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為什麼有的人年紀輕輕，就見識過人？
其實哪有那麼多“生而知之”的聖賢神明啊？
人的一生，都是不斷學習，不斷成長的。
教員早期，還誇過曾國藩，追捧過樑啟超，當過“皇漢”，還追捧過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反對過激烈的鬥爭和革命，甚至還鼓吹過“湖南省獨立”，認為資本家是“可以通過教育”，讓他們減輕剝削。但是，漸漸的，他發現了那些地主階級英雄身上的反動性，看破了民族資產階級身上的軟弱性，明白了權利不能靠妥協得來，槍桿子才能出政權，更明白了中國的問題，是世界上最複雜的問題，外來的任何經驗未必管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才是唯一的解決途徑。
起初，他和蕭子升他們一樣，認為社會是可以改良的，資本家、軍閥、上層階級都是可以對話，可以商量的，他們認為，大政府不重要，政權也不重要，通過教育逐步改良，也能實現人的平等和自由。後來他和蕭子升們分道揚鑣，認識到中國的社會是是沒法自上而下改良的，只能靠無產階級自己，來改造世界。
中國的階層太複雜，利益鏈錯綜複雜，今天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資本家，明天就可以變成阿附帝國主義的買辦；今天高呼反對皇權、反對獨裁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明天又能為軍閥買辦們張目，把抗爭的農民罵成痞子和流氓；今天“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國民革命軍，明天又有可能把槍口指向工人和農民。
所以，他發現，教育是可以的，但教育不能慢慢來，“批判的武器，不能取代武器的批判”，所以，他要把“改良”，變成徹底的“鬥爭”。而這個“鬥爭”，不能盲目照搬他國的經驗，因為中國那時候，並沒有太多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工人”，社會的大多數，其實是農民，中國的社會，也不是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農業社會，那麼就要因地制宜，從實際出發，講究策略和方法。
其實，他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過程很慢，遠不如同時期的其他同志，早期，他沒有出過國，也沒有系統完整地熟讀馬列理論經典，更沒有讀過什麼正規的、現代的軍事書籍，可以說，30歲左右的他，既沒有系統的社會主義理論，也沒有工人暴動經驗，更沒有現代的軍事指揮經驗。而那時候，已經有很多比他年輕的同志，甚至只有十九二十歲的同志，他們熟讀馬列經典，有人能用德語、俄語背誦資本論，隨意引用馬列名言，甚至有人能夠隨時隨地復讀機一樣複製粘貼《共產黨宣言》。
當時的張老闆諷刺他：“他像個鄉下來的道士，穿著長衫，臉上脖子上的泥垢有斤把，說一口難懂的土話，基本上不懂馬列原理，但非常善於辯論，經常把別的同志引入他的語言陷阱中，讓你陷入自相矛盾的囧境，然後哈哈大笑起來。”
最初的時候，他為什麼總是被“邊緣化”，為什麼某段時間，在黨內的地位，還不如在國民黨那邊的地位高，因為那時候的布爾什維克們，很在乎出身、來歷，就像今天的知乎一樣，開篇就要告訴大家自己的學歷，自己的母校，是清北，還是莫斯科伏龍芝，有沒有去過法國和蘇聯，能不能引用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
而他，被認為是鄉下來的農民，太土氣，不夠“布爾什維克”。
他的許多理論和思想，都是一邊實踐，一邊探索，一邊總結的，有一段時間，他被邊緣化，被趕出了指揮崗位，沒有事幹，住在一個小廟裡，和三個和尚相對無言，就開始讀書，讀馬列著作，再後來到了延安之後，他再根據自己的鬥爭實踐，和對馬克思主義的領悟，寫出了《實踐論》和《矛盾論》，一舉奠定了自己的哲學思想。
所以，起初的他，並不比其他人高明，特別是在學問、理論上，以至於凱豐在遵義城依舊不服他，說：“你不過就是靠著《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打仗。”
他說：“對不起，《孫子兵法》我還沒有看過，你要看過，給我講講，有幾章幾節，都說了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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