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這是一個歷史學者觀影追劇的小系列。
在2019年的國產歷史劇中，《長安十二時辰》是在還原歷史細節方面做得非常用心的一部，原著作者馬伯庸先生本來就有很高的史學素養，在寫作此小說時為了全面展示長安面貌，下了很多工夫；改編成劇之後，服化道方面與中國裝束復原團隊合作，於設計上參考了大量文物，也使得觀眾耳目一新。劇集一上線便廣受好評，乃至有人認為它代表了中國電視劇的最高水平。敝人作為馬伯庸小說的忠實讀者，也得到了很好的視覺體驗。
不過，在這部電視劇中也有很多不符合唐代歷史的地方，有些甚至和史實差距很大。其中，一部分是劇集改變了原著小說的敘事線索和人物性格，動搖了背景設定，導致錯誤；也有一些是出於劇組的疏忽，雖是白璧微瑕，但卻容易造成觀眾對歷史的誤解。這裡談談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錯誤。
報時臺詞的誤置
時間是《長安十二時辰》裡的重要元素，劇集以一天之內時間的流轉，作為故事推進的標誌，每一集都以代表時辰的地支命名，還配有幾句聽起來玄之又玄的古語，作為說明。每到一個時間節點，靖安司的“報時博士”龐靈就將之大聲朗讀出來，顯得古意盎然，頗有“高級感”和“儀式感”。
偏偏，這些聽起來很“高級”的詞，不少都有張冠李戴之嫌：在典籍中，這些文言句子大多數與十二時辰無關，有的表示年、有的表示月份，一旦追究，難免令人莞爾。
例如第一集裡，“巳正”這一時刻所配的文言語句是：“大荒落。萬物熾盛大出，霍然而落，故云‘荒落’。”這裡引用的文言中的“大荒落”，其實是西漢之前太歲紀年法中用來表示地支的用語。
什麼是太歲紀年法？殷商以來，中國人通過木星（歲星）在天空位置來紀年。木星在空中自西向東一週，大約是十二年，正與十二地支相合，於是便按木星運行軌道將周天劃分為十二個區域，與十二地支對應，根據木星在天空的位置，來判斷現在是哪一年。
但是，歲星實際運行一週比十二年略短，加上其運行方向與古人習慣的天象解釋體系不同，所以後來又發明出運行方向與歲星相反，運行一週剛好十二年整的虛擬天體“太歲”，通過太歲的位置紀年，稱為“太歲紀年法”。
古人也為太歲設定了一個十二等分的軌道，以十二地支命名。太歲落在不同的位置，又各有對應的表示年份的說法，比如太歲在“巳”的位置時，此年就稱為“大荒落”；太歲在“申”的位置，此年稱“涒灘”；太歲在“酉”的位置，此年稱“作噩”；太歲在“醜”的位置，此年稱“赤奮若”。
這套以太歲位置紀年的方法，記載於《爾雅·釋天》《史記·曆書》《淮南子·天文訓》等典籍中。後來的學者根據自己的理解，對其中的稱呼方式進行了解釋。電視劇中“萬物熾盛大出，霍然而落，故云‘荒落’”的說法，最早應出自東漢學者李巡的《爾雅注》。其餘如釋“涒灘”曰“大修為，萬物皆修其精氣”，則出自《淮南子》。這幾個句子，雖然和十二地支有關，但其中地支都是用來紀年的，與時辰無關。
龐靈：這“大荒落”說的不是時辰啊！
還有一些劇中用來解釋時辰的古語，其實本來不是解釋時辰，也不是解釋年，而是解釋月。
除了紀年以外，中國古時還常用十二地支紀月。古人發現，北斗的斗柄，在一年之中正好以北極星為中心轉動一週，因此他們以冬至時北斗斗柄所指方向為起始，將一年中斗柄所指方向分為十二等分，以干支命名，例如冬至時，斗柄所指方向為“子”，此月即用“建子”來代表。雖然“子”為地支之首，“建子”的月份卻不是我們今天的正月。這是因為漢武帝后採用夏曆，將寅月定為一年之首，所以現在農曆的正月，在地支對應的是“寅”。
