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 米歇爾·福柯 著，錢翰/陳曉徑 譯，《說真話的勇氣》，2016.
本書為法國著名思想家福柯在法蘭西學院演講系列之一
現在，正是在這每一個方面，“直言”與預言式說真話的這些不同特點，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你們由此可以看到，“直言者”是預言家的反面，因為預言家並不代表自己說話，而是以別人的名義說話，他發出的聲音不是他自己的。相反，“直言者”從定義上來說，是以自己的名義說話的。關鍵的是，他表達的是他自己的意見、思想和信念。他必須對自己的話負責；這是他的坦率的代價。預言家並不必須坦率，甚至是他在說真話的時候。其二，“直言者”並不預告未來。當然，“直言者”展現和揭示人們的盲目性阻止他們看到的東西，但是他並不展露未來。他展露的是事物之所是（whatis）。“直言者”並不幫助人們以某種方式超越人類本體論結構中的某種界閾(threshold)，也不幫助人們超越把他們與其未來分離開來的時間之本體論結構中的某種界閾。
“直言者”幫助人們克服他們的盲目性，關於他們是什麼的，關於他們自身的盲目性，所以，人們的這種盲目性不是源於一種本體論的結構，而是源於一些道德過失、精神渙散，或者缺乏紀律，是疏忽大意、懈怠或者軟弱的結果。正是在人類及其由於疏忽大意、自滿自得、軟弱和道德放鬆而導致的盲目性之間的這種相互作用下，“直言者”扮演起自己的角色，就像你們看到的那樣，這因而是一種與預言家所扮演的很不同的揭示性角色；對預言家來說，他站立的位置是人類的有限性和時間的結構之連接點。第三，再次從定義上來說，“直言者”不像預言家，並不以謎的方式說話。相反，他儘可能清楚和直接地說話，不作任何偽裝或者修辭學的裝飾，因此他的言辭可能被直接地給予其規定性的價值。“直言者”不給闡釋留下任何餘地。當然，“直言者”留下了一些有待去做的事情：他給他的言說對象留下了一個困難的任務：去勇敢地接受、承認這種真理，將其變成自己的一個行為準則。“直言者”留下了這一道德任務，但是，與預言家不同，他並不留下困難的闡釋任務。
其次，我想我們也可以將直言式的講真話與另外一種講真話的模式相比照。這後一種模式在古代非常重要；對於古代哲學而言，毫無疑問，這甚至比預言性的說真話更加重要。正如你們知道的，不同於我們剛才一直在談論的預言家，賢哲(the sage)用他自己的名義說話。即便這種智慧或許是為一位神祗所啟發，或者是為一種傳統、為一種有點秘傳性質的教諭傳遞給他的，賢哲仍然存在於他所言說的，存在於他的講真話裡面。他所表達的智慧真的是他自己的智慧。賢哲在他所言說的東西之中展現著他的智慧模式，在那種程度上，儘管他在永恆的、傳統的智慧和他所言說的對象人之間，起到了某種中介的作用，但不像預言家，他並不僅僅是一個代言人。他自己是睿智的，是一位賢哲；其作為個人存在方式的智慧模式，使得他有資格成為一位賢哲，使得他有資格言說智慧之語。在那種程度上，就其在睿智話語中存在，及在睿智話語中顯示其智慧模式而言，比接近預言家而言，他更接近“直言者”。但是賢哲將他們的智慧保持在一種本質上是隱退(withdrawal)的，或者至少是緘默的狀態——這賦予了他特點，至少通過我們在古代文獻中能夠發現的一些特徵。
基本上，賢哲的睿智是自在的，也是自為的，不需要說出來。他沒有被迫言說，沒有什麼東西強迫他與人分享他的智慧，講授他的智慧，或者展示他的智慧。這解釋了或許可以被稱為其結構性沉默的東西。如果他開口說話，僅僅是因為他被某個入的問題所吸引，或者是被城邦的緊急情勢所吸引。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他的回答——在這方面他從而或許很像預言家，而且經常模仿預言家和像預言家那樣說話——可能很高深莫測，使得他的聽話人，不知道或者不確定他實際說了什麼。智慧型的講真話的另外一個特點，是智慧說了當下“所是的東西”（what is），這與預言不同，預言說的是“將是的東西”（what will be）。賢哲言說“所是的東西”，這就是說，他述說的是世界的存在，是事物的存在。如果說，這種對世界的存在和事物的存在的真理進行言說有著規定性的價值的話，它不會是以與一個時機相聯繫的建議的形式，而是會以一個普遍的行為原則的形式。
