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西漢確立了儒家學說為官方意識形態以後，各種形式的家獲得正當性，成為社會的基本組織單元，並且家國同構機制把一個個分散的家整合為大一統的國家，儒學宇宙學提供了整合社會各層次的政治和組織原則。

但在上一週我們講到，東漢末期，無論是長期的天災，還是極端殘酷的大動亂，人口大量死亡，中原空虛，戎狄胡人南下，無不對宇宙論儒學提出嚴峻挑戰。當宇宙論儒學變為不可欲，勢必要嚴重衝擊家國同構體。

皇帝以儒家天道有為來治理天下，但上天一再示警；士人效忠皇帝積極參政，但現實政治極端嚴酷黑暗，士人對政治現實極度失望，轉而相信道家的天道無為。這時，士人也可以不再以為帝國君王服務來作為生活的重心了。

也正是在東漢末至魏晉時期空前的意義危機中，魏晉玄學興起。本文將通過魏晉玄學和宇宙論儒學的比較分析，揭示支配其發生的“道德價值逆反”機制。而該機制只有在以道德為終極關懷的中國文明才會出現。

東漢解體後是三國，三國歸晉時間也不太長，八王之亂後整個北部中國一片混亂。需要指出，即使是在最混亂血腥的時期，雖然大動亂使一個個家不能整合成大一統的帝國了，但社會基層的家庭和家族並沒有破壞，在家庭和家族內部，仍然保留著儒學的核心價值——家庭倫理。

只要社會沒有完全解體，中國文化來自超越視野規定以道德為終極關懷沒有改變，則家作為儒家倫理的載體和社會基本單位，是不會被消滅的，社會組織的基本細胞仍是各種形式的家。也就是說，宇宙論儒學因道德不可欲而破滅，並不會否定儒家倫理，儒家倫理依然是社會組織的原則。只不過隨著大一統帝國的解體，出現了大一統官僚機構的退化以及家的組織形態變化。

九品官人法和門閥政治

兩漢家國同構體的軸心是皇帝。皇帝通過官僚機構和中間層整合一個個家，官僚機構由相信宇宙論儒學的道德精英組成。在該整合機制中，選擇道德精英是核心環節。兩漢的選官制度是皇帝通過中央和地方政府，考察推舉德才兼備的人，即察舉孝子廉吏；另一條是那些學習儒學經典的士子通過考核當官。這兩種辦法的實施，要求有一個強大的王權以及儒生相信宇宙論儒學。當王權衰落、宇宙論儒學解體時，該機制便會失靈。

在東漢後期，外戚、宦官弄權，黨錮之禍，宦官大肆鎮壓士大夫，或殺或刑或流放，受害士人動輒數百乃至上千，表明這一機制已出現問題。三國時，戰亂造成人口大量流失，社會動盪不已，無法再定期考核。在這種情況下，曹操兒子魏文帝曹丕的吏部尚書陳群，提出了改造察舉制的“九品官人法”。這一制度也稱九品中正制。近期研究表明，當時不怎麼提“九品中正制”，而是說“九品官人法”。

什麼是九品官人？就是中央任命一些“賢有見識”的人充任中正官，派他們分赴各地，按家世、才幹、道德，對每一個充任官員的備選者進行質量評級，共分為九品。在這種中正制選官實施過程中，從一開始的重家世，後來發展到完全按家世門第來評定士人的品級。為了防止庶族假冒士族，世家大族編寫譜牒(家譜)，譜牒學成為一門學問。這種選官制度加強了門閥世襲化，削弱了中央權威，其後果就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寒門永遠當不了大官。選拔制度失去了社會階層的流動性，向貴族政治退化。

兩漢時期的推舉制與考試結合的選拔道德精英為官的制度，一方面可以保證官僚的流動性，另一方面也有遏制豪門大族膨脹和地方勢力割據的功能。但現實政治中，由於地方勢力和大族往往與弄權的外戚、宦官勾結，漢代不成熟的選官制度逐漸淪為結黨營私的工具。

到東漢末魏晉時，皇帝控制官僚機構的治理能力已經大大退化，皇權必須聯合士族才能維持統治，造成了士族、大家勢力膨脹和門閥化。隨著門閥世族對各級政權的操控，士族與寒門之間基本隔絕不通婚，家和家之間的不平等亦越來越嚴重。正如西晉左思《詠史詩》中所言：“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類似於西方中世紀的貴族政治。

