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天80140014

這個問題老梁來回答。

話說史官這事，咱夏朝的時候，就已經設立了，他這職務別的不幹，就蹲在角落不起眼的地方，記錄和編撰歷史。

你比方說，今個皇帝說了啥話，找根骨頭或者竹簡刻上，明個皇帝又辦了啥事了，辦砸也好，辦好了也罷，他這都得記上。

史官這事，其實在《呂氏春秋.先識篇》裡就有記載，它說在夏桀那會，有就是夏朝，有個太史令（就是史官）天天的記錄夏桀的荒唐事，受不了，這就來個勸誡，咱就說了夏桀能聽他的嗎？當然不能了，所以這太史令就跑了，跑到了商哪裡去了。

所以從這段記錄中，咱就能知道史官在咱大華夏的地頭上有著悠久的歷史。

史官

咋說呢？開頭的時候，史官就兩工作，一個記錄，另一個是整理編撰。開頭，這倆工作就是一個人的事，後來這倆工作就分開了，變成了專門寫起居注和專門寫史的。

起居注呢？聽這名，大傢伙也知道是幹啥的，天天沒事就跟著皇帝，記錄皇帝的一言一行的。

說道這裡估計大傢伙會有一個疑問：“記錄皇帝的一言一行，話說皇帝他也是人，也有個說漏嘴的情況，這要是一個沒說好，他也記錄？”

這有啥，你別說沒說好，他會記錄，您就是辦了啥糟心事，他也會一筆一劃認認真真的給你記下來，不帶剋扣的。

咱舉個例子，大傢伙體會一下。

話說春秋的時候，齊國有這麼個國君他叫齊莊公。

他手底下有一個大臣叫做崔杼，話說這崔杼這人有一個特別漂亮的老婆。

這齊莊公就看對眼了，沒事老是去崔杼家裡邊撩他的老婆，還住一起，你說這事誰能忍。但齊莊公好歹是崔杼的上司，這崔杼只能憋著。

但這齊莊公有點子蹬鼻子上臉了，還把人家崔杼的帽子賞給別人了。

要咱說你齊莊公家裡邊這麼缺帽子，用別人的帽子賞另一個人。

話說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那麼崔杼這就起了心思要弄死齊莊公。

後來逮住機會，這齊莊公沒事又跑到人家崔杼家裡邊，人家夫妻二人把這內門都關上了，這齊莊公連個侍衛都不帶，自己個抱著一根柱子唱歌，你說撩加老婆都撩到了這份上了，也算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這事弄的。

最後崔杼瞅著四下沒人這就把齊莊公給宰了。

這一下齊國可沒了君主，崔杼又立了一個上去，這傢伙他就成了齊國把持權利的弄臣。

這事是明明白白髮生的，所以當時的史官就把這事老老實實，原模原樣的給記錄下來。

崔杼一聽，你這不是給俺臉上抹黑嗎？他就不幹了，把這史官找來，就讓他寫齊莊公是拉肚子拉死的。

史官不幹，他的職責就是如實的記錄歷史，你這說改就改，那哪成啊！

“就算俺給你改了，其他人記錄還是這樣，你這不行！”

崔杼好說歹說不行，最後崔杼氣急了，把這史官給殺了。

好吧，崔杼又讓這位的弟弟太史仲和太史叔來把這事改一改。

你還別說這二位和他的哥哥一樣，都一個倔脾氣，說死了一個字都不改，都讓崔杼給殺了。

最後這史官家裡邊最後一個弟弟太史季也去了，他去的時候，也準備死在哪了。

這弟弟他還有一個好朋友南史氏，就在他去的時候說：“沒事，你去吧！你之後，俺替你，沒說的，這事就得這麼寫！”

好吧，這些寫史的腦瓜一個比一個硬，都開始排隊了。

崔杼瞅著太史季，殺得也手軟了，瞅著還打算繼續幹下去的太史季：“得！你愛咋寫，咋寫！”

