寅恪來說，當之無愧。他為國家培養了許許多多的優秀人才，其中不乏如季羨林、蔣天樞等大師。
濯清齋馮毅
陳寅恪對佛經翻譯、校勘、解釋，以及對音韻學、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淵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課題的研究，均有重要發現，是國內外學術界公認的博學而有見識的史學家。1938年，日本史學權威白鳥庫吉研究中亞史遇到疑難問題，向德奧知名學者求助，未能解決，柏林大學乃推薦寅恪。他向寅恪請教後，才得到滿意解答。蘇聯考古學家發掘一塊突厥文碑石，無人能識辨，請教寅恪，終於得到準確破譯。
陳寅恪不僅國學、史學成就卓著，而且其詩才也頗具大家風範。他尤善舊體詩，有《詩存》傳世。陳寅恪因其在學術上博專兼具，成就卓然，被讚譽為“一代學術奇人”。他的學術成就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能匹敵者幾無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