按照儒家倫理，除了皇帝家族外，原則上各個家是平等的，各個家的私有財產是正當的，因此漢代以家庭為本位的私有制地主經濟相當發達，造就了漢代城市和商品經濟的繁榮，遠程交易四通八達。東漢末以後，動亂持續，隨著國家調節力量衰弱，小家庭、家族紛紛依附有錢有勢的豪門大族，士族佔有越來越多的僱傭勞動力，致使政府失去主要稅源，私有制的地主經濟迅速退化，形成了類似於西方莊園制的士族大土地所有制。

在講到魏晉以後出現的這些政治、經濟的變化，講門閥政治也好，講大土地依附經濟也好，我都會加一個“類似於”的修飾詞，因為那時並沒有形成歐洲中世紀那樣的貴族制和莊園經濟。雖然，從東漢末三國到兩晉南北朝前期，國家調節力量的漸失，選拔道德精英組成統一官僚機構機制的失效，政治上形成大家族壟斷權力的門閥制度和經濟上人身依附不斷強化是一個不可抗拒的趨勢。這一切造成家國同構的大一統帝國的瓦解，出現了數百年的長期分裂的局面，但是，必須看到所有這些變化統統缺乏意識形態的正當性。

這一時期大小君王頒佈的上諭大都是以儒家政治倫理為正統，儒家意識形態仍是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基礎，家還是儒學的道德倫理載體和社會基本單位。由於門閥政治和士族大土地所有制並沒有意識形態的最終正當性，因此，到南北朝中後期士族制度就開始衰落了。

儒學的家學化和“玄禮雙修”

東漢末期思想文化開始出現兩種互相對立的傾向。一方面，士人崇尚道家的無為價值，追逐名士風度，對探索天人合一的玄理懷有極大興趣，士人的精神和行為也獲得大解放，有力地衝擊著代表儒家倫理三綱核心價值的名教。另一方面，儒家倫理仍然是社會政治制度的正當性來源，家是社會組織的基本細胞，為了維繫家、特別是大家族的正當性，社會生活中愈來愈重視禮教和血統。

先講儒學的家學化。在兩漢，宇宙論儒學是官學，五經的註釋是圍繞著論證漢帝國政治和社會的各項功能，今文經學興旺。東漢中後期，官方今文經學衰落，重字辭考證的古文經學興起，成為儒學的家學化的前奏。儒學的家學化發生在家國同構的機制全面障礙、中國陷入了長期分裂的時期。由於儒家家庭倫理是社會正當性基礎，因此，越是分裂動亂，大家族更加需要維護和強化儒家的家庭倫理核心價值。

比如，商鞅所訂“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的生分法令在曹魏時才正式廢止，就與儒學的家學化直接相關。曹魏以後，用重家世的九品官人法選官，此後以儒家標準選拔道德精英的選官制度越失效，選官和社會組織就越依靠儒家倫理家庭的親疏等級。由此可以理解，為什麼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孝經》上升成為顯學，在重視血緣和門第的社會風氣下，編纂家訓、家規蔚然成風。

史上有名的《顏氏家訓》，就是北齊顏之推編寫的。《顏氏家訓》以儒家思想為中心，教育後輩如何修身、治家、處世、為學，同時還有宣傳佛家思想的《歸心》篇，是典型的南北朝文獻。這一時期，儒家作為家學，也從父子相傳演變為門第教育。

除了編寫家訓、女誡之類外，編族譜、家譜是官方和民間均極為重視的事情。政府設立譜局、譜庫，由郎、令史等譜官掌管，各州郡的中正主簿、功曹負責保存簿狀。民間編撰的家譜須到政府備案，與政府譜局存檔簿狀對照無誤，才獲認可。在社會生活中，士族與寒族之間界線分明，互不通婚。官和民之所以都重視門第、血緣關係，注重編修家譜、族譜，是因為當時無論選官還是通婚，家譜都是最重要的依據，更重要的是為了防止非士族出身的人造假家譜、冒充士族。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民間傳說，就發生在東晉時期。

與儒學的家學化、大家族講門第、重家規同步的是玄風大振。你們看看那些三國魏晉名士，例如嵇康和阮籍是竹林七賢的兩位精神領袖，他們極度重視個體精神的自由

嵇康臨終寫《家誡》，教育子孫奉行儒家倫理。阮籍母親亡故時，別看他照樣下圍棋、喝酒吃肉，似乎不拘孝子之禮，但酒肉之後他長號吐血，也以孝子聞名。魏晉名士在家當家長、當孝子，並沒有妨礙他們的精神自由，他們隨時可以從家中抽身出來，嚮往山林，嚮往自然。在儒學家學化的同時，出現了士人的精神大解放。

儒學的家學化，意味著儒家道德意識形態退到以家為中心，而玄風大振表明一種引領思潮的新道德價值進入宇宙論儒學瓦解讓出的思想空間。上述一退一進下所產生的家學化的儒學和以道家價值為新道德的玄學，正是魏晉士人同時具有的這兩個看似分裂的精神層面。儒學仍然是社會、政治制度的正當性基礎，在玄風披靡下士大夫追求個體精神的自由表達。

