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冬天，整個中國都因新型冠狀病毒籠罩在一種巨大的恐懼之下。
疫病，在人類歷史上從來都不是稀客，可即便人類曾經歷過數次規模巨大的瘟疫，在2020年，科技與醫療都得到極大發展的今天，人類對瘟疫的恐懼心理依然不減。
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曾對恐懼作如下定義： “當恐懼是擴散的、分散的、不清晰的、不附著或不固定在某個東西上的、自由浮動的、沒有明確的地址或起因的時候……當我們應該害怕的威脅隨處可見又無處可見時，它是最可怕的。‘恐懼’是我們給自己的不確定感以及自己對威脅和應該做什麼茫然無知起的名字。”
是什麼讓我們恐懼？我們的恐懼有沒有被操控？我們對未來的恐懼是不是一種習慣？
很多世紀以來，對未知和未來的恐懼一直是恐懼的文化腳本的核心議題。顯然，儘管啟蒙思想家以及樂觀主義評論家表達了希望，但是人類對未知的恐懼仍未被克服。事實上，當前的輿論引導者、科學家、政客在談到將來時，經常一致地表現出聳人聽聞的恐懼語氣。
針對未來的恐懼修辭最引人注目的特徵之一便是看似隨意實則混亂不堪的表達方式——將有關全球性大災難的預言劈頭蓋臉地向大眾扔去。甚至連備受敬重的科學家在採用職業危言聳聽者的伎倆時也輕鬆自然、毫無顧忌。在標題引人注目的《時終》一書中，宇航員馬丁·J.里斯（Martin J. Rees）告訴讀者，人類能夠倖存到2100年的概率只有“50%”。他押1000美元，打賭“2020年之前，一起諸如生物失誤或生物恐怖之類的事件將奪去百萬人的性命”。
英國天體物理學家，馬丁·J.里斯
01 承認恐懼是為了展現自己敏銳的領悟力
里斯並非唯一用輕快的口吻預言末日之人。 在2005年流感肆虐時， 職業“媒體醫生”科波菲爾醫生在《泰晤士報》上寫道：現在媒體上大量數據紛紛指出，禽流感病毒“不可避免”地在世界範圍內爆發，並且病毒活動突破了物種界限，開始感染人類。
是的，夥伴們。忘掉市值蒸發的養老金吧，在即將爆發的流感中， 反正人們都要死的。如果從好的方面看，禽流感的爆發延遲了20年，我們已經幸運地多活了這麼多年。科波菲爾對待大規模死亡的方式樸素而且詼諧， 反映出當今用隨意且輕鬆的態度看待災難的趨勢。 甚至並不具備任何科學地位的名人也覺得自己被賦予了用輕鬆的態度散佈危言聳聽式言論的權利。
關於人類滅絕、地球毀滅、大規模死亡預言的擴散，在學術研究中經常被闡釋為恐懼文化的威力戰勝人類想象力最重要的症狀。毋庸置疑，經常性的末日言論傳播對人們現在及將來的人生觀都有影響。更重要的是，不要將恐懼修辭與人們對聳人聽聞者的真實信念和回應相混淆。從社會學角度來看，里斯、科波菲爾或吉爾道夫的言論都應看作表演性的—恐懼表演。如“我害怕”這類表達恐懼的表述並非單單意味著某人真的害怕；
這種表述經常被用來引起人們對某個問題的關注，且表明某人心生畏懼、有責任心——與他人不同——認真看待某個具體威脅。 在某些圈子裡，表達恐懼是為了表現出對人們面臨的許多隱蔽的危險具有很強敏感性的刻意之舉。 承認恐懼是為了展現自己敏銳的領悟力。 這種自發自覺的裝模作樣並不意味著人們一定比以前更恐懼，而只是為了表示人們理應如此。競選者非常珍視表現焦慮及恐懼的表演機會，他們認為其事業的嚴肅性要求他們用誇張的表演來吸引人們對其信息的關注。 從這個角度看，嚇唬公眾就等同於履行公民責任。 比如美國政治學家喬治·馬庫斯（George Marcus）宣稱，焦慮幫助個人成為更加知情的公民。他說，“大多數美國人對政治不太瞭解，或是對候選人各色事務上的態度瞭解甚少”。然而，“心中充滿焦慮的公民往往更知情，因為情感激勵他們在充滿不確定的時刻抓住問題的重點”。恐懼訴求經常被用作一種策略，為的是引起人們對某個問題的關注，以及敦促人們趕緊付諸行動。
這些如今已被作為影響人們行為的合法工具得到了宣傳家、選舉操盤手、政客及恐懼推手的廣泛認可。一項研究顯示，恐懼訴求“被實證研究者認為是一種獨特的論證方式，用可怕的結果（最典型的便是死亡的可能性）來恐嚇目標讀者，以此讓讀者採取所推薦的反應”。