就這麼地，這事就被如實的記錄下來。

所以從這事當中，咱可以看出來之前的史官，把這事真當回事，他們的信仰就是如實記錄。

就如同當初的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那也是如實的記錄了漢武帝的所作所為。

漢武帝這壓根就是個脾氣不好的主，但瞅著司馬遷樂了，記錄是你的事，在當下俺該幹啥還幹啥。

這就是當時的風氣，皇帝壓根就不會干預史官記錄歷史這事。

這和滿清那文字獄寫歷史不一樣。

題主的問題

說道這裡，估計有人要問了：“那麼皇帝乾點啥秘密的事，肯定不會讓你一個寫起居注的傢伙蹲在一邊旁聽，那他是咋知道這些個絕密的呢？”

咋說呢？這些絕密的事，總有大臣參與，那麼這些個大臣也都有寫點東西，流下去的想法。

當這些絕密的事也不絕密了，他們就會寫出來，那麼這些個史官就會收錄其中。

而且這些個所謂絕密的事，那都是大事，過後咋也有跡象表面你幹了這事了，所以史官後補這事也行。

再有一種就是後朝給前朝修史，根據前朝遺留下來的史料，印證當時發生的事，前後聯繫，您總能找到線索。

咱就說韓信當初就是一個平民的身份，年輕的時候好懸沒把自己個餓死，到了母親死的時候，就認為母親這墳地周圍至少要住一萬戶，所以給母親修的墳頭選了一個地勢較高的地。

當年司馬遷寫韓信的時候，為了落實這事，還真去了當地瞭解實際情況。

好了，今天就寫到這裡，喜歡的朋友加個關注，順手點個贊呦！

梁老師說歷史

在《左傳》中記載有這麼一個故事，說齊莊公喜歡美人棠姜，想她想得也不能寐，終於和她暗通款曲，可是這事被她的老公崔杼察覺了，於是崔杼就趁他們幽會時安排武士將齊莊公給殺了。

崔杼是齊國重臣，他讓前來記載的史官寫齊莊公得瘧疾死了，史官不聽，在竹簡上寫道“夏五月乙亥，崔杼弒其君光。”崔杼生氣地將他殺了，史官死了，按照慣例就應該讓他的弟弟來寫，崔杼對新史官說：“你寫齊莊公得瘧疾死了。”新史官也不聽從，在竹簡上寫“崔杼弒其君光。”崔杼又拔劍殺了新史官。然後更小的弟弟寫下同樣的話，同樣被殺。最後是小的弟弟。崔杼直視著他，問:“難道你不愛惜自己的生命?”年輕的史官繼續寫下“夏五月乙亥,崔杼弒其君光。”崔杼憤怒地把竹簡扔到地上，過了很久，嘆了口氣，放掉了。

從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看到史官們是有一種信仰的，他們的信仰就是如實地記載歷史。其實，史官也是有分類的。

一、記錄本朝歷史

正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記載歷史的史官也是有分工的，分為一天到晚跟著皇帝左右記錄的起居郎，皇帝與大臣談話是他也要在一旁待著，手持毛筆快速記錄他們的談話內容。他所記錄的東西是不允許皇帝查看的，不然皇帝要是可以隨時查看，那歷史就變成了史官們對當朝皇帝的阿諛奉承了。就像唐太宗當時想看褚遂良記錄的《起居注》被褚遂良婉言拒絕，後又以皇權相要挾“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諸遂良不假思索地回答“

而當碰到皇帝要與大臣密談，商量重要事件，不讓起居郎記錄怕流傳出去時，這時候，記錄歷史密談的責任就交給了與皇帝密談的大臣了，大臣負責記錄，在等到可以公開此次密談內容的時候，由大臣公開。當然，這樣也不能保證密談內容的真實性，畢竟只要當事人不在了，內容還不是任由你篡改。不過，後人還是可以根據以後發生的事件了推斷當時的密談的。

二、後人修前史

像二十四史幾乎都是由後人來根據前朝史官記載的歷史來編撰成冊，這樣做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為了給本朝皇帝正名位、明統緒。二是為了總結前朝的教訓，為本朝積累經驗。就像唐太宗說的一樣：“以人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鑑，可以知興亡。”這兩個原因，尤其是第二個原因就註定讓史官不敢隨意更改歷史真相，萬一就是因為沒有看到前朝的教訓，而讓本朝皇帝再次犯同樣的錯，這個責任可是擔當不起啊。

