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張鳳、楊陽
彼得·沃森用迷人的敘述手法，對20世紀歐洲、美國幾乎所有主要的知識發展作了全景式描繪。他將過去100年的科學、藝術和社會經濟趨勢聯繫在一起，講述了一個“個人主義”不斷加強、科學飛速進步的宏大故事。此外，作者對20世紀重要思想家的著作作了一番野心勃勃的總結，試圖將其拼接成為一個連貫的敘述。這些碎片在他手裡變成了馬賽克的一部分，讀者得以領略思想史“更大的畫面”，在瞭解過往的同時，試著去領會未來將把我們帶往何處。
以下文字選自《20世紀思想史：從弗洛伊德到互聯網》第十九章：希特勒的禮物
出版方: 譯林出版社
譯者: 張鳳 / 楊陽
有這樣一張著名的照片，拍攝於1942年3月紐約皮埃爾·馬蒂斯畫廊的“流亡中的藝術家”展覽期間。皮埃爾·馬蒂斯是畫家亨利·馬蒂斯之子，自20世紀30年代初，他就是曼哈頓一位成功的藝術品商人，卻從未舉辦過此類展覽。照片中出鏡的人們都身著“體面的”西服或花呢外套，他們是：（前排）馬塔、奧西普·扎德基恩、伊夫·唐吉、馬克斯·恩斯特、馬克·夏加爾、費爾南·萊熱；（後排）安德烈·佈雷東、皮特·蒙德里安、安德烈·馬松、阿梅代·奧藏方、雅克·裡普希茨、帕維爾·切利喬夫、庫爾特·塞利格曼和尤金·伯曼。陣容如此強大，質量如此優秀的藝術天才極少（如果有過的話）能有機會濟濟一堂，評論家也對這場展覽展出的藝術作品持有同樣的看法。《美國信使》雜誌以《希特勒送給美國的禮物》為題對此次展覽發表了評論。
在1933年1月至1941年12月之間，104098名德國和奧地利的難民來到美國，其中包括7622位學者，還有1500位藝術家、專門從事文化問題研究的記者或其他知識分子。這股流向美國的涓涓細流始於1933年，在1938年的“碎玻璃之夜”後迅速膨脹，卻從未變成真正的移民浪潮。在當時，形勢已經讓許多人難以離開，而美國普遍的反猶主義和反移民情緒意味著仍有許多人都被拒之門外。自1924年以來，美國實行了移民配額制度，將每年的移民總數限制在165000人，其中每個白人國家的配額按照1890年人口普查的數據限制在當時各國人口總數的2%。然而在整個30和40年代，奧地利和德國的移民配額實際上從來沒有填滿過，所以在美國眾多的人道主義行為之中，這是一個鮮為人知的統計學恥辱。
1942年3月，皮埃爾·馬蒂斯家的照片。
有的藝術家和學者逃到了阿姆斯特丹、倫敦或巴黎。在法國首都巴黎，馬克斯·恩斯特、奧托·弗羅因德利希和格特·沃爾海姆組成了“德國藝術家團體”，後來更名為“自由藝術家聯盟”，並舉辦了一場反對納粹在慕尼黑舉行的“墮落藝術展”的展覽。在阿姆斯特丹，馬克斯·貝克曼、尤金·施皮羅、海因裡希·坎彭東克和包豪斯建築師哈喬·羅澤組成了緊密的團體，保羅·西特羅昂則以他們為師資力量，建立了一所私立藝術學校。在倫敦，約翰·哈特菲爾德、庫爾特·施維特斯、路德維希·邁德納和奧斯卡·柯克西卡等知名藝術家紛紛加入了一個流亡知識分子群體，該群體擁有約200人的規模，分別組成了“流亡藝術家委員會的自由德國文化聯盟”、“新英國藝術俱樂部”和皇家藝術學院等組織。這一聯盟最有力的舉動是於1938年在新伯靈頓畫廊舉辦的“20世紀德國藝術展”。展覽的名字故意取得平淡無奇，是為了避免得罪當時對希特勒施行綏靖政策的英國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哈特菲爾德和施維特斯還被當作敵國公民遭到羈押。在德國境內，奧托·迪克斯、威利·鮑邁斯特和奧斯卡·施萊默等藝術家避禍於“內部流亡”之中。迪克斯藏身於博登湖畔，在那裡描山繪水。他稱這段經歷“無異於移民”。卡爾·施密特—羅特盧夫和埃裡希·黑克爾則搬到了不起眼的小村子，希望能逃離納粹的眼線。恩斯特·路德維希·基爾希納則對所有的一切深感沮喪，選擇自殺身亡。
但最重要也最值得注意的是前往美國的德奧移民，這不單單是因為他們人數眾多。這場知識分子的移民令20世紀的思想領域的景象發生了劇變。這可能是同類型的移民之中最為宏大的一次。
