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尿、罐——”那時,天矇矇亮,巷子裡準會響起一陣吆喝……

“倒、尿、罐——”那時,天矇矇亮,巷子裡準會響起一陣吆喝……

重慶城的運糞工

“倒、尿、罐——”

每天矇矇亮,巷子裡準會響起一陣吆喝,嗓門不大,但在清晨的寧靜中格外清脆,總有一種睡意被打擾的感覺。

“吱呀!”“嘰嘎!”不一會兒,接二連三的木板門聲響起,走出一個個頭髮蓬鬆的女人,或睡眼惺忪的小女孩,也可能是個蹣跚的小腳婆婆,清一色的女人,提著或端著一隻只瓦尿罐,朝吆喝人旁邊的木糞桶走去……這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川江邊小縣城的一幅市井生活圖。

那時候一家大小擠在平房裡,即或是少有的住在兩三層的樓房,一樣沒有衛生間,夜晚要方便,家家戶戶備有尿罐、夜壺。我媽媽在郵電局當話務員,經常上夜班,家裡倒尿罐的活自然落在了大妹妹身上。大妹妹從小生得漂亮,喜歡打扮,討厭又臭又髒的尿罐。每次倒了尿灌清洗的時候,要麼用開水想燙去臭氣,要麼氣乎乎地拿竹刷把狠狠戳,搗壞了好幾個,沒少捱罵。

重慶城的人愛面子,下午的時候,上班上學的都不在家,街上行人又少,收糞人這才上門,一般也不直呼“倒尿罐”,而是喊:“倒罐子囉!”“倒桶!倒桶!”我們巷子波兒的奶奶年輕時住在重慶城,她給我們講,解放前重慶城挑糞的糞夫要穿號衣,大白天不準上街挑糞,糞桶不能裝得太滿,免得盪出來了,要㝩個木蓋子。

沿街收糞人是郊區農民,什麼都缺的年代,把糞便當個寶。小時候我在鄉下看三爸給地裡的菜淋肥,清湯湯的豬糞水,邊淋邊對我說:“要是有城裡那麼肥的糞便就安逸了。”過去重慶把城市糞便當肥料管理,有專門的肥料管理所和公司,屬事業單位,市裡的城肥領導小組則由副市長當組長。

我們巷子那個收糞人姓向,五十歲左右的男人,中等個子,臉瘦削,光頭上一年出頭紮裹著一圈白布帕子,冬天暖和,夏天揩汗。他家在江對岸七八百米高的水磨樑子上,生產隊派他來城裡收糞,每天雞叫第三遍出門,過最早一班輪渡到縣城。收滿一挑糞後往回挑,過了渡,一直爬上坡,八點前到家,趕上隊裡出工。這麼辛苦,就為一挑糞。他說:“城裡的糞便肥,回去後還要合豬糞和水,才淋莊稼。”

儘管生產隊每個月給每家每戶都付了糞肥錢的,但老向還是時常帶點季節性的新鮮菜,或者他自己編的幾隻刷把、筲箕等小篾器,送給我們。

一天清晨,巷子裡新來了一位收糞人,大家認為是給老向打替的,也沒多問,再說早晨的時間緊,紛紛倒了尿罐回屋忙。不一會兒老向來了,比平時晚了點,那知糞已被人冒收,心痛得當場快哭了。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一個大年三十的重慶街巷,天已經黑了,飄著綿綿細雨,地上溼漉漉的,很冷,一位大學生模樣的年輕人快步往家裡趕。當他路過離家不遠的一座公廁時,看見那裡蜷縮著一個守糞農民,雙眼直盯著糞池,麻木的神情似乎忘了這是除夕夜。大學生頓時一震,同情、憐憫、感慨……複雜的情感一一襲來。他後來創作了一幅《守糞農民》的油畫,幾易其稿後定名《父親》。這名大學生叫羅中立,後來成了四川美術學院院長,“守糞農民”觸發他的靈感,創作出中國當代美術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倒、尿、罐——”那時,天矇矇亮,巷子裡準會響起一陣吆喝……

羅中立油畫《父親》的第一幅手稿《守糞老人》

川江沿岸城鎮的公廁,按計劃分配給近郊農村生產隊用肥,重點是蔬菜隊。隊上一般安排年老體弱的社員照守,以防其他隊的社員“偷糞”。有些城鎮的公廁由各生產隊輪流挑,以十天或半月為限。城裡單位、廠礦廁所,要有熟人介紹才挑得到。我讀小學的學校有兩個廁所,分給了學生“學農”的郊區公社用肥。

我們巷子有個下鄉知青,小時候衣服口袋裡常裝著炒豌豆當零食,經常“撲哧、撲哧”或“砰、砰”地放屁,大家給他取了個諢名“豌豆”。臨下鄉時,他通過父親的關係,把單位的一座廁所包給自己落戶的生產隊挑糞,算立了大功,當上生產隊保管員,活路輕鬆,其他知青都羨慕。

一些遠郊縣和鄰近的四川廣安等地農村,不屬重慶供肥範圍,有一段時間嚴重缺肥,近百個公社的社員跑到重慶城裡“搶糞”。他們不分白天黑夜,每天進進出出,自己上廁所撈取、挑運,糞車糞桶隨處可見,糞便四處潑灑,導致街巷裡汙穢不堪,臭氣熏天。重慶城立即採取措施,趕快實行“城肥供應證”和“準運單”辦法,才禁止了“搶糞”。

清代的時候廁所叫“茅司”,公廁稱“官茅司”,巴縣知縣聘了專人管重慶城官茅司的糞便清運。民國重慶建市後,由公安局管官茅司,後來公安局改名警察局,一直負責或配合衛生局管理官茅司以及街道衛生。當時市民撿了死老鼠也交到各警察所,每隻獎五分錢。

