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要到陳國去，經過一個叫匡的地方，弟子顏刻替他趕車，顏刻用馬鞭子指著說：“從前我進入過這個城，就是由那缺口進去的“。匡人聽說，誤以為是魯國的陽虎來了，陽虎曾經殘害過匡人，於是匡人就圍困了孔子。孔子的模樣很像陽虎，所以被困在那裡整整五天。顏淵後來趕到，孔子說：“我還以為你死了。“顏淵說：“老師您活著，我怎麼敢死！“匡人圍攻孔子越來越急，弟子們都很害怕。在這樣危難的情況之下，孔子很鎮定，從容地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經典原文
《論語·子罕》第五章：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這是孔子一生中遭遇的幾件大事之一。匡是宋國的一個地名，孔子是在這裡受到威脅，文中用”畏”這個字代表很嚴重、很可怕、很危險的一件事故。
《史記》上對此記載的也是驚心動魄：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
對於孔子先生的這一件事，歷代名人各有註解。
錢穆先生註解：孔子臨危，每發信天知命之言。蓋孔子自信極深，認為己之道，即天所欲行於世之道。自謙又甚篤，認為己之得明於此道，非由己之知力，乃天意使之明。此乃孔子內心誠感其如此，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非於危難之際所能偽為。
李澤厚先生註解：孔子以傳道即保存、傳遞“先王之道”為己任，即今之所謂文化責任感、歷史責任感。
南懷瑾先生註解：我們看到孔子在一個這樣危險的情況下，他始終不以宗教精神來個禱告，求神保佑。他始終建立一個人文之道，處一切人、事，要自己增加自信。也是他一貫作人處世，處困難當中的精神。
南懷瑾先生的註解中提到一個詞：“宗教精神”。對宗教精神這一概念，南先生是做狹義理解的，所以他說孔子不以宗教精神求神保佑。“宗教精神”一概念，也可以做廣義理解，孔子對天道、天命的信仰也可以說是一種宗教精神或宗教情懷。孔子對於“天”的態度一直保持著一種張力，天命對於孔子，既是外在的，又是內在的。
一般人一旦遇到重大災難或理性無法解決的難題，這種對“天”的敬畏的缺失就開始凸顯出來，人們會由一個極端轉向另一個極端，精神極端脆弱，極端迷信，極端不理性，對什麼都不信，又對什麼都容易輕信。當疫情變得越來越嚴重時，很多人的思想狀態就會處在這樣一個階段。
外出遊說時被圍困，這對孔子來講已不是第一次，當然這次是誤會。但孔子有自己堅定的信念，他強調個人的主觀能動作用，認為自己是周文化的繼承者和傳播者。孔子在災難面前說“周文王死了以後，周代的禮樂文化不都體現在我的身上嗎？上天如果想要消滅這種文化，那我就不可能掌握這種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消滅這種文化，那麼匡人又能把我怎麼樣呢？”而當其中既有對自身使命的期許，更有對天命的堅定信賴。我們在孔子關於“天”的言論中可以看到，孔子對於“天”既敬畏，又自信。當敬畏之時，天似乎是外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我們必須敬畏。而當自信之時，天又是內在的，孔子自稱“五十而知天命”，又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天命又是可知的。這是兩種矛盾的態度，在西方哲學看來，甚至是不可調和的，但在孔子身上，這兩者又是完美結合在一起的。“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孔子在天命的各種時機中，恰如其分地展現出他對天既敬畏又自信的信念。孔子以他獨特的中庸智慧，在宗教精神和人文精神之間，保持了一種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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