在希特勒對知識分子的殘酷鎮壓昭然若揭之後，比利時、英國、丹麥、法國、荷蘭、瑞典和瑞士分別設立了應急委員會，其中兩個國家可以單列出來詳述。在英國，各所大學的校長組成了學術援助委員會，由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威廉·貝弗裡奇爵士領銜。截至1938年11月，該委員會已為524位學者在36個國家安排了學術崗位，其中161人去了美國。許多英國大學的教職員工從薪水中拿出2%到3%的數額來籌集資金，而美國的學術同行聽聞此舉之後，也從大西洋彼岸寄來了相同比例的資金。通過這種方式，委員會一共籌集了約三萬英鎊安置善款。（直到1966年該機構才最終解散，在此期間他們繼續支持著其他國家因政治或種族原因遭到迫害的學者。）一些流亡的德國學者組建了海外德國學者應急協會（Emergency Society of German Scholars Abroad），其宗旨在於為學術同行尋覓學術崗位。該機構還總結出了一份1500人的詳細名單，列出了在德國國內失去學術崗位的學者姓名。隨著時間的推移，該名單對其他的團體變得非常有用。1933年春，作為西化土耳其的舉措之一，土耳其總統凱末爾·穆斯塔法·阿塔圖爾克重組了伊斯坦布爾大學，應急協會也利用了這次契機。許多德國學者（其中包括保羅·欣德米特）受僱於此項計劃，1935年，隨著伊斯坦布爾法律學院升級為一所大學，也出現了類似的計劃。這些流亡土耳其的學者甚至創辦了他們自己的學術期刊，因為對他們來說要在德國國內或在英美兩國發表論文是非常困難的。這份期刊所承載的領域無所不包，從皮膚病學到印度梵文。如今這本期刊的每一期都成了收藏品。
土耳其的這份德文期刊一共只發行了18期。不過希特勒送來的禮物哺育出一份更加經久不衰的期刊，即《數學評論》。這本新期刊的創刊號問世之時幾乎無人知曉，畢竟大多數人在1939年都為其他事情所困。但《數學評論》（數學家們很快將其簡稱為MR）安靜的登場亮相實則既激動人心，又意義重大。在那之前，世界上最重要的數學期刊是柏林的施普林格出版社創辦於1931年的《數學及其相關領域中心期刊》，該刊物以數十種語言發表來自全世界的數學論文摘要。部分歸功於物理學的黃金時代，也多虧了戈特洛布·弗雷格、大衛·希爾伯特、伯特蘭·羅素和庫爾特·哥德爾等人的研究成果，數學在當時蓬勃發展，而一份綜合的文摘期刊有助於數學家之間保持溝通和交流。然而在1933至1934年，一個問題凸顯出來：該刊物的主編叫奧托·紐格鮑爾（Otto Neugebauer），他同時也是哥廷根大學理查德·庫朗麾下著名的數學系的一名教師他突然成了政治嫌疑犯，並於1934年逃往丹麥。直到1938年，他仍堅持擔任《數學及其相關領域中心期刊》的編委會成員，但當時同為編委會成員的意大利數學家圖利奧·萊維—奇維塔（Tullio Levi-Civita）卻因猶太人的身份遭到罷免。出於同情，紐格鮑爾與其他幾位國際顧問委員會的成員一道提出了辭呈。到了1938年底，俄國數學家代表也被終止了編委會資格，而流亡數學家甚至被禁止擔任審稿人。據《科學》雜誌的一篇文章報道，出自猶太學者之手的論文如今已無法在《數學及其相關領域中心期刊》上刊載。
奧托·紐格鮑爾
美國的數學家懷著不安和憂慮注視著歐洲大陸的形勢發展。他們起初考慮過買下這本期刊，但柏林的出版社不肯出售，非但如此，施普林格出版社還做出了相反的舉動，提出了兩套編委會方案，從而產生兩種不同版本的期刊，其一在美國、英國、英聯邦和蘇聯發行，另一份則在德國及其周邊國家發行。美國的數學家被這一侮辱徹底激怒，1939年5月，他們投票表決，決定創立屬於自己的數學期刊。早在1933年4月，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官員就已開始考慮能夠如何為個別學者提供幫助。他們為應急委員會籌措了所需的資金，並於1933年5月正式開始運營。由於大蕭條仍在肆虐，工作機會仍然稀缺，所以該委員會不得不小心行事。委員會的第一項任務是評估問題的嚴峻程度。1933年10月，應急委員會副主席愛德華·R.默羅（Edward R. Murrow）經統計得出，在240所研究機構總計27 000名學者中，不下2000人失去了工作。這個數目非常龐大，而將這些人大規模地移民美國不僅會產生取代美國學者的風險，還有可能引爆反猶情緒，因此需要採取一種能夠限制移民美國的學者人數的政策。應急委員會最終將其政策確定為“幫助學者，而非全方面排憂解難”。因此他們將工作重點放在了學術成就已獲得認可的較為年長的學者身上。其中最知名的受益者就是來自哥廷根大學的理查德·庫朗。
