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蘭坪老鹽礦的古道
第五節 清代經濟的發展
清雍正初年，麗江改土歸流後，廢除了木氏莊園14處，革除了封建農奴制，由上而下開始了領主經濟向地主經濟過渡。同時，漢族官員和士兵、商人、文人先後進入納西族地區，以及納西族文人、商人的外出，促進了麗江經濟的發展。
一、農牧業
清代農田水利又有進一步的發展。七河有管學宣督促村民修的五村渠。九河原來水閘被水淹沒，田畝久荒，同治四年（1865年）開挖涸出田十分之三。光緒九年（1883年）麗江知府捐款修濬，並建壩攔水以除水患。今香格里拉縣城東北部各條小河遇雨常氾濫，後因勢利導匯入西山之下草湖，入落水洞，水患始平。乾隆初年，麗江知府江嶠組織永北羊坪河築壩，沿山溝90餘里引水灌田。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通判顧恩綏修永春河堤，低下之田得以灌溉。此外，各地都修了小型水溝、河閘等，單劍川州就修了4條溝、3個塘壩，以及金龍河堤和橫跨海尾河的百節梘槽等[1]。
當時耕作方式仍然是“二牛挽前、中壓、後驅，平地種豆麥，山地種蕎稗，棄地種蔓菁”，稻分紅、白、黑三色，沿江產之粱分紅、白二色，產石鼓一帶地方[2]。“旱地荒山遍植荍（蕎），民間多食荍，磨面製成餅，呼為粑粑，想即餑餑也，遠行力役之人，俱攜此為行糧，食時于山溝內取涼水飲之。邊民之苦如此。”蕎分苦、甜兩種，“只播種，任其自生自長，不復移種；稗則播種，分苗與禾稻同”。“西北近藏之地種青稞，近似麥而色青”，麗江日見廠產的西瓜和百合“最佳”[3]。此外，茯苓、黃連等藥材也很有名[4]。
畜牧業也有一定的發展，《滇南聞見錄》稱：
麗江食羊者多，每日市中宰羊數十頭，黑白不一。有一武弁收買黑羊耳皮，積日累月，集成馬褂，薄如紙，其毛似有若無，光潔如鏡，甚可觀。
麗江有琵琶豬，將整豬去頭足大骨，四足摺疊於腹內醃之，壓令扁如琵琶。其色甚異，其名甚奇，煮而食之，頗似杭州之加香肉，味淡，鹽貴故也。
這種琵琶豬，永寧一帶納西族摩梭人至今仍然這樣做。而豆葉粉是重要飼料，即“收割蠶豆時，將青葉取下曬乾，鞭為粉，貯於倉，以之養豬，豬極肥美，多則糶賣，名為豆葉粉”[5]。
洛克 攝
二、工礦業
清代麗江手工業和採礦業比較發達。
民間手工業如織麻布：“夷人衣服純用麻，最存古意，系自織，幅只五六寸寬，制服甚短小，不足禦寒，冬時向火度日。間有穿長袍者，名為‘楚霸’（藏語），是夷人之大服也。”
制銅業自明以來較發展，“滇省產銅，民間銅器最多，雖小戶必有茶壺、水罐之類，曾於麗江見河干者用銅水桶，頗覺富麗”[6]。
紡織作坊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出現，當時知府莊粵臺“以麗不識紡績，捐俸設構房，於玉音樓購器物，令子弟學習，民多便之”[7]。（道光）《雲南通志》稱，麗江“婦女初習紡織，近日府城內外，各仿立機坊，競相師法，紡織之聲，延而漸廣”[8]。
（一）金礦
麗江府屬多為金沙，沿金沙江以沙土淘沙而得。永北（勝）金沙江廠，康熙二十四年（1684年）開。每金床一張月納課金1錢，額課金7.26錢。中甸麻康金廠，乾隆十九年（1754年）開，在咸豐，同治年間極盛。還有天生橋廠，後戰亂停。麗江住古廠、巖瓦廠、維西江馬廠亦出過金。金課向來較重，反而限制了發展。“永北（勝）濱江之區，向以淘金有課”，“淘金者，每日或有或無，不能必得，即得金，亦有少無多，且為質甚微，易於欺隱，若計金收課，必不敷額，以至官為賠累，故課人不課金。每晨赴河濱淘金者，先按人抽課若干錢，至金有無計也；而淘金者以此裹足不前，懼無金而徒出課耳”。[9]
（二）銀礦
中甸三壩安南廠，乾隆十六年（1751年）開，每銀1兩，抽課1錢5；麗江西南迴龍廠，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開；寧蒗白牛廠，道光十一年（1831年）開。納西族地區以產銀出名，元即有課銀，明代亦徵發，清乾隆、嘉慶年間，回龍、安南等16礦“皆盛極一時”[10]。
