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学兄遽逝。当时是他的次女李芹随侍在侧，她就曾来过电话希望我为她父亲写篇纪念文章，后来他三女儿李蓝从国外回来，又打电话谈过此事。我虽然已届耄耋之年，已有数年未曾握笔，但我对他两个女儿说：这篇文章是一定要写的，写不好也要写。因为我们是相识近70年的老同学和朋友，在校时相处甚密，后来也没失去联系，2018年5月还在京见了两次面。
我和李希凡是老同学。1949年7月和8月，希凡和我先后进入山东济南的华东大学。这是一个培养革命干部的短期训练班式的学校。1950年夏初，这个学校改为新型正规化大学，设立中文、历史、外语等系。原来学生中大部分奔赴工作岗位，少数年龄较轻、文化程度较高的留下继续学习。李希凡和我都留下成了文学系一年级学生，并且编在一个小组里。李希凡被选为正组长(学习组长)。他的未来的妻子徐潮，被选为副组长(生活组长)。这是我们认识的开始。
1950年深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华东大学由济南迁往青岛，与原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合并，组成新的山东大学。于是我们由济南来到青岛。1951年3月15日，新山东大学成立，我们成了中文系一年级下学期的学生。我们原应在1954年夏季毕业，但1953年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急需大批人才，政务院决定华北华东高校文理科三年级学生提前一年毕业。于是我们与四年级学生同时毕业。李希凡到中国人民大学当研究生，我到北京大学当研究生，相距不远。徐潮不久也到北京工作。
山东大学的三年，李希凡在班上是个令人注目的人物。他的经历与大多数同学不同。由于日寇入侵和家道中落，他没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外语和数理化没好好学过，这是他的不足。但他在社会上闯荡，也获得许多在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例如他曾在话剧舞台上为演员充任提词工作，就使他早就对曹禺剧作有深入的了解。他的大姐夫赵纪彬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多卷本的主要作者之一。他曾为姐夫长时间抄稿，这对他知识的积累和视野的开阔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同学们都觉得他知识广，懂得东西多。对我们感到陌生的学术问题，都能发表点意见，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上世纪50年代初流行的文学观念今天看来不无狭隘。比如那时新华书店(兼有出版社功能)出版了一套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应是主要的阅读对象。李希凡虽不反对这种看法，自己却大量阅读古典作品和欧美文学作品。在学习期间，他完成了两篇论文，一是《典型人物的创造》，是以沙俄作家冈察洛夫所塑造的奥勃洛摩夫为例，谈作家如何塑造艺术典型。这篇文章自始至终是在恩师吕荧的指导下完成的。另外一篇是《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读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此篇1954年在京重改,后收入文集第一卷。一个大学本科生在校期间能写就两篇论文并得以发表，是非常难得的。
李希凡在山东大学的一项爱好是诗歌朗诵。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岁月，诗歌和朗诵非常流行。在山大还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我们的老师高兰先生，是抗日战争年代著名的诗人和朗诵家，又是当年朗诵诗运动的提倡者，曾对学生的诗朗诵给予鼓励和指导。我们同学中间，也有人如任思绍和陶阳，都能写出很不错而又适宜朗诵的诗。朗诵有独诵和合诵，我们经常在学校集会中朗诵，很受欢迎。有一次毕业典礼上，李希凡诗歌独诵，代表在校同学欢送学兄学姐，效果很好，有些毕业生竟激动得流泪。我们也数次去青岛人民广播电台去朗诵，配合抗美援朝运动做宣传。1951年夏，青年团山东省委在青岛举办了一次海滨夏令营活动，李希凡和我派去指导朗诵。我那时年龄还小，重要工作都是李希凡来做。
李希凡和徐潮恋爱成功也是他在山大校园三年中的一件大事。在旧社会，李家已经破落，而徐潮家境宽裕且有点地位，两人青少年生活环境大不相同，能相识相知以至结为终身伴侣，并不容易。这里希凡坚忍不拔不达目的绝不休止的毅力起了决定作用。希凡恋爱屡受挫折，苦闷难耐时就找我们谈谈以解郁结。
李希凡徐潮到北京后，很快结了婚，不久有了大女儿李萌，这时希凡还在人大学习，日子过得艰难，人大是从解放区迁京的学校，制度很严。星期六下午6点前是学习时间，没有课也要在课堂自学，星期日晚上8点，又是晚自习时间，必须到课堂自习。一个星期只有26小时的假。从人大出来等公共汽车到西直门，再转车进城到家，总在八九点。星期天回校更难。当时北京高校集中在城外西北部，回程人更挤，三四点钟排队的大学生绕了几个弯。一次李希凡回校，到西直门已6点，排队等车8点赶不到学校，他就插队，后面的人叫：人大的那个大个儿不要加塞儿(当时大学生每个人身上都戴校徽，北京人把插队叫加塞)。希凡诉苦：家中有不满周岁婴儿，上周晚自习迟到已受过批评，不得已而为之，批评他的人原谅了他，让他加了一回塞儿。
1955年秋，我被分配到西安西北大学工作，两年后被错划为“右派”，为了不连累他人，我与所有同学和朋友断绝了来往，以免连累他人。大约上世纪70年代初，学校一位负责人找到了我，说李希凡来到了西安，现住在西安市文化局招待所，叫我去找他，请他来西安作个报告。以我当时的情况，是非常不愿意见老同学的，但奉领导之命，只好骑自行车到招待所去。
西安市文化局招待所在西安西大街北侧，鼓楼的东南，招待所的后面有个很小的院落，希凡就住在那里，是一间宽大的平房。现在招待所早已拆掉改建了广场。一进去发现有两位客人在那里。希凡还认识我，向两位客人介绍，这是他山东大学的老同学。又向我说：两位是作家杜鹏程和王汶石，刚刚被解放。杜王二人不久就告别。于是我就向希凡说明来意。并向他表明：虽然我“右派”摘帽已十几年了，本不愿再来见老同学的。希凡见我很拘束，说我的事他略有所闻，接着说开了家常，谈起上世纪50年代去欧洲参加世界青年和平联欢节的事。那时去欧洲先到莫斯科，坐火车要6天6夜，同行的人在这么长时间里都成了朋友。
后来因特殊原因，他未能去西北大学作报告。他曾来到西北大学，看望了单演义教授，在他家用了晚餐，并留有一张照片。
改革开放后，由于希凡和我都搞点鲁迅研究，常在一些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上见面。不久他当上了有一定级别的官员，但对老同学不改常态，他有个照相机，出游时总要给我照几张相，并且洗好了寄给我。1981年鲁迅百年纪念会后，他还在家中设宴招待，徐潮亲自下厨。那天赴宴的有徐文斗、张惠萱，蓝翎刚从朝鲜访问回来，也参加了。
新世纪以来，我与希凡见过两次面。一次是201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为他出版了文集，开了个纪念会。此时徐潮已逝，长女李萌也逝去还瞒着他。这次见着他，觉得他一下衰老很多，步履艰难，这次有袁世硕、田师善、魏同贤、张杰和我五个老同学赴会，非常难得。为了让我们方便聊天，吃饭时为老同学专设一桌，叫同学席，但我们这些老头子，都不大说话，袁、田二位更是一言不发，你问他一句，他回答两三个字。
至于2018年与希凡在京见面，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学生、这次与我一起晋京的刘炜评有专文记载，不赘。我这篇文章讲的是些琐事，但这些零碎的细节构成了生活，构成了历史。
（作者系西北大学教授、鲁迅研究专家）
閱讀更多 海報新聞客戶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