賢哲的這些特點可以在第歐根尼·拉爾修(Diogenes Laertius)描繪赫拉克利特的文本中被讀到，被重新發現；這是一種晚出的文本，但是是各種信息最為豐富的文本之一。首先，赫拉克利特本質上過著一種隱退的生活。他生活在沉默之中。第歐根尼·拉爾修回顧了赫拉克利特和以弗所人(Ephesians)之間的關係破裂的時刻，以及發生這種破裂的原因。以弗所人放逐了他的朋友赫爾謨德魯斯(Hermodorus)，恰恰是因為赫爾謨德魯斯是睿智的，比這些以弗所人都優秀。而以弗所人說，我們希望“我們之中沒有人比我們更優秀。”如果有比我們更優秀的人，就讓他去別的地方居住。以弗所人恰恰不能容忍說真話的、更優秀的人。他們趕走了直言者，他們趕走了赫爾謨德魯斯，赫爾謨德魯斯被迫離開，被迫流亡，以弗所人就是這樣懲罰能說真話的人的。就赫拉克利特本人而言，他以自願的隱退來回應這一局面。既然以弗所人以流亡來懲罰他們之中最優秀的人，那麼，赫拉克利特說，其他所有比不上赫爾謨德魯斯的人，就應該被處死了。既然他們沒有被處死，那我會是那個要離開的人。從那以後，當被問到為城邦提供律法，赫拉克利特拒絕了。因為他說，這個城邦已經被一種ponera politeia（壞的政治生活模式）所統治。所以他退隱了，他退隱後的一個著名形象，就是與孩子們玩蹠骨接子游戲。對於那些對他和孩子們玩蹠骨接子游戲表示生氣的人，赫拉克利特回答說：“為什麼你那麼奇怪呢，無賴？難道這不比和你一起治理城邦更加值當嗎？”他退隱山林，蔑視人類(misanthropon)。當問到為什麼保持沉默，他回答說：“正因為我保持沉默，你才可能喋喋不休。”第歐根尼·拉爾修講到，在這種隱退生活之中，赫拉克利特故意以晦澀的語言寫下了他的《詩篇》，這樣，只有那些有才能的人才可以閱讀他的作品，也正是這樣，他，赫拉克利特，才不會因作品被三教九流的所有人閱讀而被鄙視。
直言者的形象和特點，與賢哲的這一角色，以及對賢哲的這一特性描繪，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賢哲基本上保持沉默，僅僅在他真地想言說的時候才言說，而且僅僅以謎的形式言說。直言者本質上不是保持沉默的人。相反，言說是他的本分、責任、義務和職責。他無權逃避這一職責。我們正好在蘇格拉底那裡看到這一點。在《申辯篇》中，蘇格拉底頻繁地記起，神祗給了他這一職責來勸阻人們，將他們帶到一遍，對他們進行提問。而他將永遠不會放棄這一職責。甚至在死亡的威脅面前，他也會踐行自己的職責，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賢哲總是保持沉默，只是有節制地、儘可能少地回應可能被問到的問題，而“直言者”是無節制的、永遠的、令人難以忍受的質詢者。第二，在一種本質上沉默的背景下，賢哲是以謎的形式來言說的人，而“直言者”必須言說，必須儘可能清楚地言說。最後，賢哲言說“所是的東西”（what is），但是以事物和世界之存在的形式來言說的，而“直言者”進行干預，言說“所是的東西”，但是是按照個體、情勢和時機的獨異性來言說的；具體的角色是不去言說自然和事物的存在。在對“直言”的分析之中，我們將不斷地發現下面這一對立：一方面是談論事物和世界存在的無用知識，另一方面是“直言者”的說真話，它總是被運用到個體和情勢，總是質詢和指向個體和情勢，旨在言說它們實際所是的樣子，旨在向個體說出關於他們自己，可是他們自己的眼睛看不到的真相，旨在向他們揭示他們當下的情勢、他們的特性、弱點、他們行為的價值，以及他們的選擇之可能的後果。“直言者”並不向其對話者揭示所是的東西；他向對話者揭示，或者幫助對話者認識自己是什麼人。
最後，可以與“直言者”的說真話相比照的第三種說真話的形式，是教授、技術專家［和教師］的說真話。預言家、賢哲，以及授業者，這就是“直言者”之外的三種說真話的人。
節選自|米歇爾·福柯《說真話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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