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的中心是所謂儒、釋、道三教。其中儒、道是土生的思想主流，佛教是來自印度。而三教都是“生命的學問”，不是科學技術，而是道德宗教，重點落在人生的方向問題。幾千年來中國的才智之士的全部聰明幾乎都放在這方面。“生命的學問”講人生的方向，是人類最切身的問題，所以客觀一點說，我們絕對不應忽略或者輕視這種學問的價值。中國人“生命的學問”的中心就是心和性，因此可以稱為心性之學。
三教的發展是源遠而流長，根本未嘗停滯。要說停滯也只可說在明亡以後的滿清三百年。可惜西方的學者大都不明此點，以為先秦既是中國哲學發展至高峰的時代，那麼這高峰下降至兩漢便是平地，即是說：中國哲學至漢代已停頓不前了。漢代哲學既無甚精采，以後更不用說了。西哲首先作如是觀的德哲斯賓格勒 (Oswald Spengler 1880－1936) 。在他震撼世界的名著“西方文化之衰頹”(一九一八年出版) 中，以他首創的文化循環斷滅論，說中國文化生命的黃金時代只是春秋戰國，至於秦漢以後，便以神魂全逝。(參看美人葛達德F.H.Coddand及吉朋斯 P.A.Gbbons二人合著的“斯賓格勒之文化論”) 。即不持斯賓格勒的文化觀的，也大都以為中國自秦漢以後，其文化生命已停滯了，並無精采可言。文化生命既停滯，哲學思想自亦無生氣可說。若果真如此，則二千年來的歷史完全是空白，非歷史的歷史。黑格爾即如此說。他說東方文化是文化的兒童期，他又說東方世界只知一人是自由的。他的論點，不專指哲學言，當然黑格爾亦是不承認中國有哲學的。這是他的專橫鄙陋。這且不言。他的論點是綜持以觀，而重點是落在政治形態上說的，是就政體與法律說。從這方面總持以觀，當然黑格爾所說並非全無道理。但是從政治形態方面而作的總持與籠罩並不真能連其中的藝術、文學、道德、宗教、哲學，一起壓縮下去，而統統貶損到停滯無生氣的境地。希臘文化，亦沒有發展到黑格爾所說的日耳曼世界的程度，他說它是青年時期，只代表美的自由。然而希臘哲學確有其高度的成就，有其永恆的價值。它永遠是西方哲學之母。所以哲學自是哲學，一般的政治、法律、社會、自是政治、法律、社會。兩者並不必卷於一起而同其命運。哲學可獨自發展，道德宗教生命的學問亦可獨自發展。佛教是與政治無關的，道家雖有關，然而是消極的。只有儒家向以內聖外王並舉，對於政治是有積極性的。然而他的內聖之學仍有其獨立的問題與獨立的發展：即在外王方面，中國二千年來的政治形態仍然是儒家所痛心疾首、焦苦思慮的問題。雖未能得其暢通之道，然並非停滯混噩，無所用心。即在這方面，中國的文化生命也總是在跳動醞釀的。那裡是如一般人所想象：二千年來完全是停滯無生氣? 關於這方面的癥結，以及黑格爾的論點，我曾詳言之於的“歷史哲學”及“政道與治道”兩書。本講辭不牽涉這方面，只就心性之學這生命的學問說。
我們應當嚴正地指出：明未以前二千多年來中國的三教所代表的文化生命，不但在發展成長的過程中未有停頓，而且高潮迭起。不錯，站在西方哲學的立場，中國哲學似無價值，特別是兩漢以後的哲學，因為中國文化沒有開出科學與民主，似乎比先秦哲學更無價值，更易被人忽視，被人詛咒，但是，這種論調是似是而非的，它的根源在於近人的偏鄙。他們一睜開雙眼，便彷彿除了科學和民主，甚麼都看不見。一切的道德宗教，彷佛都變為隱形的了。其實，科學技術、民主政/治的重要，是人所共知的，很少人會愚蠢到認為中國不須要科學與民主。然而，人類還有其他方面的文化與學問，比科學民主對人類更為切身的，那就是正視生命的學問，即是上面說過的心性之學。中國人在先秦始創了儒、道兩家的心性之學。兩漢之後，心性之學發展得精采層出。不但先後在魏晉和宋明兩時代分別地把先秦的道家和儒家大大地發展推進，而且在魏晉與宋明之間的南北朝隋唐時代復攝受並且發展了從印度傳入的佛教。三教一直在此起彼伏的狀態中，或在沉靜玄默的醞釀，或在有聲有色的顯揚著。整個來說，是毫無間斷的，可以說是一個大醞釀，也可以說是一個大顯揚。顯揚是就當代說，醞釀是就未來說。從大醞釀可以說中國哲學是晚成的大器。大器所以晚成，就是由於長期的積蓄與考驗。中國哲學的積蓄是極豐富的，中國哲學所受的考驗是極為頻繁的。然而，中國哲學長期的大醞釀使人不能不承認它具有一大本事——經得起任何的挫折與苦難。抗日時代一個日本人曾說中國好此一個大海蜇，它的皮厚而韌，刺它一千錐子，它好像無反應。但見它在怒海狂濤之中浮沉翻轉，而它的生命始終未衰。不錯，中國民族具有堅忍不屈的民族性，近代日人領教了，將來必有他人領教。但是堅忍只是中國民族性的一方面，堅忍只在抵抗侵略捱受災難之時顯出，是消極方面的事；而在積極的進取方面，中國民族具有獨特的優點，那就是消納外來思想外來文化的高度融攝能力，從而我們亦可說中國是一個大海綿，彷佛對甚麼都能吸收接受。試看人類的歷史，有那一民族真能如此? 中國二千年來的歷史正好比長江出三峽。彎彎曲曲好像總在鬱悶著。然而實可說是大醞釀。一出三峽，便直通大海了。
