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劇的唱唸聽不懂”,應該改用“京音”嗎?


本文想就一些人指責“京劇的唱唸聽不懂”,主張把京劇的唱唸改成“京字京音”的問題,談談我個人的看法。

其實,京劇唱唸改用“京音”之說,早在1956年前後就有不少人“喊”過好大一陣子。餘叔巖弟子李少春,也曾在報刊上發表過多篇文章,呼籲京劇用“京音”。李少春先生是京劇界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的這幾篇文章發表之後,對京劇界(以及對社會上)產生了多大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

緊跟著在1958年,李少春先生排演的現代戲《白毛女》、《林海雪原》裡,卻成功地使用了傳統的“韻白”。直至今日,“李神仙”(京劇界中青年對李少春的尊稱)的楊白勞,仍被後人效仿和傳頌。李少春先生排演的《響馬傳》、《穆桂英掛帥》(飾寇準)、《赤壁之戰》(飾魯肅)、《戰渭南》(飾韓遂)等劇目,均未見使用“京音”。

“京劇的唱唸聽不懂”,應該改用“京音”嗎?

李少春、杜近芳之《白毛女》

李少春先生為了京劇藝術的發展,確實進行過大膽的探索和改革。他五十年代初錄製過一盤《賣馬》唱片,想在京劇語音上作些改革的嘗試,如“店主東”的“主”,“大街之上”的“街等,均改為京音讀法。這種語音上個別字音的變動,充其量也只不過是取消一些“上口字”。李少春先生的“朱出書如”和“街解鞋”以及“約嶽學藥”、“六肉綠”等系統的上口字,都在唱唸中有些變動。實際上,這種語音的變動,是治標不治本的改革,因為京劇形成後,“方音”和“古音”進入京劇中,都是有系統的。京劇的“上口字”和“不上口字”也是按音韻系統來分別的。只抽出幾個字音作一些變動,反而使系統很強的京劇語音,自己亂了套路。

有人認為,京劇中的上口字音,北方人聽不懂。其實京劇“朱出書如”等上口字,不單安徽、湖北有此音,陝西、甘肅、河北等不少地區也有此音。“街解鞋”等上口字,廣東、四川、陝西、甘肅、河南、河北等不少地區都有。看來,“聽不懂”之果,並非來自“南方人”或“北方人”之因。

“京劇的唱唸聽不懂”,應該改用“京音”嗎?

李少春之《定軍山》

京劇,不是北京的地方戲。京劇的唱唸,是隨京劇藝術的形成而存在於京劇藝術中的,京劇的語音,是隨京劇唱唸藝術的融進,而被吸收、固定、規範到京劇聲樂系統中來的。京劇所以不同於其它戲曲藝術,因京劇有自身的藝術特色、藝術規範、藝術系統和藝術方法。

就我國眾多的地方戲劇種而言,它們能獨立存在的基本條件,就是各自的地方色彩。令觀眾最直接感覺到的地方色彩,就是唱唸中所用的方音。由於語音的系統性,決定了方音之間的不同“味道”。不同的方音,必產生不同的聲腔。如若叫全國三百種地方戲,一律使用統一的語音(如普通話)唱唸。必將出現“三百個劇種歸一統”的局面。假如真出現全國僅一種戲曲藝術形式的時候,還會有人爭論“聽不懂”的問題。任何藝術都是既有人欣賞又有人指責。欣賞者未必承認你,指責者未必反對你。見仁見智,褒貶不一。藝術家當如之何呢?我忘了是哪位科學家說的一句話,值得藝術家們借鑑,他說:“科學家要嚴肅自己的科研事業,切不可輕易推翻自己的科研成果。”這句話是百分之百的科學,無一絲一毫“狂傲自大”或“不虛心聽取別人的意見”之意。

大家都公認京劇是融匯了“徽漢昆秦”等古老劇種而形成的一種獨立的戲曲形式,但京劇不是“徽劇+漢劇+崑曲+秦腔=京劇”簡單的公式含義。就京劇的語音而言,它的“上口字”、“不上口字”、“尖團字”及“四聲”的調類與調值,都分別同皖南、鄂東、漢口、蘇州(或崑山)、陝甘、北京等方音有對應關係,但只能是影響或借鑑的關係。京劇語音不隸屬任何方言音系(也不隸屬任何古音系統)。京劇語音是自我規範、自成系統的漢語語音分支。京劇語音的規範化、系統化,不是從一開始就形成了的,它是經幾代藝術家的努力才得以實現的,“它是若干時代的產物,在這些時代中,它形成起來、豐富起來、發展起來、精煉起來”。京劇語音系統的形成,“不是經過消滅現存的語言和創造新的語言,而是經過新質的要素的逐漸積累,也就是經過舊質要素的逐漸衰亡來實現的”。