有了十二地支紀月法，古代天學、曆法相關的著作中，就會用地支來表示月份了。比如《史記·律書》中，即記載了十二月和地支相配的情況，以不同月份裡陽氣的升降解釋一年中冷暖的變化，陽氣從建子月（十一月）開始產生，到建午月（農曆五月）升到最高，然後逐漸下落，到建亥月（十月）完全潛藏，形成一個輪迴，萬物也隨著陽氣的升降而生長凋謝。故《史記·律書》將建子月描述為“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
東漢學者劉熙編纂訓詁著作《釋名》時，對《史記·律書》的十二地支體系又進行了一些發揮，形成了更簡潔明快的解釋。《釋名》是當時的辭書，用處多，流傳廣，所以這一套說法，又被各種類書、蒙書、命理書收錄，更加擴大了影響。《長安十二時辰》劇集中配合時辰出現的文言文，就多次引用了《釋名》。例如，劇中配合“子初”的文字是“一陽生”“孳生”和“陽氣始萌”，對應的就是《釋名》中“子，孳也。陽氣始萌，孳生於下也”的說法；又如配合“戌”的文字是“萬物滅盡”，就對應了《史記·律書》中“戌者，言萬物盡滅”的表述。
很顯然，《史記·律書》中所引的相關文字是針對一年中之月份，而非一日中之時辰。劇中將它移用過來，細細品味，就和時辰不搭配了。比如“戌者，言萬物盡滅”本來說的是建戌之月（農曆九月），草木開始枯萎凋零。但到了劇中，與表示時辰的“戌”配合，就變成晚上七八點鐘萬物就要“滅盡”，豈非十分恐怖？又如，劇中“酉正”對應的是“萬物成熟”，來源於《釋名》“酉，秀也。秀者，物皆成也”，說的是建酉之月（農曆八月）作物成熟，本來甚為合理；但放到劇中，就變成了“下午六點（酉時）萬物成熟”，不知所謂了。
總而言之，《長安十二時辰》劇集，在為十二時分配相應文言時，應該是查閱了不少資料，可惜沒有區分地支表示年、月和時辰的不同用法，產生了不少混淆之處，又如將明代郎瑛《七修類稿》中對“午”的解釋“陰陽交相愕而仵”（“愕”和“仵”，是互相違背、牴觸的意思）錯斷為“陰陽交相”，導致不成文句；還強行加上“抉擇”的解釋，就更不應該了。
順帶一說，據《唐六典》，唐代司天臺負責報時，也就是“習漏刻之節，以時唱漏”的，是“漏刻生”，而“漏刻博士”作為官員，“有品秩，掌教漏刻生”，教導漏刻生報時技巧。龐靈身為“博士”，仍然枯坐在報時前線，著實辛苦了。
何監說這話的時候可能已經醉了
奇怪的詔書形式
在《長安十二時辰》中，曾多次出現皇帝頒佈制詔的情節。在電視劇的第一集，宦官在城樓上宣讀關於元宵燈會的“大詔令”，在宣讀的過程中，“大詔令”的文本隨著鏡頭呈現在觀眾眼前。從鏡頭呈現的文本可以看出，道具組對唐代的制詔還是做了一番研究的，但依然還有不少錯誤的地方。
第一集中出現的“大詔令”
首先是制詔的名稱問題。劇照中的詔書開頭用大字題寫著“大詔令”，顯示這份詔書的重要性，但按照《唐六典》的記載，唐代以皇帝名義頒佈的下行文書，分為策書、制書、慰勞制書、發日敕、敕旨、論事敕書、敕牒這幾類，其中並沒有“大詔令”一類，在官方的表述中甚至很少將“詔令”連用。
為什麼唐代官方很少說“詔令”呢？
從歷史淵源來看，按《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說法，秦始皇統一天下後，聽從博士的建議，制定了“‘命’為‘制’，‘令’為‘詔’”的官方規則，從此之後以天子名義發出的命令，都叫“制詔”，所以從天子之言的角度來看“詔”和“令”早已合併，不需要再使用“詔令”這樣的詞。順帶一說，由於制書本來就是皇帝的口吻，所以說到皇帝本人時都用第一人稱“朕”，文中不會出現電視劇裡“聖人詔令”之類的話。
此外，在唐代，“令”還有另外的意義：我們知道，唐代的成文法除了《唐律》之外，還有“令”“格”“式”等多種形式，其中“令”和“律”的重要性最高，所以後來也將唐朝前期的法律制度稱為“律令制”。按照《唐六典》的說法，“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設範立制”，分工各有不同，都以文字形式正式頒行，日本學者仁井田陞的名著《唐令拾遺》，就是對唐代“令”的彙集、整理之作。既然“令”可以指法令，那麼將“詔令”連稱，難免會混淆天子命令之“令”與法令之“令”的區別。
