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美貌都是傳統文化對女子的最普遍的要求，在美貌的基礎上，還希望女子有才學有才情，因此，“才貌雙全”可以說是對女子的最高評價，被陳師道讚賞為“從昔嬋娟多命薄，如今歌舞更能詩”。葉適說：“婦人之可賢，有以文慧，有以藝能。”謝希孟 因此而感嘆道：“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世之男子，而鍾於婦人。”
然而，世人對女子之才也有不同的看法，最為世人所熟知的“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便是明證。明末陳繼儒《安得長者言》中就明確表達了這種認識：“女子通文識字，而能明大義者，固為賢德，然不可多得；其它便喜看曲本小說，挑動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無恥醜事，反不如不識字，守拙安分之為愈也。女子無才便是德。可謂至言。”清張岱的《公祭祁夫人文》中則表達了不同的觀點：“眉公曰：丈夫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殊為未確。”
關於“丈夫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中的“德”與“才”，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內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讀。最為普遍的解釋即女子不需要有才情，只要遵守女德順從丈夫即可。即對於女子來說，相比才情，其美貌與賢良的德性更為重要；也有人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中的“無”字意為“本有而無之”，也就是女子自身有才而自己卻不認為自己有才，這樣的女子是有品德的，類似《莊子》中所說的“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美而不自知,吾以美之更甚”。但對“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的解讀，陳繼儒的觀點最為人們所熟知和普遍接受，就是認為女子不需要有才情，因為沒有才情方能更好地葆有德行。陳繼儒認為，如果女子能識字且深明大義，固然可稱為賢德的女子；但如果識字用來看小說動了邪心，繼而做出醜事，那就不如不識字了。因此，他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可謂至言”。
傳統文化對於女性的評價歷來都是重美貌而輕才情，但《閒情偶寄》卻並沒有明顯表現出這種傾向。李漁作為一個戲班的主人，他對當時的女子形象、生活狀態有著不同世俗的要求與細緻深入的觀察研究，因此，他對陳繼儒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點並不認可。
在《閒情偶寄》中的“習技”篇中，李漁寫道：“‘女子無才便是德。’言雖近理,卻非無故而云然。”就是說，“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聽起來很有道理，人們也不是憑空就這樣說的。那麼這句話的來由是什麼呢？李漁接著寫道，“因聰明女子失節者多,不若無才之為貴。”原來是因為大家認為聰明的女子失去貞節的較多，所以還不如毫無才情的女子可貴。這樣的解釋當然是偏頗之論，李漁並不認可，他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蓋前人憤激之詞”，是古人的氣話。李漁認為世人對聰明女子多有所忌憚和戒懼，所以才這樣說，“與男子因官得禍,遂以詼書作宦為畏途,遺言戒子孫,使之勿讀書勿作宦者等也。”這種行為類似古代男人有時會因為當官而招來橫禍，因此就說當官很可怕，勸說後代兒孫千萬別去讀書當官。“此皆見噎廢食之說,究競書可竟棄,仕可盡廢乎?”李漁認為，這些看法都像是看到別人吃飯噎著了就不去吃飯了的做法，難道讀書可以完全放棄，科舉仕途也可以完全廢除嗎？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既然李漁不認同“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說法，那他是如何看待女子的才與德呢？李漁認為，“吾謂 ‘才德二字,原不相妨,有才之女,未必人人敗行;貪淫之婦,何嘗歷歷知書?” 原來李漁認為，女子的才和德並不是互相矛盾的。有才的女子也不一定每個人都德行敗壞，那些貪淫的女子又何嘗是每個人都有很高的學問呢？所以女子能否成為才德兼備之人，關鍵在於她的丈夫。作為丈夫的，需要“既有憐才之心,兼有馭才之術耳”，意思是既要愛妻子的才，又要能駕馭妻子之才的方法。
李漁站在男性的角度，對丈夫如何愛惜、培養妻妾的才情提出了一些建議。比如他認為對正室與姬妾婢媵的態度應該有所不同。對待正妻，“娶妻如買田莊,非五穀殖,非桑麻不樹,稍涉遊觀之物,即拔而去之,以其衣食所出,地力有限,不能旁及其他也”，意思是娶正妻就像是買田產，而妻子就是“其衣食所出”的田產，除了五穀桑麻這些涉及吃穿的重要事宜，其餘如“遊觀之物”都應該“拔而去之”。與妻子不同的是，家中的“姬妾婢媵”則正是前文中的“遊觀之物”，所以說“買姬妾如治圃,結子之花亦種,不結子之花亦種;成陰之樹亦,不成陰之樹亦栽”。為什麼娶妻要“非五穀殖,非桑麻不樹”，而買姬妾婢媵則要“結子之花亦種,不結子之花亦種;成陰之樹亦,不成陰之樹亦栽”呢？原來是因為姬妾婢媵本就是“為娛情而設”，所以“所重在耳則口腹有時而輕,不能顧名兼顧實也”。和滿室姬妾在一起就是為了開心，如果說她們都是蠢物，在我想說話的時候沉默不語，在我想安靜的時候喧譁吵鬧，說話時所答非所問，所應非所求，“是何異於入狐狸之穴,舍宣淫外,一無事事者乎?”