明白了中國哲學發展至明未才有停滯，現在讓我們回顧兩漢以後至明亡的中國哲學。首見，魏晉名士的清談，把道家思想發展至極高的境界。雖然魏晉時代政治腐敗，然而在道家玄理的發展史上，可謂黃金時代。名士談玄所顯的精采，為後世任何年代的人所不能企及。平心而論，道家思想是生命的大智慧。近人向聲背實，以近世功利主義的立場看它，便難免誤以為它無價值。其實一切人生智慧人生學問都有價值，只因人是人，人要生活，更要生活的方向。魏晉以後的南北朝，在政治上確是糟透了。北朝統治者是胡人，為夷狄，南朝更為糜爛。幸而此時期的文化生命並未斷滅。因為印度傳來了佛教。南北朝整整數百年便是用於對佛教的接受和醞釀，醞釀至隋唐才達到最高峰。從消納佛教，最可看出中國人智慧的精采。功利主義者的心目中，佛教的人生智慧當然無價值。這看法的錯誤，是不待多言的。
魏晉的道家玄理與南北朝隋唐的佛學玄理，是中國玄學中最精采的。魏晉玄學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弼、向秀、與郭象。王弼死年二十四，而他在玄學上的造詣，在中西哲學史上都極難找得敵手。他所註解的老子道德經，最能切合原意。他所註解的易經，亦有劃時代的價值。他掃清了漢人的象數，獨闢簡潔精微的義理途徑。向秀、郭象的註解莊子，亦獨鑄機軸，大暢玄風。思理既精，文字亦美。南北朝隋唐的佛學玄理方面，首先有講般若的僧肇，他也是年青即逝的哲人。他的傑作“肇論”為典雅的駢體文，談佛理極為瑩徹高圓。因此為它作疏的人甚多。中國佛學的第二個大人物是竺道生。雖然他講的是佛教，但是具有孟子的靈魂。正如孟子在儒家人物中首先提出人人皆有四端之心，皆有良知良能，為人的成聖成賢發掘了先天的超越的根據，竺道生亦“孤明先發”，在佛學人物中，首先大膽提出了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可頓悟成佛，為一切眾生成佛提供了先天的超越的根據，並提供了實現成佛的途徑 ——頓悟，大開中國佛學圓頓之教之門。僧肇講般若，代表中國佛學般若一系，而竺道生講涅槃，又代表中國佛學涅槃一系。至隋唐，中國人自創了三個極具代表性的佛教宗派——天台、華嚴、禪。天台宗的開山祖是慧思，而大成於智顗，即隋煬帝所賜號曰智者的。智者大師真了不起，在談心性的智慧方面，在融會消化佛教方面，其學思的地位真是上上的高才大智。他的“摩訶止觀”真是皇矣大哉的警策偉構。西方古代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中古的聖奧古斯丁、聖多瑪，與及近世的康德、黑格爾之流，在其學術傳統中，都未必能有他這樣的地位與造詣。而且，在修持踐履方面，智者大師又是“安禪而化，位居五品”。當時稱之為東土小釋迦。可見其境界之高與聲望之隆。西方哲人往往智思精嚴卓特而品德卑陋庸俗。此亦足見東西哲學之不同。華嚴宗的賢首，地位正如天台宗的智顗。他的“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中言十玄門。即從哲學上講，亦是最高的玄思玄理。這是中國和尚從消化佛經而展開的玄理，並不是印度原有的。這豈不是上上的哲學智慧? 至禪宗，中國佛學發展至最高峰。禪宗的六祖慧能，便是輝煌奇特的人物。重要的，是他特別著重本心真切的頓悟。輕視本心以外的文字、偶像與儀式。其直指本心的獨到之處，甚似孟子。因此我們可以說：孟子的靈魂，在中國佛學人物中，先後得到兩次的復甦或再現。第一次是竺道生，第二次就在禪宗的六祖慧能。換句話說：竺道生是孟子靈魂在後世的第一步(次)化身，而慧能是孟子靈魂在後世的第二步(次)化身。總而言之，魏晉南北朝隋唐是中國玄理佛理髮展的黃金時代。這種學問與科學民主均無關，而且在西方亦找不出這種學問，難怪西方人忽視或蔑視它。然而不管它的價值如何，起碼我們不能贊同斯賓格勒的說法，因為東漢末至唐一直是道、佛兩種玄理先後相繼大顯揚的時代，那裡有文化生命停頓之說呢?