（三）銅礦
麗江老君山、回龍廠、武都林、四十里阱、黑白水、瓦烈裡、江東里、永勝老得寶廠等銅礦較多。回龍廠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開，盛時年出銅五六萬斤，老君山盛時年出銅36000斤。得寶廠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開，嘉慶年間旺時年出銅120萬斤，曾專運北京。鍊銅技術亦有發展，據說：“銅自礦中煉出，傾成圓餅，質堅實，黑色為下，高者紫色，名紫板，又加炮煉幾次，質愈淨，銅愈高。揭成圓片，甚薄而有邊，紅光燦爛，擲地金聲，形色似煮熟蟹殼，故名。工費較高，送至京局，易於椎碎入爐，解京之銅，每歲正額六百餘萬斤。”[11]此外，當時亦能煉出銅合金，如白銅等。
此外，麗江亦出產水銀、水晶石、玉石、琥珀、石棉、硫磺、天然鹼、硝石，以及鉛、鐵等。
但當時最重要的是鹽業生產。鹽礦主要集中在麗江府屬的蘭州（今蘭坪）、劍川等地的麗江、老姆、彌沙、喬後、喇雞鳴等井，這些井在唐南詔時就已開採，但清代有很大的發展。例如，麗江、老姆二井在雍正二年（1724年）又新闢巖古井、細泥井、漆井、火須井、高軒井、滷水井、日期井等井區，一般硐門高闊五六尺，硐長二十餘丈，曲折入硐，滷水與礦石同煎，含鹽量很高，煎100斤鹽需柴270～280斤，雍正初年，出鹽451860斤，“繼因該井盈溢”，雍正六年（1728年）煎鹽641094斤，乾隆初年，出鹽546580斤，嘉慶初年，出鹽648000斤，道光年間，出鹽648000。鹽價每百斤2.6～3兩銀。每個鹽井之鹽行銷地方有一定的範圍。這兩個井銷麗江縣34萬多斤，劍川20多萬斤，而“該井鄰傈僳、巴苴（普米）、俅人（獨龍）、怒人等類附近街市，買賣不知用錢，煎鹽不給薪本，惟以煎鹽斤半給各灶作薪，與夷人換易柴枝、雜糧，以資煎煮用度”[12]。
鹽課是歷代王朝主要財源之一。每百斤鹽徵稅銀3兩左右，麗江、老姆二井清雍正六年（1728年），每百斤稅銀2.1兩，實徵稅銀5876.6兩，清代中葉，每年徵稅銀6475.2兩，清末約1300兩。
中甸、維西、德欽邊遠民族地區食鹽很困難。據稱：“中甸、維西外私（鹽）充斥，運價奇昂，商販皆以賠累為懼不敢承運”，“維西廳地方夷民雜居，沿江居民向食四川巴塘所產沙鹽，其鹽入滇，必由阿墩子經過，前清時，由維西通判設稅抽收，每鹽100筒重100斤，抽收鹽稅一筒，重1斤”[13]。
蘭坪老鹽井遺址
三、商業
清初，麗江據說有四個街子：“共本支”“衣古支”“拉沙支”“路古支”。共本支、衣古支可能就在今古城，拉沙支在今黃山哨坡腳，路古支在今古城南面。每條街有四五十戶人家二三百人，且有少數店鋪，平時人少，在街期（農曆每月初二、十六）則熱鬧異常，搭棚擺攤的很多，附近各族人民都前來趕集。[14]
改土歸流後，古城作為麗江府所在地發展更快，成為商業主要市場。據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麗江知府吳大勳所記“麗江街市”稱：
郡城西關外，有集場一所，寬五六畝，四面皆店鋪。每日巳刻，男婦貿易者雲集，薄暮始散，因逼近象山，山水流澌入市，然後東注於溪湖，市廛之民向以泥濘受困，餘思另闢一溝，使水從市外行；非不便民，懼於街市風水不利。因諭街旁眾鋪，各就門面鋪砌石街，於進水之口築一小閘，晨則下閘阻水不得入街，暮則啟閘放水滌場使淨，俾入市者既免於泥濘，又免於塵埃。而水仍由市流行，當無所礙，各鋪家所費無幾，而便益於無窮，城鄉之民無不感患焉。[15]
在周邊地區，從清代至民國初年許多集市逐步形成，許多納西族商人和群眾積極參與了物資交流活動。例如：
蘭坪營盤街，居民七八十戶，殷實者多。“街逢五日一市，四方商旅來者極眾，怒子尤多。攜黃連、貝母、茯苓、沙金、木耳、漆油、酥油、麻線等物到此交易，而古宗（藏族）、麼些亦不少，為瀾滄江兩岸之第一互市場。”