抗戰期間,重慶城有兩類茅司——官茅司和保甲茅司。當時人口激增、公廁被炸,入廁難,政府傳令鎮長、保長,發動民間力量建保甲茅司,並准許賣揩屁股的草紙和入茅司收費,每人每次兩分。重慶城最多的時候有二百多座保甲茅司,糞便由糞商僱人清運,而官茅司的糞便則由糞幫清運,最終都賣到近郊的農村當肥料,糞商、糞頭、糞霸由此紛紛出現。解放初期,重慶城有個“五花幫”運糞、賣糞,每挑二至四角錢不等,還向居民收取倒罐費。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剛參加工作時,單位廁所的糞肥每年五百元賣給了郊區蔬菜隊。每到年底,蔬菜隊隊長準時來交下一年的糞錢。我們單位一百多號人,團年等著這筆錢,人秘股老鄒負責這事。

有一次團年,大家正吃喝得高興,老鄒冷不防冒出一句:“我們吃的都是‘粑粑’錢。”話是實話,但惹來那些婦女們一陣臭罵,抓住他,灌了一碗酒。

公廁糞便當肥料時,沒建沼氣池,用肥的生產隊隨時來人挑,不然會溢出糞池。他們一趟一趟地挑到江邊碼頭,在岸上挖有大坑儲存,坑壁用三合土敷平,不滲漏。每過十天半月,生產隊來船來人,把糞肥運回去。這些儲糞坑裝卸時又髒又臭,影響環境,專門設了糞碼頭。重慶城朝天門、望龍門、菜園壩和臨江門、千廝門、牛角沱等江邊,多時有二十幾個糞碼頭,每年運糞肥近十萬噸,上至川江沿岸的巴南、江津,下到長壽、涪陵、豐都一帶農村,有幾十上百公里的水路。舊時的重慶民謠《重慶歌》,唱的是重慶城九開八閉十七道城門,有一句說的就是糞碼頭:“臨江門,糞碼頭,肥田有本。”

從公廁到碼頭的儲糞坑,社員挑糞穿過許多條街巷,路人老遠都捂著鼻子躲開,有人還會鄙夷地吼叫道:“好臭!”“擦到我衣服上,要你賠!”川江沿岸離城不遠的農民,常坐輪渡或趕場船、攬載船進城賣菜,回去時順便帶一挑糞,船頭擺滿了糞桶,上下旅客也皺著眉頭、捂著嘴鼻吵罵。挑糞的農民習以為常了,並不理會,一心只想著把糞弄回去。

重慶城公廁的糞一般不用挑,用人力車拉,兩隻膠輪的木板車,安了一個很大的臥式扁木桶裝糞。山城重慶到處是坡,下坡時,肥料公司的掏糞工,雙手用力壓住糞板車拉扛,使車尾翹起來,與扁木桶的重量持平,跟打翹翹板一樣,一路狂奔,那步伐就像打籃球時上籃的三大步。待車速飛快時,一屁股歪坐在一側的拉槓上,腳尖尖不時點地,控制車速和方向,不一會就到了碼頭。岸邊有一條U形木槽架到江邊,打開扁木桶底的小插板蓋,糞便嘩啦啦順著木槽流到了坑裡。這個拉糞板車的過程被稱為“三大步”,老一點的重慶人都曉得。

生產隊的糞船是木船,艙之間沒有隔板,是一個大艙,裝得多。我們巷子那個知青豌豆,他隊上的糞船從縣城一回來,全隊社員都出工,當天必須把船上的糞挑下來,轉到莊稼地的糞坑,不然會腐蝕船板,特別是存放久了的糞便。可生產隊從江邊到山頂都有莊稼地,空著手走上頂都要一兩個小時,再怎麼努力,當天也挑不到山頂。於是又要在河邊挖幾個大坑儲糞,然後再慢慢轉挑。

有一天正遇下雨,豌豆挑著一擔糞,從糞船的跳板往岸上走,突然腳下一滑,掉進江裡,糞桶扣了下來。他根本不敢鳧出水面,埋頭鑽進深水裡,遊了一大圈才爬上岸,結果還是一身的糞臭。挑糞的社員們樂得哈哈大笑,豌豆心裡一陣酸楚。儘管如此,隊上的青壯勞力,包括豌豆,還是喜歡挑糞,因為工分最高,一天十二分,值四角多錢。

挑完糞,船艙都要清洗乾淨,才不會腐蝕船板。

“倒、尿、罐——”那時,天矇矇亮,巷子裡準會響起一陣吆喝……

曾經奔馳在重慶城的“三大步”

又快過年了,一天,買我們單位糞肥的那個蔬菜隊隊長來了,找到老鄒,說:“鄒股長,明年這糞,我們不挑了!” 老鄒一聽,犯傻了,糞沒人挑,坑滿了咋辦?那時又沒沼氣池。好說歹說,不賣一分錢,請蔬菜隊也要幫忙挑走。念其多年的供肥關係,隊長答應了。

過了一年,蔬菜隊長又來了,說:“現在包產到戶,我也派不動社員來挑糞了,他們都用化肥,又簡單又幹淨,你們另想辦法吧!”老鄒很靈光,說:“那每年給你們五百元,算是社員挑糞的工錢,怎麼樣?”

不知他們商量的結果怎樣,年底,我拿著調令離開了家鄉小縣城。

“倒、尿、罐——”那時,天矇矇亮,巷子裡準會響起一陣吆喝……

渝東南一帶山高路陡,背水背糞都用這種方式。上圖資料圖片 左圖陶靈 攝 右圖聞曉華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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