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這個詞在字典中的解釋是：由人與環境形成的關係總和。很抽象對不對？人們口中的“社會”，要麼是類似“社會人”這種略帶有江湖氣的描述；要麼是和家庭區別開來的概念，例如“走入社會”；要麼是政治話語中常見的詞彙，經常與政治、經濟、文化等並列出現。這樣一個常見的詞彙，很少有人深究其中的內涵。
熊培雲的《重新發現社會》一書把我們拉進一種政治哲學的探討，幫我們釐清國家、社會和家庭、個人的關係，進而說明“社會”在其中的巨大作用。
（1）
在政治哲學中，社會作為研究對象源自現代西方文明的崛起，是一種與國家、個人並行的概念。廣義的社會包括除了政治以外的所有領域，狹義的社會還要去除市場，專指各類自治組織、社會團隊和公共事業。
在中國談社會，特別容易荒腔走板、不知所云。因為中國歷史一直有大一統的傳統，國家權力集中在皇帝一個人手中。政治、社會、經濟都是一體的。即便在春秋那樣的封建時代，傳統、習俗這些本應該是社會範疇的內容，也是由國王掌控的。孔子就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
或許有人會問，“鄉紳”階層難道不是古代中國“社會力量”的代表嗎？正所謂“皇權不下縣”，國家並沒有覆蓋到一切領域呀？這種觀點的問題在於：首先，皇權不是不想“下縣”，而是在古代的技術和制度條件約束下管理成本過高，“不得不”讓渡權力，但只要有機會，皇權就會把控制觸角深入到更基層領域；其二，這部分讓渡出來的權力的確被“鄉紳”或大家族享有，但這個階層並不與皇權博弈，而是與其管轄的家庭和個人爭奪利益，無法形成與政治平行的二元結構。
（2）
《重新發現社會》由多篇文章組成，作者通篇其實就想表達一個主題：中國也需要西方那樣的一個由公民組成的“社會”，作為國家與個人之間的緩衝地帶。社會存在的意義在於制衡權力，保護個人。在中國走向現代的過程中，社會是一種積極的力量，需要被鼓勵和扶持。只有社會成長起來，個人與國家才能形成更加和諧的互動關係。
其實這種源自“社會契約論”和個人主義的觀點並不新鮮，是西方啟蒙運動最基本的政治主張，也是現代西方文明的支柱。其代表人物霍布斯強調，各種組織得以成立，都是個人同意的產物，國家也不例外。因此，國家的存在本身是為了個人的發展。即便沒有國家，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也會形成一種社會關係，只不過這種關係不具備強制力，具有不穩定的特點。
但在現實中，國家只要誕生就有了自己的利益，就會傾向於壓制個人，入侵個人空間，個人變成了為國家的存在而服務的手段，這就產生了異化。因此要尋找一個力量制衡權力，這就是社會的來源。
社會的歷史其實遠比國家長久。社會的價值在於用公序良俗來維繫秩序，這種從心底裡自發的秩序遠比國家機器的強制來得堅固和持久。
（3）
但中國古代從來沒有個人的概念，個人是依附於家庭或家族的。而且家庭也和國家沒有過多的關聯，家庭和個人似乎就是為了給國家繳納各種稅賦存在的。因此當晚清時八國聯軍進北京，還有老百姓在前面帶路。對於那時的普通人來說，誰來統治都差不多，就是繳租稅嘛。
隨著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在經濟上已經擁有無可辯駁的全球實力。但在社會領域，我們還處於比較初級的現代化階段。政府曾經包辦一切，現在雖然提倡市場配置資源、個人風險自負，但只要一發生重大的社會事件，政府基本都是兜底的角色。P2P爆雷、紅十字會亂象、小產權房……如果沒有政府出面，很多事件都會是死結，有的時候，地方政府出面都不可以，還得中央出面才行。這非常影響政府信用和社會穩定。
2010至2011年，比利時曾創造了541天“無政府”的紀錄，社會依然運行良好。這其中的秘密，其實就是靠社會自發運行的力量。
作者主張在中國建立公民社會。“一個國家是否強大，關鍵不在於國家，而在於社會，在於民間力量的養成。”熊培雲認為，公民社會的治理成本最低，“政府不能成為經濟活動中的普通競爭者，也不能隨意進入公民的私人領域”。
《重新發現社會》這本書的意義在於，通過社會這個中介，減輕政府對個人的壓制，體現個體在歷史中的創造，尊重每個人的思想尊嚴與人生價值。
（4）
筆者對於作者的很多觀點都非常認同。不過這本書同樣具有其他類似政治評論集的通病——只提出問題和結論，沒有給出具體的實現路徑。當然，能夠提出並思考這個問題本身就已經來之不易，畢竟路是靠大家一起走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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