京劇的語音和京劇的唱唸十分融洽,京劇語音更同京劇藝術的表演風格統一和諧。這些,已經被一百多年的京劇發展史所證實了的事實,無需我再贅疣一字。

語音的系統性,是由它的內部規律決定的。即便是極相似的兩種方音,也只能是比較接近而已。因方音之間“聲韻調”三大要素不同,配合關係不同,所以各屬音系亦不同。在我們的生活中,也常發現,方音之間“聲韻調”相同,只是調值有些差異,於是說起話來各有各的鄉音特色(俗話說“一地方的話一個味兒”)。如“方老太爺”四個字:

北京人念“方老太爺”四字,是北京“味兒”;漢口人念“方老太爺”(北京人聽得像似“方澇臺也”)四字,是漢口“味兒”;天津人念“方老太爺”(北京人聽得像似“放老太椰”)四字,是天津“味兒”;成都人念“方老太爺”(北京人聽得像似“方澇臺夜”)四字,是成都“味兒”。這些不同的“味兒”,就是各方音內部規律帶來的外部特色。

任何事物的特色遭到破壞,該事物存在的個性也就消失了。京劇的語音,是京劇唱唸具有特色的組成部分;京劇的“上口字”、“尖團字”及“四聲調值”是京劇語音具有特色的組成部分。即使在現代京劇的唱腔中,京劇語音的特色也未消失。有時,我們從表面上看,京劇的“上口字”、“尖團字”及“韻白”被取消了,京劇語音的傳統特色該是消失了吧?不!京劇唱腔中永遠會保留京劇語音最“敏感”的聲調調值。

如《紅燈記》“窮人的孩子早當家”、“臨行喝媽一碗酒”、“渾身是膽雄赳赳”、“鴻山設宴和我交朋友”;《智取威虎山》“穿林海跨雪原”,《杜鵑山》“家住安源”、“做馬牛”、“英勇搏鬥”、“不滅豺狼誓不休”等等(字下帶標的,均為傳統調值),僅為舉例。在現有的現代京劇所有劇目裡,尚未發現一段以北京音系字音譜腔的例子。相對而言,《紅燈記》“都有一顆紅亮的心”這段唱腔,傳統調值出現的最少,接近“京音”的成份最多。這段唱腔的設計者(劉吉典)大膽地把北京的單絃牌子曲帶進京劇中來,他巧妙而別緻地把北京曲藝“揉”進了京劇西皮流水和二六里。劉吉典先生設計這段唱腔的功勞,是值得稱頌的。他不僅用“京音”譜腔,而且還在板式節奏的變化、腔體結構的調整、人物身份的形象、劇中情節的氣氛等方面,都用這段唱腔給予貼切的盡情的展示。就是在這段膾炙人口的“京音”京劇唱腔裡,也沒有把京劇傳統調值甩掉,如“雖說是親眷又不相認,可他比親眷還要親。爹爹和奶奶齊聲喚親人”、“他們和爹爹都一樣,都有一顆”中的“說又要和奶喚和有”八個字音腔位,不是“京音”。這段唱腔是按“京音”設計的,免不了仍留有不是“京音”的痕跡;這段唱腔是京劇西皮流水,可也免不了露出單絃的味道(最典型的是24/拍的“沒有大事不登門”)。劉吉典先生是位京劇音樂的高手,他能用“京音”把傳統字調調值裹過去,用京劇的旋律和板式把單絃牌子曲包起來。所以“都有一顆紅亮的心”是一段成功的“京音”京劇唱腔。

“京劇的唱唸聽不懂”,應該改用“京音”嗎?

《紅燈記》

現在我們要討論的重點,不是京劇現代戲的唱唸字音問題,應主要針對傳統京劇及新編歷史劇的語音系統間題。至於像李少春先生主張京劇用“京音”,而又在楊白勞、少劍波等現代人物的表演中用“韻白”,並獲得成功。這隻能視為京劇表演藝術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待出現京劇界的“陳景潤”,再摘下明珠解此難題吧。

主張京劇用“京音”的理由,多是“京劇聽不懂”。毛澤東的詩詞您看得懂嗎?齊白石的國畫您看得懂嗎?懷素的狂草您看得懂嗎?欣賞中國的傳統藝術,必須具備一定的欣賞知識、欣賞水平。它不像聽“通俗歌曲”那麼直接。喝茶、飲酒、吸菸尚需先經過“苦、辣、嗆”的磨鍊,慢慢才能品出味道來,欣賞京劇藝術豈能要求“現成的”。

任何事物都要改革、發展。但如果是以破壞內部規律為代價的改革,無異於自行沉淪。

(《中國京劇》199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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