為幫助德國同胞做出最多貢獻的兩位數學家是奧斯瓦爾德·凡勃倫（Oswald Veblen，1880—1960）和R. G. D.理查森（R. G. D. Richardson，1878—1949）。前者是偉大的社會理論家托爾斯坦·凡勃倫的侄子，時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研究員，而理查森則是布朗大學數學系主任兼美國數學學會秘書。在數學學會的幫助下（該學會已正式加入了應急委員會），51位數學家在1939年歐洲戰事爆發前被帶到了美國，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數學家的移民總人數已近150人。每位來到美國的學者無論年齡大小，都找到了工作。與六百萬在毒氣室中喪生的猶太人相比，150人聽起來並不算多，然而獲救的數學家人數已然超過了其他任何領域的獲救學者人數。如今，在世界頂尖的八大數學研究所中，美國獨佔三席，而德國則一無所有。
奧斯瓦爾德·凡勃倫
除了藝術家、音樂家和數學家之外，脫離苦海來到美國的還包括113位資深生物學家和107位世界級的物理學家，我們將在第22章詳細介紹後者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負所起到的決定性影響。學者們還受到了美國移民法一項特殊條款的幫助，這項條款由美國國務院在1940年設立，允許向處於危險之中，且“知識文化成就或政治活動對美國有益”的難民提供“應急訪問”簽證。戲劇導演馬克斯·萊因哈特、作家斯特凡·茨威格和語言學家羅曼·雅各布森都利用應急簽證來到了美國。
在所有旨在幫助具有重要研究成果的知識分子的計劃中，沒有哪個計劃的出色程度和有效性能比得上德美自由友好同盟組織的應急救援委員會（ERC）。友好同盟此前由遭到德國驅逐的社會黨領導人保羅·哈根（又名卡爾·弗蘭克）創立，旨在為反納粹活動籌集資金。1940年6月，在法國與德國簽署了包含臭名昭著的“按需投降”條款的停戰協定後三天，友好同盟的成員組織了一次午餐會，討論該如何幫助在全新的、且更加危險的環境下受到威脅的個別知識分子。委員會在這次會議上應運而生，並立刻籌集到了三千美元經費。此次午餐會提出的目標，是列出一份重要知識分子名單（包括學者、作家、畫家和音樂家），他們應當身處險境且有資格獲得特殊簽證。委員會的成員之一瓦里安·弗賴伊（Varian Fry）受命前往法國，去儘可能多地尋找受到威脅的知識分子，並幫助他們脫離險境。
弗賴伊身材單薄，戴著眼鏡，畢業於哈佛大學。他曾在1935年到訪德國並目睹了慘絕人寰的納粹大屠殺。他會說德法兩種語言並對這兩個國家仍健在的作家和畫家非常熟悉。在當時的美國，反猶主義情緒高漲，他的第一步行動就是拜訪白宮的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並爭取她的支持。第一夫人答應幫忙，但我們根據隨後國務院的舉動判斷，她的丈夫並不支持她的觀點。1940年8月，弗賴伊懷揣三千美元抵達馬賽，腦子裡牢記著一份兩百人的名單，因為他認為攜帶紙質名單太過危險。這些名字是通過一種特定方式收集的。托馬斯·曼冒著風險提供了德國作家的名單，雅克·馬利丹和揚·馬薩里克分別提供了法國和捷克的作家名單。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院長阿爾文·約翰遜提供了人文學者名單，而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館長阿爾弗雷德·巴爾則提供了藝術家名單。一開始，許多弗賴伊試圖幫助的學者（尤其是藝術家）並不想離開歐洲。巴勃羅·畢加索、亨利·馬蒂斯、馬克·夏加爾和雅克·裡普希茨都拒絕移民（夏加爾天真地問美國有沒有“任何品種的奶牛”）。阿梅代奧·莫迪利亞尼願意離開，但不願為此做任何違法的事。帕布羅·卡薩爾斯、安德烈·紀德和安德烈·馬爾羅都拒絕了弗賴伊的幫助。