佛學發展至唐代的禪宗六祖，已經醞釀爛熟到無可再發展的階段，加上覆雜的因素，宋初便有理學的出現。理學被後人稱為新儒學(Neo- Confucianism) 。這是由於它是先秦儒家思想的新闡發之故。理學大家周、張、程、朱、陸、王等都是第一流的哲學家，與西方的大哲學家相比是毫無遜色的。而且，他們的成就，是超越哲學家的，哲學家的成就只在邏輯的思辨、理智的遊戲(Intellectual play)上顯精采露頭角便夠了。西方哲人大多如此。所以羅素在西方哲學史論叔本華一章裡亦不免衷心一嘆：“除了對動物仁慈之外，很難在他(指叔本華)的生活裡找出任何具有素德的證據……。在其他一切方面，他是完全自私的。一個深切地相信制欲與放棄這種美德的人，竟然從來未有嘗試把自己的信念附諸實行，那是難以相信的事。”(It is hard to find in his life evidences of any virtue exceptkindness to animals…. In all other respects he was completely selfish. It isdifficult to believe that a man who was profoundly convinced of the virtue ofascetism and resignation would never have made any attempt to embody hisconvictions in his practice.) 叔本華的確如此。許多西方哲人私生活的庸俗不下於叔氏。即羅素本人亦不能自外。羅素這話點出了西方哲人品德上的弱點，從而亦可從反面映照出中國聖哲既哲且聖或者中國賢哲既哲且賢的優點。我們可以套用羅素的語言，說：典型的中國哲人，就是畢生嘗試把自己的深切信念貫注入全部行為的哲人。(All typical Chinese philosophers are philosophers who have beenthrough out their lives attempting to embody their profound convictions in the whole practice.) 理學家可敬可愛之處在此，儒家人物可敬可愛之處在此，一切聖哲賢哲可敬可愛之處在此。理學家都具聖賢型的人格，他們除了智慧高之外，還有極為強烈的道德意識。程朱一系的人物如此，陸王一系的人物亦如此。陸王一系最後一個代表人物劉宗周(蕺山)，便是當明亡之際絕食而死的，從而亦可見他們對國家民族的高度責任感。
以上是中國自魏晉至明末學術生命的大概，從此可見三教此起彼伏式的發展使二千多年的文化生綿延不斷。可惜清代三百年，由於滿族的高壓，學者被迫研究沒有生命沒有血肉的考據學。民族的慧命窒息了，文化的生命隨之衰歇了，二千多年的學統亦亡了。所以清代三百年是中國民族最沒出息的時代。在明亡之時，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仍很優越，西方在十七世紀以前，無論科學技術、哲學、藝術均不及中國，至少並不高於中國。可是在文藝復興以後，藝術大大地發展了。瓦特 (Watt) 發明蒸汽機，開出技術科學，掀起工業革命。牛頓以前西方科學是純理科學，此時又有技術科學的新發展，於是物質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至今西方科學早已取得領導世界的地位。政治方面，有人權運動。宗教方面，有宗教改革。可知十七世紀後的西方在文化各方面，都是突飛猛進，日新月異，是一個開展暢通的時代。反觀中國此時，沉沉昏睡，民族生命歪曲了、哀弱了，逼使考據學得到畸形的發達，而文化生命亦歪曲了、迷失了。因此，在清末西方列強相繼侵略之時，顯得不堪一擊。如今清朝已滅亡了五十年，而民族生命、文化生命，仍在歪曲迷失之中，遂使整個大陸終淪於紅色極權之統治。中國的文化生命民族生命的正當出路是在活轉“生命的學問”以趨近代化的國家之建立。中國第一次面對西方，是在南北朝隋唐時代，面對的是印度的佛教文化。(對中國說，印度亦可說屬於西方) 。