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城的运粪工
一
“倒、尿、罐——”
每天蒙蒙亮，巷子里准会响起一阵吆喝，嗓门不大，但在清晨的宁静中格外清脆，总有一种睡意被打扰的感觉。
“吱呀！”“叽嘎！”不一会儿，接二连三的木板门声响起，走出一个个头发蓬松的女人，或睡眼惺忪的小女孩，也可能是个蹒跚的小脚婆婆，清一色的女人，提着或端着一只只瓦尿罐，朝吆喝人旁边的木粪桶走去……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川江边小县城的一幅市井生活图。
那时候一家大小挤在平房里，即或是少有的住在两三层的楼房，一样没有卫生间，夜晚要方便，家家户户备有尿罐、夜壶。我妈妈在邮电局当话务员，经常上夜班，家里倒尿罐的活自然落在了大妹妹身上。大妹妹从小生得漂亮，喜欢打扮，讨厌又臭又脏的尿罐。每次倒了尿灌清洗的时候，要么用开水想烫去臭气，要么气乎乎地拿竹刷把狠狠戳，捣坏了好几个，没少挨骂。
重庆城的人爱面子，下午的时候，上班上学的都不在家，街上行人又少，收粪人这才上门，一般也不直呼“倒尿罐”，而是喊：“倒罐子啰！”“倒桶！倒桶！”我们巷子波儿的奶奶年轻时住在重庆城，她给我们讲，解放前重庆城挑粪的粪夫要穿号衣，大白天不准上街挑粪，粪桶不能装得太满，免得荡出来了，要㝩个木盖子。
沿街收粪人是郊区农民，什么都缺的年代，把粪便当个宝。小时候我在乡下看三爸给地里的菜淋肥，清汤汤的猪粪水，边淋边对我说：“要是有城里那么肥的粪便就安逸了。”过去重庆把城市粪便当肥料管理，有专门的肥料管理所和公司，属事业单位，市里的城肥领导小组则由副市长当组长。
我们巷子那个收粪人姓向，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中等个子，脸瘦削，光头上一年出头扎裹着一圈白布帕子，冬天暖和，夏天揩汗。他家在江对岸七八百米高的水磨梁子上，生产队派他来城里收粪，每天鸡叫第三遍出门，过最早一班轮渡到县城。收满一挑粪后往回挑，过了渡，一直爬上坡，八点前到家，赶上队里出工。这么辛苦，就为一挑粪。他说：“城里的粪便肥，回去后还要合猪粪和水，才淋庄稼。”
尽管生产队每个月给每家每户都付了粪肥钱的，但老向还是时常带点季节性的新鲜菜，或者他自己编的几只刷把、筲箕等小篾器，送给我们。
一天清晨，巷子里新来了一位收粪人，大家认为是给老向打替的，也没多问，再说早晨的时间紧，纷纷倒了尿罐回屋忙。不一会儿老向来了，比平时晚了点，那知粪已被人冒收，心痛得当场快哭了。
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个大年三十的重庆街巷，天已经黑了，飘着绵绵细雨，地上湿漉漉的，很冷，一位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快步往家里赶。当他路过离家不远的一座公厕时，看见那里蜷缩着一个守粪农民，双眼直盯着粪池，麻木的神情似乎忘了这是除夕夜。大学生顿时一震，同情、怜悯、感慨……复杂的情感一一袭来。他后来创作了一幅《守粪农民》的油画，几易其稿后定名《父亲》。这名大学生叫罗中立，后来成了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守粪农民”触发他的灵感，创作出中国当代美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罗中立油画《父亲》的第一幅手稿《守粪老人》
川江沿岸城镇的公厕，按计划分配给近郊农村生产队用肥，重点是蔬菜队。队上一般安排年老体弱的社员照守，以防其他队的社员“偷粪”。有些城镇的公厕由各生产队轮流挑，以十天或半月为限。城里单位、厂矿厕所，要有熟人介绍才挑得到。我读小学的学校有两个厕所，分给了学生“学农”的郊区公社用肥。
我们巷子有个下乡知青，小时候衣服口袋里常装着炒豌豆当零食，经常“扑哧、扑哧”或“砰、砰”地放屁，大家给他取了个诨名“豌豆”。临下乡时，他通过父亲的关系，把单位的一座厕所包给自己落户的生产队挑粪，算立了大功，当上生产队保管员，活路轻松，其他知青都羡慕。
一些远郊县和邻近的四川广安等地农村，不属重庆供肥范围，有一段时间严重缺肥，近百个公社的社员跑到重庆城里“抢粪”。他们不分白天黑夜，每天进进出出，自己上厕所捞取、挑运，粪车粪桶随处可见，粪便四处泼洒，导致街巷里污秽不堪，臭气熏天。重庆城立即采取措施，赶快实行“城肥供应证”和“准运单”办法，才禁止了“抢粪”。