馬克·夏加爾
弗賴伊很快明白過來，並不是他名單上的所有人都面臨著生命危險。而猶太人以及納粹主義更加直言不諱的長期政敵則的確身處險境。與此同時，逐漸明朗的形勢是，如果許多非常著名的非猶太裔“墮落”藝術家受到法國維希政府的保護，那麼還有多得多的不知名人物處在真正的危險之中。因此，在沒有請示紐約的情況下，弗賴伊改變了委員會的政策，著手幫助儘可能多的滿足特殊簽證條款的人，不管他們在不在他的名單之上。他創建了美國救助中心這一“前線”組織，地點設在馬賽的格里尼昂大街，向難民們提供日常援助，包括小額現金資助，幫助辦理證明文件或與美國聯繫等。與此同時，他成立了自己的秘密網絡，在幾位法國地下黨成員的幫助下，將經過篩選的難民從法國運往葡萄牙，並在那裡使用特別簽證乘船前往美國。他將馬賽北部的“美麗空中別墅”作為“安全屋”，在那裡給難民們發放偽造的證明文件和當地指南，並指引他們經由比利牛斯山隱蔽而險峻的道路通往自由。通過這種戲劇性的方式得以逃出生天的著名人物包括安德烈·佈雷東、馬克·夏加爾、馬克斯·恩斯特、利翁·福伊希特萬格、康拉德·海登（希特勒評傳的作者）、亨利希·曼、阿爾瑪·馬勒—韋費爾、安德烈·馬松、弗朗茨·韋費爾和古巴畫家威爾弗雷多·拉姆。弗賴伊總共幫助了約兩千人，十倍於他最初被派來拯救的人數。
在珍珠港事件爆發（當時弗賴伊已返回美國）之前，美國公眾大體上對歐洲難民的困境漠不關心，並對其中的猶太難民懷有明確的敵意。美國國務院許多身居高位的官員本身就是排猶分子，甚至包括助理國務卿佈雷肯裡奇·朗，他憎恨弗賴伊的所作所為。弗賴伊還時常受到美國駐馬賽領事的部門政策的騷擾，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弗賴伊在1941年9月遭到逮捕並被維希政府短暫監禁，美國領事也脫不了干係。儘管如此，在1933至1941年之間，仍有數千名科學家、數學家、作家、畫家和音樂家渡過了大西洋，他們中的許多人永久留在了美國。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New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院長阿爾文·約翰遜帶領90位學者創建了一所“流亡大學”，其師資力量包括漢娜·阿倫特、埃裡希·弗洛姆、奧托·克倫佩雷爾、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歐文·皮斯卡託和威廉·賴希。在編纂突破性的《社會科學百科全書》的過程中，約翰遜與這些學者中的大多數要麼見過面，要麼曾有通信來往。後來在法國淪陷後，他還創建了另一所流亡學院，即自由高等研究院（École Libre des Hautes Études）。拉斯洛·莫霍利—納吉在芝加哥重新創建了一所新的包豪斯學院，他的其他前任同事則創建了一所類似的學院，即後來的黑山學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這所學院坐落在北卡羅來納州海拔2400英尺的山林和溪流之間，講授的科目除了建築、設計和繪畫之外，還包括生物學、音樂和精神分析。曾在這裡執教的學者包括約瑟夫·阿爾貝斯、威廉·德·庫寧、奧西普·扎德基恩、萊昂內爾·法伊寧格和阿梅代·奧藏方。雖然這所學院位於美國南方，但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之中都能見到黑人的身影。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這所學院成了一個傑出的詩人流派的根據地，並持續辦學直到20世紀50年代。哥倫比亞大學的法蘭克福學院和紐約大學的埃爾溫·帕諾夫斯基美術學院也開始接收流亡學者擔任教職。事實證明，希特勒的禮物，其價值是無法估量的。
