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情关键时期:听到学生在赶疫情论文,我很忧虑



战疫情关键时期:听到学生在赶疫情论文,我很忧虑


来源:学术志(ID:xueshuzhi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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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后的第一次线上读书会,我听到了几位博士生在写关于疫情论文的消息。

确切地说,不是在写,而像在“赶”。

我感到有些忧虑,尤其是听到大家议论同班某位博士已经写完,正准备把论文投出去的消息。

回想到2003年“非典”之后的论文“狂欢”,我丝毫不怀疑,现在已经有一大波关于疫情的论文正在匆忙赶路,有些已经通过审核,只等出版,有的甚至已经在国外刊出,却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没有泛起任何波澜。

或许还有一些眼睛不在抗击疫情的一线,却一直紧盯着各项数据,各取所需,争分夺秒地准备把一线科研工作者和医护人员共享的数据发成论文。

而这背后,是更多一线的科研工作者、医护人员,一直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他们有着第一手资料,却没有时间发表论文,而是把各种数据开放共享,为战胜这场疫情贡献力量

高下立现。

战疫情关键时期:听到学生在赶疫情论文,我很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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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发表就出局的背景下,论文对于学者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些论文又因为期刊不同而被分成了三六九等。

在一些学校的评价体系里,核心期刊重于普通期刊,顶级期刊重于核心期刊,而外文的顶级期刊又往往重于国内的顶级期刊。

“高级别”期刊的论文不仅关系到博士生能否正常毕业,也关系青年学者能否晋升,还关系到每位科研工作者的“钱途”,因为论文往往是和奖金挂钩的。

战疫情关键时期:听到学生在赶疫情论文,我很忧虑


在这种指挥棒的指挥下,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也紧盯着国外的期刊,将一些本应在国内引起讨论或推动社会发展的问题变成可以量化且绩效突出的工作量,并直接无视和“屏蔽”那些希望争鸣却英文不好的学者。

一次在上海开文化研究的国际会议时,我实在忍不住倚老卖老,打断了一位用英语侃侃而谈的青年学者,并希望她能用汉语聊聊论文所反映的现实问题,岂料这位学者说英语时我倒能勉强听懂几句,换了汉语,倒满口“之乎者也”起来,一句也听不懂了。

我以前常批评一些学者写论文时不是希望解决问题,或引起讨论,而是一开始就奔着避免讨论的路去的。后来我才知道,在精心算计的学术KPI面前,学术只是一种职业,可能一些学者压根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细思极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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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不能因此批评一些学者不关心现实,因为写论文最常用的手段是“追热点”

而热点又是最真切的现实,尤其是在这场疫情成为全国人民的首要议程的时候。只是在回答“国家有难,人文社科如何报国”时,希望“闷头写论文”不是唯一的答案。

我是社会学科的教师,不敢妄言其它学科,但至今仍记得一位理工科老友酒后说过的一段话,意味深长,他说:热点出了,学术内圈的人先捂住数据发几篇论文,吃点肉,解决几个职称;和内圈有联系的人跟跟热点,喝点汤,完成点学术GDP;而那些处在学术“边缘”的学者,后知后觉之后,连汤都喝不上了。

我无法理解这么复杂的圈层关系,只是想起电影《1942》里,范伟饰演的战区巡回法庭的庭长有这样一句经典台词:“好好跟着恁老马叔干,一场灾下来,咱们就都是官了”。

不禁瞎想到另外一句:“一场疫情下来,咱们就都是教授了”。

希望只是戏言。

04

我不反对写论文,反倒希望更多学人在这场国难面前站出来。

只是在“论文报国”背后,我仍有两个担心:一方面担心真正有益于社会的思考变成了无人或者只有少数人问津的论文,被尘封在了象牙塔里,另一方面担心一些庸俗、重复的研究变成了众神狂欢,占用了宝贵的公共议程。

论文是一面镜子,在这场全民参与的抗击疫情运动中,不仅能照见学者的学术,还能照见学者的境界和格局。

铁肩道义,惟望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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