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儒家哲學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十分重視人的情感問題。如果將其同西方哲學進行一些比較，放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下來考察，這一點就顯得更加突出。
人們都承認，儒家哲學是關於人的哲學，是討論人的存在及其意義和價值問題的學問；但是，討論人的存在和意義的問題，就不能沒有情感，這正是儒學之所以重視情感問題的原因所在。所謂“重視”，就是把情感放在人的存在問題的重要地位甚至中心地位，舍此不能討論人的問題。換句話說，對於人的存在而言，情感具有基本的性質，情感就是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稱儒家哲學為情感哲學或情感型哲學。這是儒學的一個重要傳統。
西方哲學也有自己的傳統，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理性主義傳統。“愛智”被歸結為理智、理性。從古代的“邏各斯”、“理念”到近代的“我思故我在”，就是這一傳統的重要標誌。所謂理性，是一個涵義十分廣泛的概念，但是有一個最基本的涵義是西方哲學家共同接受的，這就是指人的理智能力，包括邏輯推理、數學證明，概念分析等等，延續到現代，則稱之為“智能”。
當然，西方也有另一種傳統，即經驗主義和人文主義傳統。但很多經驗主義者使用理性主義的方法。人文主義自文藝復興始，同時開創了近代理性主義傳統。 17、18世紀出現了一批思想家，普遍關心情感問題，有的用情感說明道德（休謨、叔本華等），但他們公開聲明是非理性主義者。其實西方的人文主義同理性主義是相輔而行的。康德開始了“認識論的轉向”，隨著康德道德形上學的被批判，理性真正變成了認知理性。康德本人提出了情感問題，但又將道德情感排除在道德理性之外，從而否定了道德情感的價值。現代西方哲學中有所謂“情感主義倫理學”，一方面承認道德倫理由情感決定，另方面又宣佈這樣的倫理學是主觀的、相對的、非科學的，目前又遭到新的批判。
與此現成對照的是，中國的儒家哲學不僅肯定情感（特別是道德情感）的重要作用，而且沒有將情感與理性對立起來，而是尋求二者的統一，並由此建立普遍的德性倫理和“具體理性”學說。
孔子作為儒家創始人，特別看重人的“真情實感”，認為這是人的最本真的存在。所謂“真情”，就是發自內心的最原始最真實的自然情感；所謂“實感”，就是來自生命存在本身的真實而無任何虛幻的自我感知和感受。這是一種神形、心身合一說，與靈與肉的二元論有區別。“真情實感”是人所本有的，也是人所特有的，是最原始的，又是最有價值意義的，人的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即由此而來。
陽明將這種情感活動稱之為“人情事變”，認為人“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裡。”（《傳習錄上》）“事變”就是人生的歷程，其中有喜悅，有悲傷，有快樂，也有忙碌，這就是人生。因此說，人除了“人情事變”就再也沒有什麼了，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了。這是對人的存在問題的一個基本看法，說明人的存在是實實在在的情感活動，而不是抽象思維的“自我”。
儒家論情感，首先是從“親情”開始的，最重要的是“孝”。孝被認為是家族倫理，但首先是一個情感的問題。“孝弟為仁之本”，說明親情之孝是實現人的最高價值――仁的基礎。
儒家承認，在親情這一點上，人與動物有“極相似”（如程顥、朱子等人）之處，這是人與動物連續性的一面，但這未必有損於人類的尊嚴。自然情感之對於人，既有原始性，又有目的性，它決定了人生的目的追求，“安身立命”之學，就是求得一個“安”，但又是很高的境界。
從存在及其價值的意義上理解親情之孝，是很有意思的。孔子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何謂“直”？在孔子時代顯然有不同看法，葉公和孔子代表了兩種不同看法。孔子所理解的“直”，是指父子之間不可隱藏的“真情實感”，而不是對偷羊這件“事實”本身的指證。孔子並不否定這件事實，但是去告發和指證就是另一回事了，這裡有價值選擇的問題。孔子選擇這件“事實”本身，就是要說明情感的真實性和重要性，這才是人的最本真的存在。
這裡還引出另一個問題，情與法的關係問題。但這實際上是兩個問題。情是人的存在問題，法是制度社會問題。作為社會的人，當然要面對“法治”還是“禮治”一類問題。但是作為個體的人，便有存在方式及其價值選擇問題，當情感與法發生衝突時，個人有選擇的自由，葉公和孔子可以有各自的選擇。孔子的選擇也是承擔責任的，這就是朱子所說，是“天理人情之至”，應當如此。儒家哲學就是“天理人情”之學。
儒家是主張“禮治”的，未能開出民主法治，這是事實；但這裡的問題是一個“自由選擇”的問題，不能簡單地得出結論說，孔子反對法治。因此，我們需要“劃界”。
如果說，孔子沒有直接論及情與法的衝突，那麼，孟子的“竊負而逃”卻直接提出並明確回答了這個問題。在孔子所說的情況下，可以父子相隱；在孟子所說的情況下，可以毫不猶豫地放棄最高權力而實現個人的心願，享受人生的樂趣。孟子並沒有否定法的合理性，更沒有以權壓法，當然不存在“徇情枉法”的問題。
孝固然處於對父母之愛，但又不止於此，它只是生長點、“發端處”，它要不斷生長、發展，最終要實現仁德。郭店竹簡中有多處提到孝，《唐虞之道》：“孝之方，愛天下之民”，《五行篇》：“愛父，其攸埃人，仁也”，《語叢三》：“愛親，則其方愛人”，等等。孝已經由所謂“私人情感”發展而為普遍的人類情感。在儒家看來，這是有內在必然性的，這種必然性體現了存在與價值的統一。
竹簡還提出親情是一種純真無偽的自然之情，為孔子學說作了論證。“父孝子愛，非有為也。”（《語叢三》）“凡人偽，可惡也。”（《性自命出》）這就是說，自然而真實的無人為造作的情感，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情感，也就是人的本真存在。這說明，儒家的理性學說是一種“自然理性”學說和“具體理性”學說。這同道家也不是對立的。
孔子講情感，但未提出“情”字。孟子提出“情”字，但很多學者（包括西方漢學家葛瑞漢等人）認為是講“情實”、“信實”，而非情感。郭店竹簡的出土確鑿無疑地證明，孟子所說的“情”就是情感，而且先秦時“情”字成為人的存在問題的最重要的概念。
分享到:
閱讀更多 楞個想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