珍珠港事件
1942年在皮埃爾·馬蒂斯畫廊舉辦的“流亡中的藝術家”展覽，以及與之類似的其他展覽，向美國大眾介紹了重要的歐洲藝術家的作品。但這只是一個雙向過程的開端。一些在馬蒂斯畫廊露過面的畫家從未在美國感到舒適，於是一有機會就回到歐洲。其他人適應了美國並留了下來。每個人都用作品對他們所經歷過的世界末日般的事件做出了回應。
貝克曼、康定斯基、施維特斯、柯克西卡和超現實主義者直接回擊了法西斯主義以及它所表現出的對自由主義、理性和現代性的背離。夏加爾和裡普希茨更加個性化地解讀了事件，探索了猶太特性變化中的本質。費爾南·萊熱（Fernand Léger）和皮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則立足他們所在的新國家，滿懷期待並環顧四周。萊熱親口承認，雖然紐約等摩天大樓林立的城市讓他感到震撼，但美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並體現了美國強大生命力和“電場強度”的，是這個巨大國家的衝突和互補性，以及“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巨大的機械力”。他畫作中的色彩變得更大膽，更明亮，更簡單，而他的黑色線條則變得更加質樸，不再是立體效果的一部分。萊熱的美國繪畫就像是親近而神秘的廣告牌。皮特·蒙德里安（他於1944年去世，享年72歲）最後的作品也許是有史以來最容易理解的抽象派繪畫。它們色彩鮮豔、生機勃勃，是閃爍的格子畫。《紐約市》、《紐約市1》、《布吉伍吉舞的勝利》和《百老匯布吉伍吉舞》都閃爍著律動和興奮，表現出從空中或摩天大樓的頂部看到的曼哈頓網格般的街區，捕捉著這個新大陸稜角分明而毫無特徵的美，同時表現出抽象和表現主義的風格，強調了新世界中舊的範疇是如何被分解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還舉辦了其他展覽，主要集中在紐約，展示了生活在美國的歐洲藝術家的作品。“戰爭與藝術家”展覽於1943年開展，1944年舉辦了“解放沙龍”展覽。這些展覽上有價值的不再是美國影響流亡藝術家的方式，而更多的表現出流亡藝術家對美國年輕藝術家的影響，這些年輕藝術家急切地希望看到歐洲人所能創造的一切。他們的名字是威廉·德·庫寧、羅伯特·馬瑟韋爾和傑克遜·波洛克。
希特勒送給新大陸的最好的一份禮物就是阿諾爾德·勳伯格。一旦納粹上臺執政，毫無疑問，這位作曲家就不得不離開德國了。雖然他在年輕時就從猶太教改信基督教，但納粹當局完全對此視而不見。於是在1933年，他重新迴歸了猶太人的信仰。同年，他被列入“文化布爾什維克分子”的黑名單，他在柏林的教授職位也遭到罷免。然後，他意外地收到了一份來自波士頓的邀請函，請他前去大提琴家約瑟夫·馬爾金創辦和指導的一所小型私立音樂學校任教。勳伯格立即接受了邀請，並於當年10月抵達美國。
然而，美國並沒有完全準備好接納勳伯格，初到美國的前幾個月對他來說非常艱難。這裡的冬天寒冷刺骨，他的英語水平並不高，學校的學生人數也不多，他的作品對於樂隊指揮來說也過於艱難。他一有機會就搬到了洛杉磯，至少那裡的氣候更宜人。他一直住在洛杉磯直到1951年去世，在此期間他的名聲逐漸蔓延。在他搬到洛杉磯之後一年多，勳伯格被任命為南加州大學音樂系教授。1936年，他接受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職位。他從來沒有放棄音樂上的追求，併成功地抵禦了好萊塢的花言巧語：當米高梅電影公司詢問他是否願意創作電影配樂時，他故意開出了離譜的要價（五萬美元），不僅打消了他們的念頭，而且讓他們從此消失得無影無蹤。