清代的时候厕所叫“茅司”，公厕称“官茅司”，巴县知县聘了专人管重庆城官茅司的粪便清运。民国重庆建市后，由公安局管官茅司，后来公安局改名警察局，一直负责或配合卫生局管理官茅司以及街道卫生。当时市民捡了死老鼠也交到各警察所，每只奖五分钱。
抗战期间，重庆城有两类茅司——官茅司和保甲茅司。当时人口激增、公厕被炸，入厕难，政府传令镇长、保长，发动民间力量建保甲茅司，并准许卖揩屁股的草纸和入茅司收费，每人每次两分。重庆城最多的时候有二百多座保甲茅司，粪便由粪商雇人清运，而官茅司的粪便则由粪帮清运，最终都卖到近郊的农村当肥料，粪商、粪头、粪霸由此纷纷出现。解放初期，重庆城有个“五花帮”运粪、卖粪，每挑二至四角钱不等，还向居民收取倒罐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参加工作时，单位厕所的粪肥每年五百元卖给了郊区蔬菜队。每到年底，蔬菜队队长准时来交下一年的粪钱。我们单位一百多号人，团年等着这笔钱，人秘股老邹负责这事。
有一次团年，大家正吃喝得高兴，老邹冷不防冒出一句：“我们吃的都是‘粑粑’钱。”话是实话，但惹来那些妇女们一阵臭骂，抓住他，灌了一碗酒。
三
公厕粪便当肥料时，没建沼气池，用肥的生产队随时来人挑，不然会溢出粪池。他们一趟一趟地挑到江边码头，在岸上挖有大坑储存，坑壁用三合土敷平，不渗漏。每过十天半月，生产队来船来人，把粪肥运回去。这些储粪坑装卸时又脏又臭，影响环境，专门设了粪码头。重庆城朝天门、望龙门、菜园坝和临江门、千厮门、牛角沱等江边，多时有二十几个粪码头，每年运粪肥近十万吨，上至川江沿岸的巴南、江津，下到长寿、涪陵、丰都一带农村，有几十上百公里的水路。旧时的重庆民谣《重庆歌》，唱的是重庆城九开八闭十七道城门，有一句说的就是粪码头：“临江门，粪码头，肥田有本。”
从公厕到码头的储粪坑，社员挑粪穿过许多条街巷，路人老远都捂着鼻子躲开，有人还会鄙夷地吼叫道：“好臭！”“擦到我衣服上，要你赔！”川江沿岸离城不远的农民，常坐轮渡或赶场船、揽载船进城卖菜，回去时顺便带一挑粪，船头摆满了粪桶，上下旅客也皱着眉头、捂着嘴鼻吵骂。挑粪的农民习以为常了，并不理会，一心只想着把粪弄回去。
重庆城公厕的粪一般不用挑，用人力车拉，两只胶轮的木板车，安了一个很大的卧式扁木桶装粪。山城重庆到处是坡，下坡时，肥料公司的掏粪工，双手用力压住粪板车拉扛，使车尾翘起来，与扁木桶的重量持平，跟打翘翘板一样，一路狂奔，那步伐就像打篮球时上篮的三大步。待车速飞快时，一屁股歪坐在一侧的拉杠上，脚尖尖不时点地，控制车速和方向，不一会就到了码头。岸边有一条U形木槽架到江边，打开扁木桶底的小插板盖，粪便哗啦啦顺着木槽流到了坑里。这个拉粪板车的过程被称为“三大步”，老一点的重庆人都晓得。
生产队的粪船是木船，舱之间没有隔板，是一个大舱，装得多。我们巷子那个知青豌豆，他队上的粪船从县城一回来，全队社员都出工，当天必须把船上的粪挑下来，转到庄稼地的粪坑，不然会腐蚀船板，特别是存放久了的粪便。可生产队从江边到山顶都有庄稼地，空着手走上顶都要一两个小时，再怎么努力，当天也挑不到山顶。于是又要在河边挖几个大坑储粪，然后再慢慢转挑。
有一天正遇下雨，豌豆挑着一担粪，从粪船的跳板往岸上走，突然脚下一滑，掉进江里，粪桶扣了下来。他根本不敢凫出水面，埋头钻进深水里，游了一大圈才爬上岸，结果还是一身的粪臭。挑粪的社员们乐得哈哈大笑，豌豆心里一阵酸楚。尽管如此，队上的青壮劳力，包括豌豆，还是喜欢挑粪，因为工分最高，一天十二分，值四角多钱。
挑完粪，船舱都要清洗干净，才不会腐蚀船板。

曾经奔驰在重庆城的“三大步”
四
又快过年了，一天，买我们单位粪肥的那个蔬菜队队长来了，找到老邹，说：“邹股长，明年这粪，我们不挑了！” 老邹一听，犯傻了，粪没人挑，坑满了咋办？那时又没沼气池。好说歹说，不卖一分钱，请蔬菜队也要帮忙挑走。念其多年的供肥关系，队长答应了。
过了一年，蔬菜队长又来了，说：“现在包产到户，我也派不动社员来挑粪了，他们都用化肥，又简单又干净，你们另想办法吧！”老邹很灵光，说：“那每年给你们五百元，算是社员挑粪的工钱，怎么样？”
不知他们商量的结果怎样，年底，我拿着调令离开了家乡小县城。

渝东南一带山高路陡，背水背粪都用这种方式。上图资料图片 左图陶灵 摄 右图闻晓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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