怒江邊落木登（鹿馬登），“每年七月互市一次，怒、俅（獨龍族）各種人及瀾、潞（怒）兩江東西岸之人，並麗、鶴、劍、蘭、中（甸）、維、雲龍之山貨商人會集於此”。“交易之貨為麻布、漆油、黃連、冬蟲夏草、貝母、木耳、香菌、白生、青皮、麻線、鹿茸、麝香、熊膽、蟒膽、虎豹皮骨之類。”[16]
其他如歷史悠久的大理三月街、鶴慶松桂會（七月二十五日前後）、洱海漁潭會（中秋節前後），都是滇西北各民族的貿易盛會。
麗江於民國初年創辦的三月、七月騾馬會也是物資交流中心之一。此外，石鼓街、九河街以及鶴慶逢密街、永勝縣城、金官等，都是納西族與各民族進行經濟交流的集市。
麗江與西藏貿易也有發展，在嘉慶年間，納西族商人李悅（李蔭孫）曾到拉薩做生意，很有名氣，被稱“匆本”（老闆）[17]。至清末，貿易發展更快。
楊傑宏在龍蟠發現的乾隆56年(1791年)《三甲義田簿》
四、土地的典當與買賣
麗江府戶口在嘉慶年間，“男婦大小共三十一萬七千三百五十九名，口計五萬五千二百四十九戶，又屯民男婦大小共三萬三千二百七十七名，口計五千八百五十八戶”。
“田地四千四百九十五頃六十五畝有奇，額徵地丁正雜銀六千六百三十兩一錢六分，米一萬二千七百六十八石八斗七升四合五勺。”[18]
從以上數字看，人均耕地1畝多。但這些耕地佔有不平衡。
寺廟佔有一部分。據雍正十三年（1735年）萬鹹燕統計，關帝廟有67畝，文昌宮15畝，觀音閣29畝，福國寺1141畝，大寶積宮18畝，指雲寺672畝，大覺宮10.9畝，祇園寺102畝，合計有2054.9畝。[19]這些土地都租給農民去種。
佔有土地最多的是福國寺。總共谷麥雜糧等項年共收租538.65石，錢6500文，開支也大，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止，共有僧眾172名，每名給糧1.98石，每年供給散口糧340.56石。每年誦經會，開支70多石，還有“聽候府衙往來官事”。福國寺土地來源多半靠原來木氏土司“施入常住”，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10畝，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264畝，清初順治、康熙年間先後七次“開墾施入”224畝。[20]
學校也有學田。例如，雪山書院，知府管學宣捐銀70兩買了剌是裡中下則地230畝，後又買剌沙裡地一塊，又“阿喜鄉約李吉利自首隱種阿喜北浪滄官田大小三十八丘，官地十一塊，原無條米，知府管學宣撥入書院”。節義館有田畝77.1畝，白沙館有田86畝，當初雍正十一年（1733年）“知府靳治歧捐銀一百兩，買置束脩田莊，被頭人虛捏侵食”，後才被萬鹹燕查明。[21]
農村土地關係也在逐步發展變化，有的土地不斷典當買賣。例如，原麗江縣壩子白馬裡農民和惠珍因“年荒缺用，情願將祖遺上則田壹雙壹畝（即5畝），當憑中證杜賣與大研里民楊順名下為業，實受田價銀壹百肆拾捌兩整，入手應用”。這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的事。過了四年，楊順及其4個兒子把該田以原價賣給至尊閣，“自賣之後，任憑住持僧撥田收租、投稅清尾，永遠勒石，此係情願，永無異言”[22]。
光緒十四年（1888年），牛阿布“情因付欠喇嘛寺銀，無處添辦，只得請憑說合，將自己祖遺兩份鋪面兩間，前後天井樓上下，轉典與呂大爺坤玉名下為業，實授價銀三十五兩入手應用。當時即明銀無利，鋪無債，此係二比情願，亦無逼迫成交”[23]。
魯甸是麗江與維西交界的邊遠山寨，社會經濟發展比較緩慢，土地也在逐步易主。我們看到44份契約，大約可分三類：
（一）典當土地