此外還有一個現實原因，本來“詔書”和“制書”各有分工，是兩種不同的公文，但在武周時期，則天武后因自己名叫“武瞾”，為了避諱，特地把同音的“詔”都改成了“制”，因此武后朝以降唐代官方常將制詔統稱“制書”，《唐六典》記載的王言中也沒有“詔”的分類。（說到避諱的話題，唐高祖李淵之父名“李昺”，為避諱，將天干的“丙”字一律改為“景”，因此小說和電視劇突厥狼衛一開始藏身的“丙六貨棧”，將“丙陸”兩各大字寫在牆上的情況，也是不可能出現的。）
按道理，李淵看到這個“丙”字是要痛哭流涕的，不然那就是不孝
那麼這個“大詔令”的表述是從哪裡來的呢？
原來宋初有一位叫做宋綬的史學家，在史館工作時收集了許多唐代的制書，後來由其子宋敏求彙集頒行。由於宋人不需再避唐諱，加上宋代“制”的意思比唐代“制”的意思狹窄，所以乾脆將書中所錄唐代制書稱作“詔令”，又因為其中所載大多是制書中“非常所出者”，所以冠上“大”字，稱為《唐大詔令集》。劇組可能正是因為具備一定的文史知識，知道《唐大詔令集》這本書，誤以為唐代皇帝頒佈的重要文書就叫“大詔令”，才導致“大詔令”這個宋代發明的稱呼，穿越到了唐代劇集的道具上了。
此外，電視劇中制書的格式，也與唐代實際情況相差甚遠。
首先，唐代皇帝的制書一般不會在開頭就用大字寫上“詔令”這樣的標題，也不會把制書頒佈時間寫在最前面，而是直接以“門下”開頭，中間寫具體內容，最後以“制書如右，請奉制施行”或“主者施行”結尾，再接下來才是具體年月日和中書、門下長官的簽名。
制書為什麼要以“門下”開頭呢？唐代中央政務的頒佈執行遵行三省制，起草制詔的過程需要中書、門下兩省參與，其中中書舍人（後期主要是翰林學士）負責起草詔書，由皇帝批覆“可”，中書省將原件存檔，抄寫一份給門下省審核，門下省如果覺得沒問題，簽署後再覆奏皇帝，皇帝親筆批覆，最後再次通過門下省簽署之後，才能交付尚書省具體部門或官員執行。因為制書起草完成後第一步需要交給門下審核，所以文本開頭常有“門下”，保留了文書行政流程的痕跡。《長安十二時辰》的制書中雖然“大詔令”的標題有些畫蛇添足，但正文以“門下”開頭卻是正確的。
制書之所以需要中書門下聯署，就是為了防止中書省官員一家坐大，假傳聖旨，胡亂起草命令，因此，門下對不恰當的制書有封駁退回的權力，電視劇中為了渲染林九郎專權，常常會看到他通過自己掌控的中書省起草一份制書，不經皇帝畫可，也不經太子一黨李適之掌管的門下省簽署，就頒行下去，決定朝廷重大人事任免。這種情況在現實中是幾乎不可能發生的。
圖為初唐臨川公主墓出土的貞觀年間的石刻詔書。由於未到武周時期，所以還叫“詔書”而非“制書”。圖片出自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昭陵文物管理所：《唐臨川公主墓出土的墓誌和詔書》，《文物》，1977年第10期。
此外，劇照中的制書還有一個很吸引眼球的地方，就是展卷處一個有大大的印章，劇組似乎是想以此表明這份制書經過皇帝認證的權威性。不過，唐代的制書中，皇帝認證的方式主要是中書舍人起草完成後親筆籤一“可”字；簽署的位置也在制書的最後，而非開頭。不過劇中制書上的印章也是確實存在的，仔細辨認，上面刻的字是“皇帝受命之寶”，它屬於唐代皇帝私人的璽印“天子八寶”之一。“天子八寶”是皇帝的八枚私人印章，用於皇帝以私人名義寫作的重要信件、國書等，基本不用在一般行政文書上。按照《唐六典·符寶郎》中的解釋，所謂“受命寶”，用途是“修封禪、禮神祗”，具體來說，在封禪等祭祀天神地祇的場合，皇帝常需以個人名義寫一篇祈禱之辭，稱為“玉冊”或“金簡”，獻給神靈，而“皇帝受命之寶”則是蓋在玉冊金簡上，給神明看的。電視劇將之蓋在了一般的制書上，實在有些大材小用了。