史官還會通過各種途徑來收集資料。除了官方發佈的歷史記錄以外，還要通過一些非官方的資料來進行考察，比如：私家著述，訪談，實地考察等等。像韓信說在他落魄時，母親去世，他為了等自己發達後好祭拜母親，特意找了一塊地勢較高的土地來埋葬母親。後來司馬遷在記錄這段歷史時特地去查看了韓信母親的墳墓證實了這點。

像密談這類事或許在當時是極為保密的，事情一旦成功了後，有會有各種方式流傳出來，畢竟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或許對於現在的我們來說，密談好像很隱蔽一樣，可能在當時，這事人盡皆知，就像現在的明星是什麼新聞一樣。

而且當事人難免不會說，就算當時不說，老了以後，還不是會和子孫後代吹噓當年你們的什麼爺爺奶奶有多麼厲害，跟誰誰商量了什麼事。就像現在的革命老英雄一樣，會告訴後人當年革命的故事。

史書不一定都是正確的，或許有些會有人為的想象，甚至人為的篡改，但是，人為更改的歷史一定沒有辦法做到完全顛倒黑白，就像現在某些戰爭歷史不被部分人承認，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歷史真相，或者說對它持懷疑態度。

雨霽視角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了解清楚史官制度與史官的責任、史書的形成。

史官制度與史官的責任、史書的形成

史學家認為，史家的角色與責任和史學的求真與經世之間，存在著一種更深層次的本質的聯繫。因此，在中國史學上，史家作為社會一員而與社會的關係，史學作為歷史進程的反映與客觀歷史的關係，是十分密切而複雜的，它們是打開中國史家寶庫豐富寶藏不可或缺的兩把鑰匙。

史官制度

中國最早的史家是史官。

在中國歷史上，設立史官，記錄國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種由來已久、持續不斷的制度和傳統。早在夏代，國家機構中就已經設置了史官。

雖然各朝代對史官的稱謂與分類多有不同，但大體上可以分為記錄和編纂兩大類。史官剛剛出現的時候以及發展過程中的很長時間，這兩大類史官是不大分別的。後來，隨著歷史的發展和分工的細化，演化出專門負責記錄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館史官。前者隨侍皇帝左右，記錄皇帝的言行與政務得失，皇帝和當權官員一般不能閱讀這些記錄內容。後者負責編纂前任皇帝的實錄及前代王朝的歷史。

史官的責任

中國史官和史家的最高追求是真與善。

這是有著悠久歷史的傳承和矢志不渝的堅守。發生在春秋時期的晉國史官董狐記載“趙盾弒其君”（公元前607年）和齊國太史兄弟記載“崔杼弒其君”（公元前548年）這兩個為人們所熟知的事例，充分說明了中國古代史官角色意識的覺醒和社會責任的堅守。董狐、齊太史、南史氏他們不畏強權，不惜以身殉職，所表現出來的“書法不隱”的勇氣，其核心正是對史官職守的虔誠和忠貞。

隨著歷史的進步，史官和史家的角色意識和社會責任不斷增強、昇華和發展，逐步突破君臣、倫理的藩籬而面向社會、面向民眾。從孔子作《春秋》，到司馬遷著《史記》、司馬遷撰《資治通鑑》，以至更多的求真求實求善的歷史著作和研究成果，絕大多數吏官和史家從不把史職僅僅視為個人的功名和權力，而是把這一職守和社會、國家聯繫在一起，開始實現史官和史家角色意識和社會責任的統一。這就是史官和史家所堅持不懈、傳承不絕的品德和操守，"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劉知幾《史通》）。當然，曲筆、歪筆是存在的，但這畢竟是個別的例外和少數的異常，並不反映中國史學的主流。

正是一代又一代史官和史家的“君舉必書”、“秉筆直書”和“書法不隱”，使得他們的史筆成為如同古希臘傳說中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一般的存在，成為約束君臣言行的似隱形卻又時常顯現的威懾力量。

