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喬喬兔》能拿到最佳改編劇本獎?只因隱喻太多

在今年頒獎季“神仙打架”的提名名單之中,這部最初並不起眼的《少年喬喬的異想世界》(以下簡稱《喬喬兔》)卻“逆襲”獲得最佳改編劇本獎,因為電影隱喻實在太多。或許你最初注意到它是因為和日漫JOJO過於相似的名字​。


一旦當你認真看完這部奇幻的諷刺喜劇,你會突然發現,怎麼笑著笑著就潸然淚下了?

一部屬於孩子的戰爭史


優秀的戰爭/歷史題材的作品很多,最近的《1917》是直擊戰爭一線從而感受戰爭殘酷;而不走尋常路的作品也很多。昆汀的《無恥混蛋》用大膽喜劇“改寫歷史”,羅伯特·貝尼尼用表面溫柔幽默的喜劇包裹催人淚下的殘酷歷史。相比於此,《喬喬兔》則選擇了一個更加獨特的視角,從一個純粹10歲男孩的角度展現戰爭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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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名叫喬喬的10歲男孩有著一頭順滑的金色捲毛和亮晶晶的碧藍眸子,圓圓的臉蛋白裡透紅,明明是在連鞋帶還不會系的賣萌的年齡,卻鬥志昂揚地想要踏入納粹青年訓練營,成為一名“光榮”的“小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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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整部電影便跟隨者喬喬的角度展現這個二戰尾聲時期的德國。所謂帝國和狂熱崇拜的偶像都即將崩盤覆滅,人們卻依然沉浸在集體無意識的狂熱狂歡之中。所有大人都充滿著非理性的仇視,所有的孩子都被“洗腦”成了滿口政治與仇恨的“戰爭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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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嗎?確實可怕,所有20世紀政治哲學家關於“極權主義”的預言全部都被印證與放大,那個時代的孩子的童年,都是與槍炮和死亡為伍。但可笑嗎?確實可笑,盲目與非理智總會帶來自然而然的戲劇衝突,而當這一切都被下放到一個僅僅10歲的孩子的角度時,所有的“異想”與狂熱卻驟然變得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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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劇內核的悲劇具象


這也就是為什麼《雷神3》的鬼才導演塔伊加·維迪提會為本片創造出令人拍案叫絕的驚天腦洞。本片的原著藍本《Caging Skies》本是更加黑暗淒涼的故事,但是塔伊加卻親自上陣,為本片創造出了一個貢獻了絕大部分笑點的人物——喬喬想象出的“元首”,


沒錯,這位“希特勒本人”總是陪在喬喬身邊,有著標誌性的髮型和鬍鬚,卻挺著醒目的小肚子,穿著並不整齊的制服,做這一切10歲孩子認為的成年人應該做的事情,只知道10歲孩子應該知道的事情,重複著10歲孩子對世界最淺顯的認識,


在喬喬的異想世界中,為喬喬提供著令人捧腹的“人生意見”,產生著極其具有顛覆性的對照,產生出強烈的戲劇效果,然而在喜劇的背後,卻隱藏著更加深刻的悲劇具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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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喬身邊這個異想的“希特勒”,是喬喬對從未出現杳無音訊的父親的思念,是對媒體拼命宣揚的“英雄形象”的幻想投射,也是一個孤獨單純的孩子對於愛與陪伴強烈渴望的映射。對於一個正在成長和塑造三觀的孩子來說,急需要一個正面的兄長、導師、父親一樣的角色進行理智的、盡職盡責的引導,但是在這個癲狂的時代,他所接觸到的唯一教育就是充滿著仇恨與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


這些本應該產生“正面引導”的成年人,要麼還是沉醉在虛無的“帝國夢”中,要麼癲狂放飛自我,他只能伴隨著融入集體與追求認同的熱情隨波逐流。正如猶太女孩的評價,“你不是一個法西斯分子,你只是一個覺得制服很酷,想和周圍人一樣的小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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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匠心獨具的配角魅力