電視劇中的制書，均蓋有“皇帝受命之寶”。
過於先進的書籍裝幀和傳播形態
“線裝書”在當代人的古代想象中根深蒂固。想到“古書”或者“古籍”，我們心中通常會浮現出線裝書的形象，彷彿有了紙就有了線裝。
事實上，線裝這種裝幀形式，是到明代中期以後才開始流行，宋代以前極少。所以，在背景為宋代以前的歷史劇中，如果出現大量線裝書的畫面，只能說明劇組缺乏書籍史的常識。
對於這一點，《長安十二時辰》劇集的道具組是有清醒認識的。全劇很少出現線裝書的樣式，避免了大部分歷史劇會犯的錯誤，足見其用心。不過還是會有漏網之魚，比如——
程參：這是什麼裝幀，咋沒見過呢？
雖然劇集很少使用線裝書做道具，但不知為何，卻將一部分書籍替換為另一種唐代很少見的裝幀方式——經摺裝。按照學界對書籍史的研究，經摺裝在唐末五代才被普遍使用，而且主要用來抄寫佛經，基本不用於書籍和公文的書寫，自然也不應該出現在玄宗朝的靖安司中。不過，這樣的裝幀，我們在清宮戲裡倒是經常會看到，那是後世所謂“奏章”或“奏摺”的形態。也許由於奏摺前後經過仔細裝裱，有一種高貴感，也符合劇中“大案牘術”所用檔案的性質，所以電視劇才會這樣處理吧。
靖安司的檔案，一半是經摺裝，一半是卷軸裝
其實，唐代主流裝幀形式，還是卷軸裝。唐太宗李世民作《帝京篇》，說自己處理完公務到崇文館看書，“縹帙舒還卷”，就是指紙製的卷軸。保存方式是插在書架上，掛上寫著書名的牙籤。韓愈有詩稱讚李泌（即劇中李必的原型）曰“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呈現了卷軸裝的存放方式。其中“牙籤”是指插在軸中的籤子，寫著書名，以便查檢。比較講究的藏書人還會在卷軸外套一個防塵套，稱為“縹囊”。若干“卷”還可以彙總在一起，包裹成“帙”。如果沒有架子，則將卷軸直接堆放在桌上或者地上。敦煌藏經洞卷軸的擺放方法，給我們呈現了很好的實例。
劇中出現的“牙籤”
敦煌藏經洞的卷子，可以清楚看到數卷被“帙”包在一起的狀態
河北宣化下八里村遼代墓葬壁畫中的卷和帙。引自揚之水《古詩文名物新證》
日本正倉院所藏竹帙，樣式精美
另外，在劇中有兩次提到關於書籍“刊印”的話題，一次是姚汝能說自己閒來無事寫的小說“在黑市上刊印得不錯”，另一次是程參說唐代刊印過的書籍他都念過。實際上，唐代雖然已經有了雕版印刷，但還比較粗糙，所印的書籍大部分是日曆、佛經之類民間日常用書。包括儒經、詩文集在內的其它書籍，仍然是以手抄的方式流傳，更不用說地位低微的筆記小說了。所以，姚汝能的小說只能被傳抄，無法被刊印，由於是傳抄的，沒法追溯版權，所以原作者也無法通過這個賺錢。
姚汝能靠寫書賺錢的大計，註定是會落空的
混亂的城防編制
《長安十二時辰》故事的主線是阻止一起有預謀的恐怖襲擊，故事中除了虛擬的治安機構——靖安司之外，還涉及到不少與長安城治安有關的組織機構和規定，原作者馬伯庸對這些史實進行了精細的考證，很好地還原了長安城防原貌，非常珍貴，也令人欣喜。但是，在改編為劇集時，為了擴大篇幅，增加矛盾衝突，編劇改動了不少背景設定與情節，這就導致了一些不符合歷史的地方。
讓我們先從長安城中的治安維護說起。唐代前期，地方行政制度主要為州-縣兩級制，通常負責州中治安的，是州刺史屬下的法曹參軍；負責縣中治安的，是縣令屬下的縣尉。長安是都城，分管長安的州一級行政單位不稱州，而稱為“京兆府”，負責治安的是京兆府法曹參軍；京兆府治下，以皇城門前的朱雀大街為界，又分成長安、萬年兩個縣，負責治安的是長安縣尉和萬年縣尉；縣尉手下又有若干具體辦事的吏，坊間稱為“不良人”，電視劇的主角張小敬原先就是萬年縣尉屬下的不良人統帥。