而現在第二次面對的是西方的科學、民主、與基督教的文化。科學與民主，尤其是民主，是近代化的國家之所以為近代化者。我們須本著理性、自由、人格尊嚴的文化生命來實現它。科學，須有求知的真誠來引發。這兩者雖在歷史上首先出現於西方，然我們之作此，嚴格言之，實無所謂西化，尤其無所謂“全盤”。就算是因它首先出現於西方而屬於西方，亦只算是先進後進之別，我們借鏡它，學習它，仍然是各自作各的本份內的事，不能算是西化。中國人並非沒有科學上的智慧，只是以往沒有向科學的路走。過去走的是正視生命的心性之學一路。此路走得不錯。我們仍可說：求仁得仁，有何怨哉? 近代中國人研究科學的成績總不算差。例如李、楊之獲得諾貝爾獎金，可見中國人科學上的智慧並不差。平心而論，中國如果不亡於滿清，那麼依順明末思想家顧、黃、王等人的思想，走儒家健康的文化生命路線，亦未始不可開出科學與民主。中國向來不反對知識的追求，求知的真誠，尤其不反對自由民主的精神。而這也正是顧、黃、王等人所要本著生命的學問以要求開展出的。可惜明亡了，使人產生無可奈何的一悲感。中國須要科學與民主，但是不可以它們來取代生命學問的地位，正如西方在科學與人權運動之外，還有宗教，這是西方文化最重要的靈感源泉。
基督教傳入了中國幾百年，但不見得能在中國盛行。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相摩蕩了許久，然而它能否如佛教一樣，被中國人作極高度的融攝，那很難說。耶教將來在中國的地位，能否達到如佛教在中國的地位，講者個人認為是很有問題的。縱使基督教能在中國廣泛傳播或變形，究竟由於民族心態之類的因素，看來它不會取得很高的地位。這問題是很值得正視的。中國以前曾根據傳統的儒、道思想與佛教相摩蕩，結果以儒道的智慧心靈吸收並且消化了佛教，今日一樣也可以傳統的儒釋道三教與基督教相摩蕩而融化基督教。無論如何，中國傳統的大本，是不可亦不會喪失的。基督教自然有其精采。凡是大的宗教都有其高度的真理性，亦皆可互相啟發與補助。以前的理學家，由於受佛學的刺激，而對先秦的儒學作出深化的理解，如今的中國文化工作者，當亦可接受耶教的刺激，而對傳統的三教作更深的理解。道德宗教方面如此，哲學方面當亦如此。西方哲學自民初輸入，數十年來不少中國哲學專家對西方哲學已有成就。前言中國人學科學的力量並不弱。同樣，中國人的哲學智慧亦並不亞於任何民族，中國人學西方哲學與邏輯的智力亦並不差。在此，我們看出了中國哲學未來的方向：
(一) 根據傳統儒釋道三教的文化生命與耶教相摩蕩，重新復活“生命的學問”。
(二) 吸收西方的科學、哲學與民主政治，展開智性的領域。就哲學說，西方哲學中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一骨幹，來布尼茲、羅素一骨幹，康德、黑格爾一骨幹，永遠有其哲學真理上的價值。
可是，科學與民主在任何時任何地都不可能代替道德宗教。中國傳統的三教始終可以再得顯揚。而且很可能由於耶教的刺激摩蕩而得嶄新的發展。三教是幾千年來中國人智慧積累而得的大本原、大傳統，它們具有內在的“沛然莫之能御”的潛力。將來仍會是中國人思想的主流。至於科學與宗教能否相容的問題，也不難答覆。此問題的關鍵在於人類本身，人類須要科學技術來提高物質生活，亦須要道德宗教來提高與安頓精神和心靈。誰也不能否定這點。所以科學與宗教是可以在大致上互不妨礙的，正如今日西方的科學與耶教可以相容，未來的中國社會，亦可讓科學與宗教並行不悖的。假如人類同時須要兩種東西，它們性質形態不同，不能互相代替，那麼，人類除了讓它們以最合理的方式並行，是別無他法的。這除了以民主政治保障信仰的自由外，亦須要有高度融和的哲學智慧來疏通與提撕。此乃為國謀、為學術文化謀者所必須應有的器識與容量。那裡有像今日喧嚷科學民主者必欲抹煞一切道德、宗教、哲學、生命的學問，這種蠻橫不講理的衰世怪現象呢?
本文為牟宗三著《中國哲學的特質》第十一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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