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巴九灵
自从某一年年夜饭，我建了个家人群之后，我爸就开始了每天的定时播报。365天，雷打不动。他就是老王家的“每天听见吴晓波”。
在外工作生活了快十年，我几乎从不在群里发言，但每天我都会刷一下这个群。在异地工作，我是通过这个群来确认一家人是否安好的。
去年有天早上，没刷到这条“晨间鸡汤”，我立马给我妈打电话。她支支吾吾，后来还是表姐告诉我，我爸骑电瓶车摔倒住了院。还好伤不重。我急着要回，我妈不让，说别耽误工作。
现在，这个群成了老王家拜新年、报平安、解闷的唯一工具。我也偶尔参与，主要工作是辟谣。今天辟了两个谣，一个是：“因安县鱼塘已感染，暂时别吃鱼肉、酸菜，特别是草鱼、酸菜鱼、水煮鱼。”还有一个：“劝君洗一热水澡，新型病毒大减少。”
离家十年，可能我已经不是一个典型的武汉人，但我们家却是典型的武汉人家。
作家方方曾说：
武汉人抛弃旧观念不快，因而接受新思想也不快。如果面临一场非打不可的并有生命之危的仗，我估计武汉不会是冲锋在最前面的人，但也不会是掉队在最后面的人。
但这场战争若是为自己家里人或是为自己的朋友而打，恐怕又当别论。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把一千多万武汉人，推到了全世界舆论的风口浪尖。其实我们并不想以这样的方式出头。所以当疫情的初期，你问大街小巷的武汉人，回答最多的肯定是 “冇得事”。那是大意轻心的“冇得事”。
如今面对日益复杂的疫情和每天飙升的数据，被困9天不知何时解禁的武汉人，依然会说“冇得事”。那是即使心里犯着嘀咕，充满担忧和恐惧，却依然好面子嘴硬的“冇得事”。
我希望等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你们再来问问武汉人，我们肯定还是说“冇得事”。那是历经劫难云淡风轻甚至有些许骄傲的“冇得事”。
希望我所有的家人、朋友和留守在武汉的 900 万武汉人，都能平安地挺过去，大家都“冇得事”。
早饭时间，成了我们家固定讨论疫情的时间。丁香医生实时疫情上的数字还在不断刷新。今天的确诊病例是14489人，疑似病例19544人，死亡304人，治愈353人。
这些数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特别抽象和空洞。当我们朋友圈中，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或面孔，与这些数字产生联系时，用我妈的话说，“听到都会莫名地心慌。一切都特别不真实，原本电影或小说中的情景，居然就在自己身边一遍遍上演。”
WHO总干事谭德塞，在几天前将疫情定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说，“我们要记住，他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串数字。”
对于我来说，他们更加具体而真实。他们，是我校友初中同学的公婆，是我妈闺蜜的牌友，是我大伯妈退休前的同事……
每当听到某某也感染了，或者某某突然离世的消息，都能真实地感受到病毒悄无声息地在身后不断蔓延、侵蚀着一个又一个毫无防备的家庭。每当想到这里，额头都会沁出一层冷汗。
今天是武汉封城的第11天。无论如何，日子还得过下去。
即便非常时期，我妈也变着花样地给我们做早饭。武汉人吃早饭，叫“过早”。
早饭对于我们，可能是一日三餐中最重要的一顿。因为只有“过节”“过生日”这样重要的时刻，我们才用“过”这个字。这个说法最早出现在清代道光年间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中，原文是这样说的：“三天过早异平常，一顿狼吞饭可忘。切面豆丝干线粉，鱼渗元子滚鸡汤。”今天“过早”，我们吃的就是腊肉青菜煮豆丝。
用大米、绿豆打浆摊成饼，然后切丝晾干。都是最平常的食材，但耗时耗力，城里人都不大自己做了。但每年春节，只要我回来，家里肯定有一麻袋豆丝。外婆外公祖籍黄陂，这豆丝是外公的哥哥一年到头亲手做了捎到武汉来的。
离开武汉之前，我几乎没有在家“过早”的习惯。小时候跟爷爷奶奶在大院生活，早是在大院门口的条凳上过的。小孩坐在杌子（武汉话，没有靠背矮小的凳子）上，条凳当桌子。大人“过早”是不用桌子的，而是站着或蹲着。一碗热干面从锅里捞起来到吃完，不用5分钟。
每天早上5点多，“扁担”就挑着食材酱料和煤炭炉子往大院门口一摆，生火烧水、下面冲蛋酒。如今武汉大街小巷的早餐店多如牛毛，无论大小、有无名气，一律都有桌椅，但依然有人端着一碗热干面，或蹲或站在路边，甚至边走边吃。
有外地朋友跟我抱怨说：“你们武汉的热干面我吃不惯。太干了！” 我开始一直不理解，因为在我的印象里，热干面从来都是配蛋酒（一种“过早”饮料，香浓可口，色淡甘甜）的，怎么会干呢？就像豆皮要搭糊米酒，牛肉粉要加面窝，糊汤粉里泡油条是一个道理。
武汉，是被蔡澜称为“早餐之都”的城市。封城的日子里，900多万的武汉人，你们过早都吃得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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