不過長安作為首都，與一般州、縣又有所不同，除了州法曹、縣尉之外，還有很多其他治安機構。比如長安城坊有類似居委會主任的坊正、里正，負責觀察治安情況；御史臺有左右巡使，負責監察城內違法行為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戍衛部隊是禁軍。
長安城分皇帝百官辦公生活的“內城”和一般老百姓所居住的“郭城”兩部分，“內城”從北到南又分為“宮城”和“皇城”兩部分，其中宮城是皇帝居住的地方，也是中書省、門下省的所在；皇城則是尚書六部、九卿等其它朝廷中央政府機關所在之處。禁軍之中駐紮在宮城以北禁苑中的稱為“北衙禁軍”，是皇帝直屬的部隊，劇中的羽林軍、龍武軍等，都屬於北衙禁軍。駐紮在皇城的稱為“南衙禁軍”，主要職責是保衛中央政府和皇城、宮城的安全，其中分為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等，各有職司。除了南北衙禁軍外，長安城中還有負責太子東宮護衛的六所“率(shuài)府”，即左右衛率、左右司御率、左右清道率，其中左右司御率又稱“旅賁”，在電視劇中借調到靖安司，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一系列衛、率，大多都是為了保護皇帝、朝臣和太子而設的，真正與長安城百姓生活的外郭有關的部隊只有兩支：一是左右領軍衛，負責一部分長安城門防務工作；一是左右金吾衛，其下屬機構有“左右翊府中郎”與“左右街使”，專門負責長安城內街坊的巡邏、禁夜及其它防務工作。由於左右金吾衛在隋朝和唐初稱為“武候”，所以其屬下的戍衛部隊也將“武候”的別名保留到了玄宗朝。按照《新唐書·百官志》的說法，金吾衛左右街使在長安各城門、重要坊角都設有“武候鋪”，專用來駐紮武候，小鋪五人，大鋪三十人，以便隨時處理治安問題。電視劇中常常出現騎馬巡邏，維持長安治安的，大多是左右金吾衛的武候部隊。可惜電視劇的編劇，似乎常常將“武候”和“不良人”弄混，在第二十六集中，張小敬的崇拜者胖羅，身為“不良人”，卻駐守到了“武候鋪”中，令人感到迷惑。順帶一提，不論是小說還是電視劇，都錯將“武候”變成了“武侯”，給這些戍衛部隊的士兵平白加上了侯爵，顯得十分大方。
除了搞不清楚“武候”的性質之外，電視劇中長安各戍衛部隊的相互關係也很混亂。比如姚汝能這個人物，在小說中只是一介小吏，在電視劇裡卻搖身一變，成了“太子右衛率”。要知道，“太子右衛率”可是太子右衛率府的領導者，屬於正四品的高官，僅僅比賀知章所任的秘書監低半級，品級還在尚書省各部侍郎之上。這樣一個大人物，在元載、吉溫這樣的八品小官的重拳出擊下唯唯諾諾也就罷了，居然還得親自和張小敬一起滿城涉險尋找狼衛，姚汝能麾下右衛率府的士兵眼睜睜地看著長官到處奔波，捱罵捱打，卻自始至終沒有出現幫忙，可以說非常過分。
東宮右衛率(shuài)姚汝能落寞的背影
又比如，劇中為了製造緊張情節，將右相林九郎控制的右驍衛，說成是旅賁軍的上級單位，可以隨意調遣旅賁軍，導致靖安司一時沒有可用之人。但實際上，旅賁軍與右驍衛一樣，在人員選任、考核方面歸兵部管轄，具體則聽從本衛將軍指揮。也就是說，太子旅賁軍和左右衛是平級單位，並沒有互相管轄的關係，右驍衛無權調動旅賁軍。
崔器：我做不到啊！
此外，劇中右驍衛在長安城中橫衝直撞，幾乎無處不在，但實際上，左右驍衛主要負責的是皇城守衛以及宮城的守衛，很少負責長安外郭治安，電視劇也許是為了讓劇情簡單一些，就讓右驍衛離開皇城的值守範圍，在長安城到處捉賊，這是典型的越權行為。與之相反，真正負責長安城治安的左右金吾衛將軍，在劇中幾乎沒有出現。
其實，在原著小說中，在提及右驍衛參與追捕張小敬時，特意說明：
“靖安司負責長安城內外，而右驍衛負責皇城的外圍安全，兩者的職責並不重疊，也沒有統屬關係。……但狼衛跨過了光德懷遠這一條死線，……對皇城構成直接威脅，性質立刻成了‘驚擾聖駕’的大案，右驍衛便有權立即介入調查。……若右驍衛要求崔器逮捕張小敬，行為雖屬越權，可他一個小小的將佐，根本扛不住壓力。”