史書的形成

一般官修史書，是以皇帝起居注、實錄以及公文、考評等各種資料作為第一手史料。這就是劉知幾所說的“書事記言”和“博聞實錄”，是為編修史書的基礎。然後才是依靠“俊識通才”進行 “勒成刪定”，“相須而成”。

皇帝起居注主要是通過“書事記言”，記錄皇帝的言行與政務得失，做到“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也”。

皇帝實錄雖然仍然帶有記錄性質，卻已經是階段性的史書成果了。一般是由某些重要大臣負責帶領史館史官進行編纂。

前代王朝歷史的編纂，既是政治上的大事，也是文史界的大事，皇帝和重要文臣一般也會深度介入，確定編纂的主旨和基調，然後組織史館史官進行編纂、定稿、頒佈。

密謀和秘密行動，史官們是怎麼知道的？

所謂密謀和秘密行動，可以分為三種情形：一是密謀和密謀行動未實施，這種情況下史官一般難以獲知；二是密謀和密謀行動未遂或者被制止，但是造成一定影響，這種情況下史官一般是知道的，官方也會進行調查，比如明朝的“梃擊案”；三是密謀和密謀行動已遂，那麼，已經是既成事實，或者政變成功，這種情況下史官更是清清楚楚，比如明朝的“南宮復辟”。

每一個歷史事件，都有一個從動機到策劃、行動並最終形成結果的一整個過程。

大部分已實施或者已遂的事件肯定會被記錄、審理或者推導出來，所以密謀和秘密行動就不成其為秘密了。如果是未實施，大部分的密謀和秘密行動就很難暴露出來。根據前因後果，官方或者史官可以根據掌握的傳言線索、輿論風向、文字憑證、人證物證，通過邏輯推理，還原歷史事件真象。這個其實和案件的審理沒有什麼區別。

這正應了那句話，“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史官屬於比較較真的那一群人，大部分的密謀和秘密行動只要發生了，基本都可以搞清楚。唯一的區別在於，要不要搞清楚，想不想搞清楚。

當然，歷史上也存在不少疑案、迷案。這主要是因為避諱而終止調查、形成結論，或者確實難以取得可靠證據，因此成迷。比如宋朝的“燭影斧聲”，清朝的“光緒之死”。

花開時節思春秋

其實這是好多朋友對中國史書的成書過程和創作意義不瞭解才提出的問題，小編簡單說一下。

皇帝們身邊都有一個太監和宮女，隨時記錄皇帝的一舉一動，最後裝訂成冊，叫做起居注。武則天剛入宮就幹過這事。起居注是需要專人審核的，那些能記，那些不能記，怎麼記，都有講究，不是瞎記。朝堂大事則有文書檔案，藏在檔案館，有專人負責管理。

皇帝駕崩，新任皇帝就要組織專人把這些檔案和起居注整理出來，編訂成冊，叫做實錄。實錄顧名思義，就是上一任皇帝真實的記錄，大到國家大事，小到生活瑣事，都記。比如李世民下班大罵魏徵農民，要殺了他，長孫皇后穿著朝服出來慶賀，這就是起居注的內容。實錄也有專人審核，皇帝也要看的。

一個朝代結束了，新朝就要給前朝修史，講述前朝的是非功過，來龍去脈，人物軼事等等，唐朝修隋朝的，宋朝修唐朝的，元朝修宋朝的，明朝修元朝的，清朝修明朝的，民國修清朝的。修成的史書新朝皇帝也要看。

我們現在看到的歷史，就是這麼出來的。至於好多密謀和秘密行動，由於在當時就是特級絕密，幾乎連記載都沒有，後世更是無從得知，所有的修史者也只能展開想象的臂膀，從各種史料中推測出當時事件的大概情形。覆盤或者模擬，給出合理的結果。事實上，他們跟咱們知道的一樣多。咱們也可以模擬當時事件是怎麼發生的，並不違背歷史。

所以胡適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個人，就包括你。

唐風宋月

《左轉》裡面，也曾經記載過這麼一個故事，就是說齊莊公非常喜歡齊國重臣崔杼的老婆——美人棠姜，卻都是很難獲得美人的環抱。於是，他就偷偷與這美人約會，可是還是被他的老公崔杼察覺了。崔杼不願意戴這個綠帽子。於是，崔杼就在他們兩人偷情幽會的時候，吩咐手下人把齊莊公給刺殺死。由於崔杼一直都是齊國的權臣，只吩咐前來記載的史官，在寫這一件事情時候，就寫齊莊公患有瘧疾病死了。可是，史官就是不聽，在竹簡上寫著：