他在美國創作的第一首作品是為一個學生管絃樂隊所寫的輕音樂片段，但隨後而來的就是《小提琴協奏曲（作品第36號）》（Violin Concerto，Op. 36）。這部作品不僅是他的美國首演，也是他創作的第一首協奏曲。它豐富而充滿激情，對勳伯格來說，雖然它在形式上相當傳統，卻對小提琴手的演奏指法提出了非常嚴苛的要求。勳伯格一直自視為一個保守派，致力於尋找一種新的和聲，卻從未真正（在他自己看來）找到它。
阿諾爾德·勳伯格
比勳伯格年輕20歲的保羅·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不是猶太人，事實上，他具有“純正”的德國血統。但他完全沒有任何民族或種族主義情感，而在他的幫助下成名的絃樂三重奏樂團中就有一名猶太人，因為他覺得完全沒有理由打破這一紐帶。這成了納粹用來攻擊他的一個汙點。另一個汙點則出自1927至1934年他在柏林音樂學院任教之時。當時的他已成為備受矚目的德國作曲家，擁有一批狂熱的追隨者，尤其包括了為一些有影響力的報紙供稿的音樂評論家和指揮家威廉·富特文勒。但戈培爾並不為所動，因而欣德米特也被打上了“文化布爾什維克分子”的標籤。在土耳其的教職結束之後，他於1937年去了美國。貝拉·巴爾托克、達律斯·米約和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隨後都一道去了美國。許多大師級的演奏家已經將經常旅行視為理所當然之事，他們對美國也已經非常熟悉，而美國也已經熟悉了他們。阿圖爾·魯賓斯坦、漢斯·馮·比洛、弗裡茨·克賴斯勒、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和米沙·埃爾曼都於30年代末期在美國安頓了下來。
正如勳伯格所發現的，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流亡藝術家的大本營，唯一能與紐約相抗衡的正是洛杉磯，在那裡，名人之間住得近，堪稱“眉睫之間”（用洛杉磯的方言來說）。除了勳伯格之外，住在洛杉磯的名人還包括托馬斯·曼、貝爾託·布萊希特、利翁·福伊希特萬格、西奧多·阿多諾、馬克斯·霍克海默、奧托·克倫佩雷爾、弗裡茨·朗、阿圖爾·魯賓斯坦、弗朗茨·韋費爾和阿爾瑪·韋費爾夫婦、布魯諾·瓦爾特、彼得·洛爾、謝爾蓋·拉赫曼尼諾夫、亨利希·曼、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曼·雷和讓·雷諾阿。歷史學家勞倫斯·韋施勒甚至繪製過一份“另類”的好萊塢地圖，標示出知識分子和學者的住宅地址，而不是更加傳統的標示電影明星住宅的地圖——這值得一做，但在今天的世界絕對不可能具有像當時一樣的吸引力。阿諾爾德·勳伯格的遺孀過去經常在觀光巴士停靠時，把她的客人帶到房子外面，以此來逗樂他們。觀光巴士會停在勳伯格的房子外面，在那裡可以清楚地聽見揚聲器傳出的導遊聲音。隨著遊客的視線透過花園望向宅子，導遊會說：“在左手邊你能看到秀蘭·鄧波兒還在拍電影時住過的房子。”
瓦里安·弗賴伊仍在哈佛求學時，他曾與一位名叫林肯·柯爾斯坦（Lincoln Kirstein）的同學合作編輯過一份大學生文學雜誌。和弗賴伊一樣，柯爾斯坦後來去了歐洲，並將舊世界的一部分文化帶回到美國。然而，對於柯爾斯坦來說，移民與戰爭、反猶主義和希特勒之間都沒有聯繫。除了文學興趣之外，柯爾斯坦還是一位芭蕾舞迷：他認為美國需要在現代舞領域得到提振，而只有一個人恰好能夠滿足這一要求。
林肯·柯爾斯坦