有嘉慶十二年（1807年）至光緒三十年（1904年）6份契約。典當原因是家中“急迫使用，無處借貸”或“官事急用”。方式一般是銀田兩項交憑中人，並申明，中間並無私債貨物准折，亦非逼迫成交，日後有銀任隨贖取，無銀永遠耕種，銀無利，田無租。從嘉慶十二年（1807年）至咸豐四年（1855年）48年期間，土地典當有四人，都是當與打米杵村瓦吉（和吉）的。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和光緒三十年（1904年）兩份是當給打米杵村華萬興的。其中一份先當後賣。該地是光緒二十一年（1894年）由楊儀弟兄出當與華萬興的，可能原地主是和佔元，於光緒三十年（1904年）乾脆賣與華萬興，申言三面言定，自賣之後，和楊二姓子孫世無異辭，以及加添等弊。
（二）直接出售
這種契約最多，共30份，佔總數的70%，從乾隆四十年（1775年）至宣統元年（1909年）。出賣的原因多半是因年荒、嫁女、喜事、喪葬、缺少耕牛等情況，“一時急用，無處借納”，賣主較多，有的一賣再賣，如娘叔家，分別於嘉慶五年（1800年）、六年（1801年）、十三年（1808年）三次賣地三塊給和吉。買主則較集中，從嘉慶五年（1800年）至道光三年（1823年）間多半是和吉，以後買主也可能是和吉子孫，最高賣價二起各為30兩銀子，均系水田，大小各五六丘，最低的一塊麥地1.8兩，一般多為10多兩。總計621兩，外加一些實物。有的契約上寫明“價足銀數，永遠割藤，我賣主情願抱石投江，不至取贖”。但如吾苴家，曾於道光三年（1823年）賣地一塊給和勻文家，後同治九年（1870年）“當日央請憑中再加義助銀貳兩，以作揮迪安埋之資。自此之後，不敢再三加找”。
（三）租種土地
有嘉慶二十年（1815年）以後租約10份，其租地原因如和六四“為因甚窘急極貧，地無立錐”，租之前要向地主送“水禮”布一二件，或者紋銀若干兩。租子有兩種：一是收成，“兩半均分”；二是固定租子，並規定“如數完納，不敢欠少升合，倘若欠少等弊者，任憑佃主x理論”，“任隨地主撥佃另放，找佃客”，“若有佃客在地多事生非，任隨地主撥佃，我領主不敢異言反悔”。
參考文獻及註釋：
[1]《新纂雲南通志·農業考》。
[2]劉慰三：《雲南志略》卷三。
[3]吳大勳：《滇南聞見錄》。
[4]張泓：《滇南新語》等。
[5]吳大勳：《滇南聞見錄》。
[6]吳大勳：《慎南聞見錄》
[7]（光緒）《麗江府志，名宦》
[8]“地理志風俗”條。
[9]吳大勳：《滇南聞見錄
[10]《新纂雲南通志·物產考·礦產》
[11]吳大勳：《滇南聞見錄》
[12] 《新纂雲南通志·鹽政考》。
[13] 同上。
[14]《納西族社會歷史調查》，雲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頁。
[15]吳大勳：《滇南聞見錄》。
[16]李根源：《滇西兵要界務圖注抄），《雲南史料叢刊》第37輯，雲南大學歷史系民族歷史研究室1979年油印本。
[17]參見趙銀棠《玉龍舊話》，1947年鉛印本，第77頁；賴敬庵、楊超然《麗江工商業資料》，《麗江文史資料》第3輯。
[18]麗江府戶口缺歷史系統數字，該數學採自《嘉慶重修一統志》，該書最後斷至嘉慶二十五年。
[19]《麗江府各寺觀田地頃畝清冊》，雲南民族調查組抄錄，原雲南省歷史研究所存。
[20]同上。
[21]（乾隆）《麗江府志·學校》
[22]參雲南民族調查組在麗江調查抄錄的田地契約材料，原雲南歷史研究所存。
[23]同上。
執行主編 和志菊
文章來源 郭大烈、和志武著《納西族史》2015年版
照片提供 楊傑宏 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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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立場，與本號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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