所以李漁總結，“故習技之道,不可不與修容治服講也。”由此可以看出，李漁認為女子的習技之道與女子的修容之道和治服之道是同樣重要的。
那麼李漁如何看待女子的習技之道呢？李漁認為，“技藝以翰墨為上,絲竹次之,歌舞又次之,女紅則其分內事,不必道也。”也就是說李漁認為，女子學習技藝，最好的是翰墨，也就是作詩作畫，其次是絲竹，也就是樂器演奏，其次是歌舞，就唱歌跳舞，最後李漁認為女紅，也就是刺繡等針線活是女子的分內之事，不必多說。
先看女子翰墨。翰墨意思是筆墨，用來指文章與書畫。曹丕在《典論·論文》中寫“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正是翰墨的出處。李漁在《文藝》篇中寫道：“學技必先學文”，由此可見文藝在女子教育中的重要性。女子學習識字、讀書、作詩，不僅於自身有益，更使得觀看她的人也得到益處。試想這樣一幅窗下才女圖：“只須案攤書本，手捏柔毫，坐於綠窗翠箔之下，便是一幅畫圖。”
再看女子絲竹。在《絲竹》篇中，李漁認為學習琴可以使女子變化性情：“婦人學此，可以變化性情”。李漁又描述了一幅美麗動人的月下操琴圖：“花前月下，美景良辰，值水閣之生涼，遇繡窗之無無事，或夫唱而妻和，或女操而男聽，或兩聲齊發，韻不參差，無論身當其境者儼若神仙，即畫成一幅合操圖，亦足令觀者消魂，而知音男夫之生妒也”。由此可見，女子學習絲竹之音，不僅使得自身性情柔和，更益於夫妻感情。
後看女子歌舞。歌聲婉轉，舞姿翩然，一提到歌舞，人們眼中腦海裡都不免浮現出一幅美人圖。李漁在《閒情偶寄》中也曾寫《歌舞》一文，具體講述了他對於女子學習歌舞的看法的建議。李漁認為，女子學習歌舞，不僅為了表演，更是為了女子的聲容之美：“欲其聲音婉轉,則必使之學歌;學歌既成,則隨口發聲,皆有燕語鶯啼之致,不必歌而歌在其中矣。欲其體態輕盈,則必使之學舞;學舞既熟,則回身舉步,悉帶柳翻花笑之容,不必舞而舞在其中矣。” 也就是說，學習了歌舞，女子的聲音自然就婉轉動聽，體態自然就窈窕曼妙。
最後看女紅。李漁認為，“婦人職業,畢竟以縫紉為主,偶紉既熟,徐及其他”，這和他前文中所說的“女紅則其分內事,不必道也”是一致的。雖然女紅放在最後，但其實李漁認為所有女子都要先學會針線活，然後再去學習那些琴棋書畫等技藝。而李漁又特意補充，雖然他認為女紅是女子必須學會的技藝，不需要他來越俎代庖強調講解，但還是不得不提一句。因為“慮開後世逐末之,置紡績蠶繰於不講也”，意思是他擔心後世女子受到他的影響，捨本逐末，不學習女紅而去學習那些閒情逸致的事情。
李漁在《習技》篇中表達了自己關於女子才情與德性的獨特觀點，令人耳目一新，體現了他的女性觀的先進性；然而，在文中他對於正室和姬妾婢媵的論述又體現了他陳腐的倫理觀念的侷限性。儘管如此，《習技》一文仍不失為一篇有參考價值的女性教育指南。
閱讀更多 郭一BUAA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