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2月11日，浙江累計確診1177例新冠肺炎病例，和廣東持平，排名全國第三，成為除湖北之外，名符其實的疫情重災區。那麼為什麼這一次浙江成了“重災區”呢？
第一，大家都知道，從“人”的角度來說，浙江最出名的就是“浙商”。浙商在全國又被稱為“行商”，即四處行走的商人。浙商以吃苦耐勞，不放過任何發財機會出名。那些全國各地看不起的小生意，在浙商眼裡都是黃金。浙商對財富的渴求，應該說遠遠超過了相鄰的蘇商。
第二，在浙江省內此次疫情最重的是溫州，溫州商人更是浙商中的浙商。浙江人在湖北做生意的商人非常多，其中屬溫州最多。又正好趕上春節人口大流動，從湖北返浙的商人帶來疫情傳播的最大因素。數據顯示，除夕至初七，溫州市共新增約29000人，平均每天3000多人，其中溫商佔了大部分。目前，溫州在武漢經商、務工、就學的人員約18萬人，溫州市前期累計排查出武漢及周邊重點地區返回溫州人員4.88萬人。至2月11日，溫州市確診474例，佔浙江省一半稍微弱一點，所以這一次浙江防疫戰，主要是打溫州，溫州控下來，浙江就能控下來。
第三，關於浙江省傳染病的情況，浙江省衛健委官方網站上有一個數據：整個2019年6月，浙江省共報告法定傳染病52079例，死亡35人。此外，根據浙江新聞的報道，2007-2012年5年間，浙江省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每年都在以超過25%的比例攀升。各種跡象表明，近些年來，浙江省的傳染病情況，並非樂觀。
第四，這一次浙江省內部除了溫州就是杭州和寧波，兩個城市成了省內重災區，確診病例加起來300例出頭。縱觀全局，同樣是長三角地區，顯然數據反向說明，浙江與湖北的經濟與社會聯繫遠遠超過了上海和江蘇（江蘇確診人數比浙江少了一半）。這說明，浙江人比上海人和江蘇人更早看到了中部崛起的機會。這是好事，但從病毒傳播角度而言，就是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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