我想借用唐長孺先生提出的“玄禮雙修”，來概括魏晉士人的思想與精神面貎。玄禮雙修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玄和禮可以並行不悖？關鍵是它們屬於不同層面。簡單地說，必須保留並強化儒學家庭倫理，這是社會組織和政治的需要，另外，宇宙論儒學的不可欲所導致的道德價值逆反，創造出以無為為核心的新道德，這就是玄學。玄學是在另一個更高的層次，也即玄理和精神層面上展開探索，並不與現實生活中的儒家倫理相沖突。

什麼是“道德價值的逆反”？這是我們在《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一書中提出的一個特有概念，它指這樣一種思想文化現象：在中國以道德為終極關懷的這樣文化裡，當原有道德目標做不到的時候，那麼人們就會以與原有道德規範的反面或否定來作為新道德，作為新的人生意義。

中國思想史上發生過兩次道德價值逆反思潮，一次在東漢末三國魏晉時期，產生魏晉玄學。另外一次在近代1840年以後，西方衝擊來臨，產生以追求平等價值為終極關懷的革命烏托邦。中外學術界對魏晉玄學和中國文化的大轉向，已有諸多深入研究，而我們則是從玄學是對儒學官方意識形態的道德價值逆反，及其接引外來文明的功能來分析這一問題。

道家的支解：修身指向否定儒學的價值

兩漢宇宙論儒學意識形態有一個基本觀念，天人之間密切相關，宇宙正常秩序對應著世間道德秩序；天以順景或災異來不斷顯示它的意志，作出對君王是否遵行儒家道德秩序的評價，積極有為地干預著人間世事。

東漢末期，政治非常黑暗、衰敗，特大天災異象一再發生，強勢干預著人世間的道德秩序，不斷警告皇帝失德。但是，當人們發現，無論君臣怎樣做、做任何事也於事無補時，就會認為儒家仁政愛民實施與否是無法影響天常秩序的。在天道有為造成道德的不可欲情況下，對宇宙論儒學的逆反又會產生什麼後果呢？這就是人們會從崇尚天行健、有為的儒家道德，變為以天道無為、不干預作為新道德。

漢儒很入世，積極有為，齊家之外，主要是為皇帝服務。東漢滅亡在即，帝國大廈將傾，儒生看透了君臣關係之虛偽，再積極有為也沒有意義，報國無門，對政治心灰意冷。這時，

曹魏正始年間，玄學興起。因為老子思想的核心是無為，士人最早感興趣的是老子，強調自然的莊子之學興起在後。玄學以老莊為聖人，崇尚道家價值，這句話看來簡單，但很容易產生錯覺。我要問一下，魏晉玄學是先秦老莊思想的翻版嗎？先秦老莊是以無為為道德嗎？並不是這樣。

如果把魏晉玄學看做回到老莊，就掩蓋了玄學的本質。先秦老莊與魏晉玄學的根本差別在於：老莊的無為是對儒家道德的否定，道家推崇無可言狀的道，但它並不是道德，道家精神追求的背後不存在儒家的向善意志。道家以觀賞的、逍遙的情意我，否定儒家把個人看做道德主體的德性我。與此不同，

道家的每一個主要論點都與儒學針鋒相對：儒學講道德規範，老莊反規範，講“反者道之動”；儒家講向善，老莊講無所謂好與壞；儒家講名教理分，積極有為，老莊講自然，主張無為；儒家講捨生取義，老莊講保存形軀。概言之，作為否定儒家的道家理念所包含的反規範、情意我、養身、無為和自然五個方面。

當魏晉玄學以道家這五種與儒家相反的理念作為向善意志的指涉對象時，又會出現什麼情況呢？魏晉玄學以道家價值作為新道德追求，老莊哲學轉化為五種不同的追求，成為士人的道德修身目標，使得道家發生支解。

“道家的支解”的說法，是勞思光先生在《新編中國哲學史》中提出來的。勞先生認為，這是源於漢代人對道家的誤解，其後果是道家發生“形軀化”，由此產生追求長生不老的道教。我們的看法比勞先生更進一步：對宇宙論儒學的道德價值逆反，使得道家五方面的指向都可以被視為新道德，並形塑了當時的社會思潮。

本文編輯、改寫自金觀濤、劉青峰《中國思想史十講（上卷）》一書的部分章節，原標題：家國同構機制受到干擾及魏晉玄學，學術討論請以原書為準。配圖源於網絡，如有侵權還請聯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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