柯爾斯坦身材高大，非常富有，也非常早熟。他出生在紐約羅切斯特的一個猶太家庭，從10歲起就開始收藏藝術品，12歲時第一次觀賞芭蕾舞劇（由帕夫洛娃主演），不到14歲時出版了一部以西藏為背景的劇本，同年夏天在倫敦避暑時遇到了布魯姆斯伯裡團體，結識了利頓·斯特雷奇、約翰·梅納德·凱恩斯、E. M.福斯特以及西特韋爾一家人。但是，給柯爾斯坦的生活帶來改變的是芭蕾。他從9歲開始就深深迷上了這種舞蹈形式，當時他父母不讓他去波士頓觀看佳吉列夫的劇團演出的芭蕾舞劇《天方夜譚》。後來，22歲的他前往威尼斯參觀時，巧遇了一場東正教教堂舉辦的葬禮。一艘船體塗滿黑色和金色、富有異國情調的駁船停靠在教堂的臺階下，等候將死者的遺體送往“聖伊拉茲馬斯”，即潟湖中央的死亡之島。在教堂裡面，柯爾斯坦的目光越過哀悼的人群看到了棺材，“覆蓋著一朵朵鮮花，停放在一個巨大錚亮的青銅聖障之下”。在哀悼儀式結束後，人們走出教堂來到陽光下，其中一些面孔柯爾斯坦覺得似曾相識，但不能肯定。三天後，根據他的傳記作者伯納德·泰普爾的說法，他偶然間讀到了一份《泰晤士報》，並從中發現他之前溜進的教堂是希臘聖喬治堂，而這場葬禮正是謝爾蓋·佳吉列夫的葬禮。
第二年，柯爾斯坦從哈佛大學畢業，此時他的父親問他：“聽著，我會留給你一大筆錢。你現在就要還是等我死後再給你？”柯爾斯坦選擇當即就接受了這筆錢，因為雖然他仍然只有20歲出頭，但他對芭蕾的熱情已經成熟，變成了明確的抱負。美國的芭蕾不應當僅僅依賴“巡迴演出的俄國人”，或者巡迴演出的任何團體。柯爾斯坦的天職是把芭蕾帶到美國，使之成為一種本土藝術形式。30年代初，音樂劇剛剛被搬上銀幕，它向全美國證明了美國人民是會跳舞的，但需要假以一定的舞蹈形式。對於柯爾斯坦來說，芭蕾是舞蹈的最高形式，而他本能地感覺到，只要抓住機會，美國將在這個領域大放異彩。
柯爾斯坦自己也嘗試過學習芭蕾，曾在紐約師從偉大的俄羅斯編舞家米哈伊爾·福金（Mikhail Fokine）。他還曾幫助蘿莫拉·尼金斯卡（Romola Nijinska）整理出版她丈夫（著名芭蕾舞演員瓦斯拉夫·尼金斯基）的傳記，並潛心研讀芭蕾歷史。這一切都沒有讓他滿足，但對於舞蹈歷史的學習讓他明白，自法國皇帝特許成立第一家芭蕾舞團以來的三百年中，芭蕾只被成功地移植到少數幾個國家。這讓柯爾斯坦在1933年下定決心，在許多藝術難民開始湧入美國之時前往歐洲。他先到了巴黎，後來他說自己在那裡表現得“就像一個追星族”。喬治·巴蘭欽（George Balanchine）就住在巴黎，柯爾斯坦知道，巴蘭欽是在世的最好的芭蕾舞編舞家。他遇到的每個人都對巴蘭欽所取得的成就表示欽佩，但他們的熱情也僅限於此。柯爾斯坦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巴蘭欽的健康狀況不佳。蘿莫拉·尼金斯卡曾告訴柯爾斯坦，她覺得這位編舞家“可能活不過三年”，甚至還有個算命師給出了他的確切死期。再有就是他喜怒無常的個性以及他在某些領域出了名的缺乏品位，比如穿著（他常戴著一枚蝶形領結）。柯爾斯坦沒有望而卻步。所有真正的大師都很難相處，他自己就在兩個人身上深有體會，至於巴蘭欽的健康狀況……好吧，他在日記中透露的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在三年內完成”。儘管經歷了這些躊躇，他沒能在巴黎見到巴蘭欽，因此被迫跟隨巴蘭欽去了倫敦，即他舞蹈團的下一個演出地點。當他們終於在柯爾斯坦下榻的酒店見面時，柯爾斯坦用法語講述了他來到歐洲的原因。兩人的這次見面頗為不協調。柯爾斯坦身材高大，富有且態度誠懇，而巴蘭欽則身份低微，身無分文且天生對一本正經的人和事抱有懷疑（他常說：“芭蕾就像咖啡，聞起來的味道要好過實際品嚐。”）。柯爾斯坦精心準備了他的說辭，口齒伶俐且充滿激情地讚美巴蘭欽的編舞，歌頌美國精神，並承諾巴蘭欽能夠在並不遙遠的將來擁有芭蕾舞團和劇院。巴蘭欽也適時地回應說他將很高興能夠前往造就了金吉·羅傑斯的國度。柯爾斯坦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這就是這位編舞大師表示同意的方式。
喬治·巴蘭欽