其中所說，雖然和長安城防實際情況稍有出入，但各戍衛部隊的關係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劇集的錯誤，只能說是因為編劇沒有仔細閱讀原著，辜負了作者的良苦用心。
最後，再順帶說說長安皇宮的門禁制度。
唐代進入皇宮前首先需要申報左右監門衛，製造稱為“門籍”的通行證明，登記姓名、年齡、職務、相貌特徵等。在檢驗門籍與真人符合後，才能進入。但對於經常有可能被皇帝召見的官員來說，每次出入都用門籍太過不便，所以又規定太子、親王以及京城文武五品以上職事官可以佩戴“魚符”，以便進出。
畫面左邊，焦遂腰間掛著的就是劇中經常被提及的道具“金魚袋”，理論上魚符就在裡面
按《唐六典》，朝廷為太子、親王和朝官配發魚符，太子為玉製，親王為金制，其它官員的魚符只是銅製而已。
既然魚符是銅製，那麼“金魚袋”是怎麼回事呢？按《唐六典》，魚符“其隨身符以袋盛，其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所以“金魚袋”是盛放魚符的袋子，而非魚符本身，魚袋並不是入宮信物，它只是一種裝飾品，是尊貴身份的象徵。焦遂不應該說自己隨身佩戴的是“金魚袋”，而應該說是“魚符”。劇中常說“沒有金魚袋，不得入宮”，或許也應該改成“沒有魚符，不得入宮”才是。另外，魚符上通常會刻上官職和姓名。劇中的“何執正”久在朝中，地位尊崇，朝中基本人人都認得，不論是焦遂還是狼衛，都沒有可能拿著刻有寫著他名字的魚符，冒充入宮——劇中的曹破延在殺害了焦遂之後，拿走了他身上掛的魚符，大概只是覺得“可能有用”，幸好他從未試圖用過，否則在這個故事，恐怕在第一集就結束了。
沒有金魚袋不要緊，有魚符就行
最後要說，《長安十二時辰》不是普通的歷史故事，它比較近似於“架空歷史故事”，圍繞一個真實歷史事件，或是一個有特色的時代，展開奇崛的幻想，閱讀者既可以收穫快樂，又可以增加對歷史的興趣，歷史與幻想的交匯處，就是這類故事的精彩之處。20世紀大獲成功的通俗文學，國內的《鹿鼎記》《尋秦記》，國外的《聖殿春秋》《影武者》，都是這樣的故事，《源氏物語》《雙城記》這類名著，也可以算作廣義的架空歷史故事。歷史研究中，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但是架空歷史故事屬於文學創作，勢必需要補入許多細節。細節中自然就會有虛構的內容。文藝的真實標準與歷史的真實標準不同。我們說一個故事“很真”，主要是看裡面的劇情和人物是否符合人性，是否打動了我們，細節上的出入，是必定會出現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對於架空歷史故事來說，“歷史現場感”是其成功的重要條件，這種現場感建立在符合歷史的諸多細節上，細節越確切，“現場感”就越強，讀者也就越容易身臨其境，感受故事的魅力。因此，雖然本文列舉出了這些歷史錯誤，但並不是為了給《長安十二時辰》這部劇集找麻煩，而是希望在與讀者分享歷史知識之餘，對以後的歷史劇和歷史小說產生一點借鑑意義，從這個角度來說，這篇文章或許還有一點“吹毛求疵”之外的價值吧。
李致忠《中國古代書籍史話》，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
劉後濱《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齊魯書社，2004年版
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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