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標點符號，相信每個人都不會陌生。那麼您知道標點符號是怎麼誕生的嗎？100年前，1920年的2月2日，我國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標點符號誕生。
標點符號用來表示停頓、語氣以及詞語性質和作用的書寫符號。在中國古代文書中，一般不加標點符號，而是通過語感、語氣助詞、語法結構等斷句（在文章里加入“句讀〈jù dòu〉符號”：句號表示句子的完結；讀號貌似當前的頓號，表示語氣的停頓），這樣就經常出現歧義、造成對文章字句的誤解；例如清代詩人趙恬養《增訂解人頤新集》中“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另一說我是客，不是我）一句就有七種解釋方法。古代中文無通用的標點符號，到了19世紀開始使用“。”作為斷句。實際上，中國從先秦時代就已經有標點符號，可以從20世紀以來的考古文物中見到，只不過這些符號沒有統一的標準罷了。
在古人的記載中，《宋史·何基傳》稱讚何基：“凡所讀書，無不加標點。義顯自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其實，遠在甲骨文、青銅器銘文時代，中國就已有一種頗為奇特的標點符號萌芽了。漢代表示斷句的符號是“、”和“。”。“、”用來表示較小的停頓，“。”表示較大的停頓。
宋刻本也有仿照校書式印上圈點的，但不多見。元明刻本小說多在句子的末了加圈，也有一律用“、”或用“。”的。
清章學誠《丙辰札記》考證：“點句之法，漢以前已有之。”《增韻》雲：“凡句絕則點於字之旁，讀分則微點於字之間。”漢代許慎把標點符號收入《說文解字》，收了“、”號，解釋：“有所絕止、而識之也。”還收了“（）”號，解釋：“鉤識也。”清段玉裁注：“鉤識者，用鉤表識其處也。……今人讀書有所鉤勒，即此。”因此中國古代只不過沒有現代的標點符號，而不是沒有標點符號。
百年前的書籍多為文言文，沒什麼標點符號，古人閱讀要先在“句讀（dòu）”上下功夫，學會“斷句”，這個讀書門檻可不低。所以，古時“識文斷字”才叫真正的讀書人。另外，還會經常出現歧義，造成對文章字句的誤解。
因為古代文書普遍不加標點符號，會給未加訓練者造成閱讀的困難，在民國初年，一些有志之士多次呼籲推廣使用新式標點符號。新式標點符號能推廣使用，胡適立下了大功。
李傳璽曾在《中華讀書報》撰文指出，胡適應是我國現代標點符號使用推廣及規範化建設的首倡者與實踐者。
胡適
早在留美期間，胡適就開始注意標點符號的規範化建設與使用問題。1914年7月29日，胡適在札記中說：“我所作日記札記，向無體例，擬自今以後，凡吾作文所用句讀符號，須有一定體例”，並列出了一些釋例。1915年七八月份，胡適為《科學》雜誌寫了一篇約一萬字的《論句讀及文字符號》。在8月2日的札記中，胡適記道：“吾之有意於句讀及符號之學也久矣，此文乃數年來關於此問題之思想結晶而成者，初非一時之興到之作也”，並表示自己“後此文中當用此制”。胡適於札記中摘出了此文綱要。此文分三大部分：文字符號概論、句讀論和文字之符號。胡適分適用橫排與豎排兩種，擬出了“住”“豆”“分”“冒”“問”“詫”“括”“引”“不盡”“線”十種符號。這些基本上都是我們現在使用的。
1919年4月，胡適、錢玄同、劉復、朱希祖、周作人、馬裕藻6名教授聯名提出了《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上書北洋政府要求頒行新式標點。他們表示，極不願看著“現在的報紙、書籍，無論什麼樣的文章都是密圈圈到底，不但不講文法的區別，連賞鑑的意思都沒有了”。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一次大會上，他們提出了《方案》，要求政府頒佈通行“，。；：？！—（）《》”等標點。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發布第53號訓令——《通令採用新式標點符號文》，這個文件先說明了使用標點符號的必要性，再列出各種符號，包括句號、點號、分號、冒號、問號、驚歎號、引號、破折號、刪節號、夾注號、私名號、書名號共12種。我國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標點符號從此誕生。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
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年2月出版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是用白話和新式標點寫作的一部“新書”，也是我國最早用新式標點的書。胡適在書出版時，特地送了一本給章太炎，上寫“太炎先生指謬”，下署“胡適敬贈”，在兩人名旁，各加了一條黑槓符號。
1920年，在陳獨秀、胡適等人的支持下，在上海經營一家小出版社的汪原標點、分段並出版了《水滸傳》，這是中國第一次使用標點符號出版古典書籍。標點符號的使用，對中國的白話文的推廣使用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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