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城记》是贾樟柯带有鲜明实验性质的一次电影美学探索，它通过
记录现实人物口述历史的访谈与创作性虚构情节的巧妙结合，用一种介于故事片、纪录片、新闻采访之间的新形式，讲述了一个国企工厂50余年的兴衰史，可谓是一部工人史诗。而从更深的角度看，它所探讨的仍旧是时代发展变化中那些消逝的美好，带着一丝对时光流逝的哀愁与感伤，体现了贾樟柯一贯的悲悯情怀与人文关怀。“24城”：时代变化中的集体记忆
贾樟柯电影的片名通常是对其影片故事、主题最精炼的概括，《二十四城记》通常会使人误以为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城市群体风貌变迁史，而英文名“24 City”（单数形式）则从一种角度暗示了并非是24个城市，而是一个专有名词。在片头“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华 ”的引语之下，“24城”的真正含义——成都的一个楼盘逐渐浮出水面，它也暗喻了昔日国营大厂的繁华不再。
从贾樟柯拍完《站台》后最初定的片名《工厂的大门》到美学构思的成熟，是成都420厂的命运让这一构想成为现实。从1958年建立到2008年被卖给房地产公司并迅速改建成“24城”楼盘，这个国企大厂半个世纪的起伏，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现代科技的发展、城市化的大趋势。
谈及创作初衷，贾樟柯曾言：“从国营保密楼厂到商业楼盘的巨大变迁，呈现了土地的命运，而无数工人生生死死、起起落落的记忆呢？这些记忆将于何处安放呢？”（贾樟柯《中国工人访谈录：二十四城记》）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与善于造梦的主流商业片相比，贾樟柯的平民化视角始终聚焦在普通人的欢欣与失落、快乐与悲伤，并非精致修饰下的空中楼阁般的梦幻，而是直面冷峻现实的犀利与深刻。因此，影片有着还原现实生活的粗粝质感与接近人生情感冷暖的真实温度。
真实与虚构间独特的影像韵律
作为个人影像特质突出的“作者型”导演，贾樟柯的电影并非是用戏剧化的故事本身完成表达与传播，而是用一种极具个人标志性的话语体系完成个人影像世界独特“韵律感”的建构。而《二十四城记》既是沿承了贾樟柯一贯的美学特征，又有着新的实验性表现形式。
“我们的历史可能就是由想象和事实一起来构筑的。我们在采访里分散的一百多份记忆，我们可以通过虚构的创造集中在几个人身上。记录和虚构这种结合的方式就产生了。”（《二十四城记》贾樟柯访谈：影片背后是中国50年历史）
影片是由职业演员（陈冲、吕丽萍、赵涛、陈建斌）扮演类似于故事片中虚构出的人物，与素人访谈穿插交织，在真实与虚构的结合中，制造出一种类似于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所倡导的“间离效果”，即是用一种实验性的话语让观众观赏影片中保持一种清醒与适度的抽离，以调动起观众主动的思考和理性的批判。例如，关锦鹏则在《阮玲玉》中也用了套层结构制造“间离效果”完成了观众与创作者、当代影人与民国影人间的“对话”与批判性思考，是一次成功的案例。
当质检员顾敏华（陈冲饰）说出“都说我长得像小花就是陈冲演的那个”之时，这种现实中的作为明星的演员陈冲本人与片中角色（即陈冲饰演的民间“小花”女工人顾敏华）的“矛盾感”被发挥到了极致，也给了观众极为奇妙的观影体验。
除此以外，影片的独特韵律还体现在色彩、构图、平面肖像和多种媒介的互动上。
灰绿色的主色调，既是成都位于四川盆地日光不够充分的自然样貌的体现，同时绿色的工业机器与厂房的灰墙是一种计划经济时代、昔日工人“厂区文化”的符号性色彩；封闭空间的逆光构图则是贯穿贾樟柯创作之路的特色表达，空旷破败的厂房、幽闭灰暗的楼梯，此类意象正象征将着工人群体的精神世界；固定视点的静止长镜头，更是将人物访谈作为一种平面肖像呈现。