正如柏拉圖所說的“高貴的謊言（noble lie）”，無論是否與事實相符，恐懼訴求都具有合理性，因為它們揭示出更高層面上的真理。鼓吹恐懼之所以大受追捧，是因為“恐懼不僅有助於鼓勵人們用更安全的方式行動，而且可以敦促人們採取‘更加文明’的行為。比如，反酒駕及戒菸運動經常使用死亡恐懼來阻止人們反社會或自我毀滅的行為”。
02 你是否會因“恐懼”而達成交易？
恐懼訴求是否真的奏效是個飽受爭議的話題。在提到未來恐懼時，18世紀和19世紀傾向於宗教主題，如未來的懲罰或未來的地獄。 20世紀頭幾十年以來，未來恐懼被重新定位，更多地指向世俗之事，並且顯然獲得了更具個人色彩的形式。 比如，讓我們看看人壽保險從業者是如何描述未來恐懼的。
美國保險業刊物《保險業週刊》在1949年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實實在在、世俗的、非常個性化的一版未來恐懼：事實上，首先讓我們想想為什麼大多數人購買人壽保險。他們這樣做是因為對自己及家人的未來感到恐懼。害怕傷殘，害怕急需用錢時卻沒錢，害怕死亡，也害怕壽命太長，害怕未及時完成教育計劃……
此刊把未來恐懼看作商業機會，因此，它委婉地提出了這個問題：“你是否會因‘恐懼’而達成交易？” 《保險業週刊》呈現的世俗版本的未來恐懼聚焦在意料之外的個人問題和危機以及未能實現或被擾亂的個人規劃上。但是，這些並非對未知的恐懼，而是社會成員都面臨的可以立即識別出來的危機。這種未來恐懼的世俗版本存留至今，但其中對未來威脅的描述遠不如《保險業週刊》裡的那麼具體。最終，人們提出了一個超越了有關未來恐懼傳統觀念的問題—指向了未知的威脅。
03 對確切的好消息，人們也用懷疑或負面的視角來理解
在當今時代，不僅一些意料之外的威脅，就連未來本身都被描繪為恐懼之源。對可怕的未來最戲劇化的描繪出現在有關環境災難的恐怖反烏托邦作品中。這種敘述並未引發太多恐慌，只是削弱了社會的信心。 降低對未來的期望促使人們哪怕是對確切的好消息也用懷疑或負面的視角來理解。 就以生命本身為例。在世界上的大多數地方，預期壽命持續延長。與從前相比，大多數西方國家的人變得更健康且壽命更長。最年輕的一代可能會比他們的祖輩多活20年。然而，現在提醒公眾健康危險又一次來臨的宣傳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為頻繁。
自21世紀以來，公共衛生活動家們及其政治盟友沒完沒了地告誡人們，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將增加患病及早逝的概率。這些恐怖故事令人憎恨地將矛頭轉向父母，恐嚇說，除非他們採取健康的生活方式，否則其子女可能死在他們前面。正如英國皇家全科醫學院前主席史蒂夫·菲爾德（Steve Field）博士所稱：家長從一開始就應該成為孩子的楷模，並且通過給孩子們提供合理的、適當分量的食物來控制未成年人的飲食習慣，而不該給他們吃垃圾食品……除非父母對孩子的飲食多加控制，否則孩子一生將面臨健康方面的風險，甚至是英年早逝的風險—死在父母之前，想到這一點就令人傷感不已。
04 未來是由希望和恐懼同時支配的
就年輕人的未來前景而言，如果“我們已經習慣了”這種負面的評價，那就表明社會或多或少已經放棄了希望。 限制社會對未來持有希望的文化及政治力量為恐懼感及怨憤情緒提供了生長的機會。值得注意的是，在許多語境中，“未來”這個字眼經常被用作“希望”的同義詞。有史以來，人類未來經常被描繪成受希望與恐懼兩者關係所影響。正如18世紀詩人亞歷山大·蒲柏所說：“天意所遣，希望和恐懼這兩種強烈的情感使人類得以保持幸福的平衡。”蒲柏還用欣慰且樂觀的口吻寫道：“希望永遠在人們心中。”當今的末日目的論與蒲柏的樂觀哲學構成令人印象深刻的對立。
宗教人士依然宣揚希望永遠比恐懼更強大，然而其言論常被視為是孤注一擲，只為粉飾普遍的迷茫心態。“我有未來”是表明“我有希望”的委婉方式，剝奪人們的未來就是對希望的迎頭棒喝。恐懼與希望的關係並非僅僅取決於個體的心理屬性，感覺到希望也並非對人們在社會中所擁有的機遇的直接回應。對未來充滿希望的態度與人們擁有可用來應付未知的意義體系緊密聯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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