喬喬的母親和猶太女孩,兩位女性則毅然承擔起了男孩成長路上指導、教育的責任。斯嘉麗·約翰遜飾演的母親值得一個奧斯卡提名。這個優雅、明媚、溫柔的女性,承擔起了教育、保護孩子的重任。她悄悄為抵抗組織工作,而兒子卻是一個“狂熱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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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離開的丈夫,即將燃盡的戰火,弔詭的事實,一個接一個離開的戰友同志,如履薄冰的生活,她依然溫柔著、美麗著,用自身散發的獨特魅力,潮水一般溫情的愛,讓兒子的人生之善悄然發芽。要跳舞,不要戰爭。她可以颯氣地與軍官叫板,在兒子迷茫時抹起一把爐灰變身丈夫,收留猶太女孩,直面戰爭與死亡,她就是戰火中浴火而生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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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女孩Elsa,不同於傳統悽慘、瘦弱的受害者形象,導演反其道而行之,將她塑造成了一個堅強、個性、充滿靈氣,又帶著孩子氣的陽光與悲劇性並存的人物。寄人籬下,生死未卜,她依然不卑不亢;身處亂世,目睹悲劇,面對喬喬幼稚的威脅與質問,她依然勇敢善良,幫助“弟弟”擋住劫難,給予他關於愛和自由、平等的正面引導,激發出喬喬內心的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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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上尉和喬喬的“異想希特勒”一樣,充當了電影中提供笑點的喜劇角色,妖孽、深櫃氣質和浮誇的演技令人捧腹,但是在關鍵時刻卻能挺身而出,拯救猶太女孩和喬喬,一聲槍響,黑色幽默的背後是角色悲劇命運反襯出的淒涼。殘酷戰場上的一身奇裝,大廈將傾時的最後善良,這個最為複雜的人物,卻賺足了最多的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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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喬兔”的一窩彩蛋


如果僅僅從剪輯和構圖來看,你會感受到一種強烈的熟悉感。畢竟上一次見到這樣春天般明媚的色彩和精緻的構圖還是在《布達佩斯大飯店》,這種韋斯·安德森式的美,在《喬喬兔》中得到了極好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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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蝴蝶之類的動物,也是電影中的典型意象。從孩子的角度,縱使現實世界再殘酷,也總有充滿童真、想象和善良的影子。兒童的世界裡具有許多符號化特徵,從喬喬“放生”的兔子,到用兔子口訣學習繫鞋帶,喬喬就像一隻兔子一樣,在戰火中勇敢、狡黠又堅強地求生。而蝴蝶的意向,除了隱喻電影中偉大的女性角色們,還與親情、愛情相聯繫。跟隨這兩種動物,喬喬在戰爭中實現了成長與蛻變。


為什麼《喬喬兔》能拿到最佳改編劇本獎?只因隱喻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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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的歷史隱喻也不勝枚舉。先是電影LOGO的紅、白、黑配色,再到猶太女孩隨口編出“5月1日”的出生日期,再看焚書,斯嘉麗散發的具有反抗精神的小紙條,被處死的反抗者……任何細節處都有著對應的歷史背景。那一棟長著一雙“老大哥”式眼睛的房子正在默默注視著戲裡的一切包括戲外的你,無不體現著導演的匠心。


為什麼《喬喬兔》能拿到最佳改編劇本獎?只因隱喻太多


音樂與舞蹈同樣富有深意。片尾曲是大衛·鮑伊著名歌曲《Heroes》的德語版翻唱,而舞蹈在電影中一直代表著愛與自由。在媽媽第一次教喬喬跳舞時,他牴觸反抗,到電影的最後,摒棄了所有不應該屬於他這個年齡的意識形態思想後,他和猶太女孩面對面跳起了舞。看似恢復了單純,實際上,這段舞蹈也在慶祝這久違的和平與一個少年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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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劇形式、兒童視角表現出的反戰童話,奇妙的化學反應讓殘酷背後的美好嶄露頭角。“無論何時,都應該跳舞。”《喬喬兔》最難得可貴的,就是用具有悲劇內核的喜劇,展現出反戰的普世價值觀,同時帶來成長的啟示。正如斯嘉麗扮演的母親所說,“總有一天你會發現比金屬、炸藥和肌肉更堅強的東西,那就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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