崔杼非常惱火，一怒之下就把這個史官殺了。當這個史官死了之後，依照慣例應該讓他的弟弟來寫。當崔杼又對新史官說：“你的任務，就是寫齊莊公患瘧疾病死了。”可是，這個新史官依然不服從，在竹簡上寫著“崔杼弒其君光”。崔杼大怒，又把這個新史官殺害。最後就是再小的弟弟，又寫下同樣的話，也面臨同樣命運，也被殺害。最後，就是輩分最小的弟弟。當權臣崔杼直視著這新史官說：“難道你不想活嗎！？”年輕的史官依然在竹簡上寫著之前哥哥寫的同樣的話。崔杼見到史官的兄弟們都是這麼執著堅持事實的真相，非常憤怒把竹簡丟在地上。良久，就嘆了一口氣，吩咐還是把這個史官放了。

實質上，史學家一直認為“漢後無史”。這意思就是說在漢朝以後，史官的職責也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是李唐王朝的建立，改變了“皇帝不閱史”和“漢後無史”的例子，封建帝王一直把史官對歷史事件的記錄，當成一種為自己歌功頌德工具，就沒有正史的廣泛性、客觀性與真實性。

在漢朝時候，史官的工作職責分明很清晰。內史的主要職責，就是負責記錄皇帝的朝堂、起居、批閱等一切日常起居與舉止。民間也流傳一句話，帝王在旁邊與繽妃做愛，史官就在一邊記錄。外史的職責，就是記錄一切地方事務。

之後，史官職責就分為專門寫起居注和專門寫史的。寫起居注的，就是專門記錄皇帝的言談舉止。寫專門史的，就是整理編撰史學資料。起居注的，就是沒事緊跟著皇帝。這時，大家都有疑問，一些密談的事情，皇帝真的讓史官去記載嗎？有時為皇帝記錄事情，會不會為了拍皇帝馬屁就顛倒事實，掩埋事實的真相。

實質上，遇到密談的事情，是不能讓史官記錄與密談的。於是，記錄歷史密談的責任就要交給與皇帝進行密談的大臣了，大臣承擔記錄的責任。

至於一些史官為了迎合皇帝篡改歷史事實的行為，那就需要我們後來研究歷史的人多加考證了。如歷史研究者，都是對蒐集資料做多方面考察，綜合整理再加一些推斷與論證來表述歷史事實。如密談一類的歷史事件，史官在一開始是不知道的，可能也要經過一段時間，或者事情與事件發展才能推斷或者揣摩出來。

七彩飛揚

這個問題有點意思

當然了，皇帝們日理萬機，一般自己是沒有時間去修書編史的，擔任這項任務的多是各朝各代的史官。有些民間力量出於各種原因也會寫史，這就是野史。

那麼史官們為何會知道歷史上的絕密內容，道理很簡單。

歷史上的絕密那是相對的，一般新王朝建立後，舊王朝的秘密就不算秘密了。各朝各代都有太史局，帝王生平有實錄，大臣、官員的言行也有記錄。新朝的史官就可以依據此來書寫歷史，一般不會錯的。

這就充分說明，太宗對於歷史記錄的態度是非常嚴肅的，他給了史官很大的便利條件，讓史官能夠接觸到最真實的第一手資料。這其實也是對太宗改史說的強力否定。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太宗是很坦蕩的，他沒有那麼多的見不得人的秘密，他與宰相們私下議論的，也都是能擺在檯面上的、經得起歷史記錄和檢驗的事情。這樣一個坦蕩的人，說他會去改史，我絕不相信。