颇有意思的是听觉上采访者贾樟柯声音的插入与画内视觉上的“缺失”、用类似标点作用的“黑屏”方式作为表达中的停顿与短暂的情感抽离，都使得影片的台词表达更有一种奇妙的节奏与韵律。舞台元素戏院、文学元素《红楼梦》、越剧元素《葬花》等的穿插，多种媒介间的互动使得影片有着更丰富的观赏性。
三代女性构筑的工厂变迁史
影片潜在的时间线是以三位职业女演员吕丽萍、陈冲、赵涛的角色为线索，而陈建斌以及其他真实工人的口述则是与她们形成对照与补充，工人群像的生命体验构建的是420工厂的变迁史。
50年代，吕丽萍饰演的郝大丽，辗转了大半个中国来到成都，奔波途中又丧失了儿子成为一生的痛。但她对工人群体、厂区文化有一种高度的归属感与集体荣誉感。在随后的商业化大潮中她感到无所适从，她怀念昔日工人间朴素的劳动情谊对年轻女职员化妆上班的行为感到难以理解，她的失落只得在凝结一代人记忆经典的战争片中得以消解。
70年代，陈冲饰演的顾敏华，航校毕业分配到成都，作为知识青年，背井离乡的漂泊、被迫经商后的无奈，都是人生百感交集又不可抹去的印记。她身上仍旧有小知识分子的精细与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因此尽管人到中年，她不愿像世俗生活妥协、面对新兴暴发户的追求仍旧安于个人的孤独，而这份独立与倔强正是她于苦楚辛酸中捍卫自尊的最后方式。
21世纪的当下，赵涛饰演的娜娜，作为成长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工人的女儿，纵然买了私人汽车与富太太们打交道“游刃有余”，骨子里却还是持有厂区“工人”文化中的那份朴素与持重，看到下岗离职后的父母，她表面上不露声色，内心却透着最深切的体恤与怜惜 。
在三个极为优秀的职业女演员的表演之中，贾樟柯仍旧没有忽略他惯用的时代文化符号作为年代坐标和叙事元素，电影《小花》的热映与电视剧《血疑》的热播，真实道具诸如粮票、菜票的应用，无疑是使得群像记忆更为真实可感 。三代女性不同的人生经历、各有迥异却一脉相承的情感诉求与精神困惑，从最细微、最具象的点投射出时代的发展与变迁。
消逝的美丽与贾樟柯的哀愁
“仅你消逝的一面，已经足以让我荣耀一生。——万夏”
《二十四城记》与《钢的琴》面世时间接近、主题相似，因此成为公众媒介话语下的“工人群体的挽歌”被时常拿出来作比较，但两者却有很大的差异。张猛的《钢的琴》虽有荒诞、黑色幽默等元素，却仍旧不摒弃一些普世的情感元素与朴素的伦理温情来营造出一种哀而不伤的，例如温情脉脉的父女情、王千源秦海璐演绎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互勉互励式爱恋。
而贾樟柯的电影中，不需要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以及情感抚慰作为精神上的力量。在他的影像世界里，纵使是角色的失落、焦虑与迷惘，作为个体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与情感印记，仍旧被赋予一种诗性关怀。正如《二十四城记》中的那些历经沧桑、百味杂陈的工人，他们并没有以失落者的姿态乞怜、也没有刻意与时俱进寻求和解，而是在固守自己的信念与追求、在迷惘中前行。
平凡人生命的执守与自我价值的追寻，是贾樟柯电影中对普通人尊严的注解；正如在他随后的个人风格集大成之作《山河故人》的结尾，赵涛的独舞，甚至不需要任何人的理解、同情与怜悯，无关乎物质上的得失、世俗眼光下的成功与否，她的怡然自得是自己在舞动中与自我生命的“对话”中感受到的美妙与解脱。
时间的流动，一个时代的消逝，无疑是令人感伤的，《二十四城记》中，贾樟柯用一贯的淡淡“哀愁”的基调致敬那些无私奉献的一代人；而为青春的理想、奋斗的热血终将是一种不随时间流逝而褪色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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