巴蘭欽於同年10月抵達曼哈頓。對這樣一次大膽的冒險來說，當時的前景頗為黯淡。大蕭條正處在最深的低谷之中，人們也希望藝術能夠順應形勢，或者至少不要因為票價過高或毫無意義而增加人們的煩惱。柯爾斯坦一直希望將芭蕾舞團設在康涅狄格州安靜的偏僻角落，巴蘭欽可以在那裡訓練舞者。但巴蘭欽完全不接受這樣的想法。他是個徹頭徹尾的城裡人，對於聖彼得堡、巴黎和倫敦等大城市都如魚得水。他從沒聽說過柯爾斯坦計劃中的小鎮，並表示他寧可重返歐洲，也強過“在這個叫哈特福德的地方失去自我”。所以柯爾斯坦只得在紐約麥迪遜大街和第59街交會處的一棟老房子裡找了一間教室。1934年1月1日，美國芭蕾舞學校正式開業。首批招錄了25名學生，其中只有3名女生。教學方式讓這些美國青年大吃一驚。一般情況下，舞蹈老師絕不會動手打學生，但巴蘭欽永遠對學生“打著、推著、拉著、敲著、戳著”。通過這種方式，他讓學生做出了他們從未想過能夠完成的動作。
巴蘭欽在新大陸的首部芭蕾舞劇《小夜曲》於1934年6月10日首演，立刻成為經典之作。作為一名天生的表演者，他意識到要讓自己的第一部芭蕾舞劇一炮打響，這部戲必須是關於美國和舞蹈本身的。他需要向美國觀眾展示的是，儘管有著不斷傳承的經典，但芭蕾是一門不斷變化的重要當代藝術，不是亙古不變的，也不僅僅只有《吉賽爾》和《胡桃夾子》這樣的劇目。所以巴蘭欽進行了即興創作。“排練的第一天晚上，一共有17名年輕的女性舞者到場，於是他按照17人的規模編排了開場。有一次，一名舞者摔倒哭泣，後來這成了劇中的一幕。另一天晚上有幾名舞者遲到了，所以那也成了該劇的一部分。”《小夜曲》中蘊含的故事是關於缺乏經驗的年輕舞者如何實現對技藝的掌握，以及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她們在此過程中是如何完善自己並贏得尊重的。他所展示的是藝術的高貴力量，以及為什麼因此有必要首先建立一個芭蕾舞團。對於芭蕾舞評論家愛德華·鄧比來說，《小夜曲》的關鍵是所有年輕舞者之間齊心協力的“甜蜜”。鄧比認為，美國人與身上流淌著芭蕾舞血液的俄國人不同。美國文化更加偏重個人主義和理性，缺少一些感性，也更加缺乏共同的文化遺產。因此，感情可以藉由芭蕾舞團的成員來創造。鄧比認為，這正是巴蘭欽有爭議的做法的基礎（這也是他始終堅持的做法），即在現代舞蹈中，舞蹈團隊比任何個人舞者都更加重要，不應該存在舞蹈明星這種說法。《小夜曲》的首演只限受到邀請的觀眾。搭建舞臺的草坪“不曾從震驚中回過神來”。第一次公開演出安排在阿德爾菲劇院從1935年3月1日開始為期兩週的演出季上。這個芭蕾舞團由芭蕾學校的26名舞者加上兩位客座藝術家——塔瑪拉·傑瓦（巴蘭欽的第一任妻子）和保羅·哈康——組成，被稱為“美國芭蕾舞團”。他們演出的劇目包括《小夜曲》、《回憶》和《超越》。柯爾斯坦當然興奮不已，因為他橫渡大西洋的冒險這麼快就獲得了豐厚的回報。然而在首演之夜，巴蘭欽更加謹慎，事實證明他是對的。這樣的藝術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獲得觀眾的接納。在第二天的《紐約時報》上，舞蹈評論家約翰·馬丁將巴蘭欽評價為“矯揉造作而頹廢”，是美國不需要的“裡維埃拉美學”的例子（巴蘭欽的芭蕾舞劇也是對司各特·菲茨傑拉德和貝爾託·布萊希特的嘲弄）。他建議，對美國芭蕾舞團來說，最好能拋棄巴蘭欽“以及他的國際觀念”，並用“一位優秀的美國舞蹈家”取而代之。然而這是芭蕾，不是音樂劇，幸好沒人聽從他的建議。
1952年春，賓夕法尼亞大學舉辦的本傑明·富蘭克林講座也是希特勒送來的大禮，這些講座的所有主講人都是流亡學者。弗朗茨·諾伊曼主講社會科學，昂利·拜爾主講文學研究，埃爾溫·帕諾夫斯基探討了藝術史，沃爾夫岡·科勒探討了科學家，保羅·蒂利希則將他的演講命名為《征服神學的地方主義》。他以樂觀的態度使用了“征服”一詞，但他也用一個至今仍歷歷在目的問題結束了他的演講：“美國會繼續保持它對我們［流亡學者］的態度嗎？仍會是那個讓來自各個國家的人都能克服其精神上的地方主義的國家嗎？一個國家既可以在政治上成為世界大國，也可以同時擁有精神上充滿地方主義的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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