由於貞觀年間起居郎得以親臨高層討論現場，因此，貞觀年間對政事、包括一些比較機密的政事的記錄，是非常完備的，“

可惜的是，這一制度沒能堅持下來，到唐高宗李治的時候，許敬宗、李義府，這兩位都是善於玩弄權術的，他們不希望史官把他們的齷齪事情記錄下來，因此，上奏高宗，要求起居郎（起居舍人）在朝會後隨仗退出，不得參與到皇帝與宰相們的私下討論的現場，“其後許敬宗李義府用權，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仗便出，不得備聞機務，因為故事”（《唐會要》）。

因此，對於高宗以後的機密事，史官就喪失了第一手資料，只能通過事後公開發布的詔令及其他存檔的文件，以及採訪一些當事人的方式予以記錄，其準確性相應的就差一些了。

二、前朝歷史

當朝歷史，太宗給了史官很方便的記錄條件，那麼，前朝已經發生的事情，特別是一些機密的事情，史官如何記錄呢？

以隋朝為例，最便利的辦法當然是去查隋朝的第一手資料，最主要的當然就是隋朝的起居注了。但是，當時隋朝的起居注缺失非常嚴重，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一是隋末大亂，典籍文書等材料很多毀於戰火。

二是隋朝皇帝本來就不希望史官進行詳細記錄。據《魏鄭公諫錄》記載，虞世南曾回憶說：

（崔）祖浚作（起居）舍人時，大欲記錄，但隋主意不在此，每須書、手、紙、筆所司多不即供，為此，私將筆抄錄，非唯經亂零落，當時亦不悉具。

也就是說，當時隋煬帝並不希望史官詳細記錄自己的言行，因此，對於史官日常工作所必需的筆墨紙硯等基本物品，隋煬帝都不讓隨便供應。史官只能因陋就簡，儘量記錄，其記錄的真實性、完整性自然是非常堪憂的，即便沒有隋末大亂，也是不完備的，“非唯經亂零落，當時亦不悉具”。

那怎麼辦呢？

只能主要依靠私人記錄了，當時私人記錄的隋朝歷史還是比較多的，這些私史，有的是採訪當事人寫成的，有的則是隋朝官員的子孫根據其家傳寫的，“隋家舊史，遺落甚多。比其撰錄，皆是採訪，或是其子孫自通家傳參校”《魏鄭公諫錄》。

這種記載的可靠性，自然就比不上起居注了。那麼，如果多傢俬史對同一件事的記載有差異怎麼辦？只能少數服從多數，“三人所傳者，從二人為實”《魏鄭公諫錄》。

這是當時史料嚴重缺失的情況下采取的一種不得已的辦法。

以上是我對這一問題的一些簡單看法。

詳侃歷史

史學家認為“漢後無史”，因為自大漢後，史官的職責發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李唐一改史官”君事必書”和“皇帝不閱史”的規矩，帝王把史官記錄歷史事件當成了歌功頌德的工具，就沒有了正史的客觀性和廣泛性！

史官在漢，漢前分工相當明確，內史負責皇帝起居、朝堂、批閱等一切舉止的記錄。民間流傳帝王幸女，史官就在旁記錄！外史負責地方諸事！史官還有很多作用，比如:大史負責新帝登基策命典禮等。就不一一說了！

在唐朝以前史官用自己的眼光記錄下大事，放入太廟中，如果王朝破滅，下一個王朝將取出記錄開始編寫上一個朝代的歷史。這真的是中國古人偉大的智慧。史官的記載，可以不被當權者所掌控，當權者理論上也不能看。但也有皇帝想看看史官到底怎麼寫自己，所以後來有漢武帝要求司馬遷篡改史記，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司馬遷也要說真話，不說假話。"寧為蘭摧玉折，不為蕭敷艾榮"，絕對不能"蘭艾相雜，朱紫不分"。

又有春秋時晉國趙盾，為了避免弒國君的罵名。在弒君前夕，出走外國，讓手下殺人。但他還沒來得及出國，手下就迫不及待的幹掉國君。史官毫不猶豫地記錄下來：趙盾弒國君。趙盾找到史官，說不是他殺的。史官懟他：人是你的手下，國家領導是你，國君死亡責任在你。趙盾大哭，說遲早趙家會因為這事滅亡。果真趙氏後來滅族。還有很多春秋史官的故事非常精彩。如三代人，為了記載大臣弒君，被殺了2代人，最後一個幾歲小孩記錄了，大臣弒君的故事。

但是到了唐太宗時期一切被改變。“宣武門”事變後，李世民殺死兄弟，逼父親退位，霸佔弟妹。害怕史官寫這些醜事，強行要求史官打開太廟，查看記錄，改寫歷史，重新放入太廟。從此史官風骨不再，史書被當權者所篡改。

所以唐朝以前基本上沒有野史，唐朝以後，正史，野史，滿天飛。

史海探趣

個人推向：密謀的話是一件很見不得光的事，知道的人越少，是密謀者必須放在重要位置，史官是記錄真實的事件，難道密謀者要把史官請來，告訴他他們現在在密謀什麼嗎？這絕對不可能，除非史官參與其中，那史官就算參與其中，怎麼治記錄別人，而不記錄自己呢。在一個就是密謀成功，然後把事件說出來，如果是名正言順、為國為民的還豪說，要是拿不到檯面上來說，那絕對是不能說的，因為密謀之後，即使成功了，可是名聲壞了。那個成功者會這麼做。

另外一點就是，密謀失敗，另一方且勝；另一方說出了密謀的者的事，讓天下人知道，自己如何戰勝了密謀者的陰謀，彰顯自己的功績和才能。那麼失敗的一方能說出真實的一切嗎？

史官記錄的都是從別人口中得來的，真實的有幾分，不能去驗證；而史官看到的，都不一定按真實來記錄，何況是秘密的東西。

所謂成王敗寇，一切都是有勝利者來書寫。不貶低失敗者，何以彰顯成功者的光環。

所以我認為；史官不是親眼所見，親自所為，書寫的密謀和秘密行動都是他人口中得來。當然不全是。

歷史戲語

其實這就跟如何寫好一部史書有關了！

中華文化之所以能夠源遠流長，綿延五千年而不斷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歷史和文化的偉大傳承。每一個朝代建立後都會命史官去編撰修訂關於前朝歷史的書籍，有斷代史，有通史，有紀傳體也有國別體。其中像《史記》《資治通鑑》等史書更是達到了非常高的文學藝術水平，這是世界上其他國家都無法與之相提並論的一大特點。

史書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價值，離不開每一位史學家的嘔心瀝血。要想寫成一部史書，不僅僅靠自身的才華和文筆，更重要的是持之以恆的堅持和態度。歷史不同於文學，需要很高的真實性，可以沒有華麗的詞藻，優美的文筆，但一定要真實。

每一位史學家在編撰一部歷史著作的時候，需要做到三件事：

第一，整理史料，尤其是通史就更需要注重這一點，先蒐集和整理前朝的檔案記錄，文獻圖書，比如像劉邦進咸陽後，手下大臣紛紛去搜刮財物，而蕭何卻是先去搜集秦朝文獻。史學家在蒐集好這些資料後，逐一的將其歸類統計，分析整理，然後列出歷史著作的一個大概綱要，這便是第一步。

第二，歷史不僅僅侷限於前朝文獻資料的記載，畢竟前朝統治階級不會留下對其不利以及影響不好的文獻，這是封建王朝的通病，而且也不可能面面俱到的記載出每一件事。這時候就需要史官們的調研和查訪了，比如說去事發地點考古採集，向當地民眾詢問探聽，從而對歷史事件有一個更透徹的瞭解。

第三，史學家在整理好各方面的資料和查詢結果之後，如果還有疑問怎麼辦呢？這時候就要考慮和借鑑一些野史著作的內容，甚至稍微的加一些自己的主觀論斷，從而讓整部史書更加全面和詳細。最後分工編撰，抄寫刊印，一部史書才算是大功告成。

所以我們在看完一部史書的成書過程後，並不難發現，為什麼那些密謀行動會被史學家發現並記載。原因就在於史學家對於成熟過程和內容真實性的刻苦認真。俗話說：“沒有不透風的牆。”一件事只要真的在歷史上發生過，那麼必定會留下一些蛛絲馬跡，而史學家在成熟過程中進行了仔細的訪談查詢後，總是能找出一些線索，再結合隻言片語的文獻記載，也就不難得知歷史事件的真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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