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與超越
——對近四十年關於古代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反思
建國以後的古代文學研究在曲折的道路上跋涉了四十年，回頭看看它在時代風雨中留下的歷史足跡，使人感慨良多。近兩年來許多古代文學研究者中對這段歷史進行了回顧、研究與反思，其中有對研究本身的困惑，也有尋求突破和超越的努力。
一、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反常？正常？
四十年的古代文學研究已凝固成學術的“歷史”。有的人對這四十年的成就很悲觀：“研究者隊伍的擴大和論文的增多，並不意味著研究水平的提高，相反，回首建國以後所走的路，只會使我們汗顏；對比二三十年代，更加使我們感到不肖”（王瑋《古典文學研究三弊》，《文學評論》1988年第3期），有的甚至認為這期間的古典文學研究，“只不過是一堆無休止的瑣碎的鑽研和一種自作多情的呆板而空洞的讚歎”，並“由此而產生一種或許偏激的想法是，中國有古典文學，卻未必有古典文學研究。”（楊國良《自我批判與古典文學研究的出路》，《文學評論》1988年第3期）有些人哀嘆四十年前的古代文學學術大師絕跡於今日，追問王國維、梁啟超、魯迅、郭沫若、胡適、陳寅恪、聞一多、朱自清……哪裡去了？但是，大多數人尤其是中老年學者在指出這段歷史時期存在問題的同時，也如實肯定了已取得的成就，如《文學遺產》主編徐公持就認為，五十年代古典文學研究陣營中“名家輩出，人材濟濟”（《提高研究素質是唯一出路》，《文學遺產》1989年第1期）。何西來的觀點也許更有代表性：建國後“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牢固確立了自己的主導地位，成為絕大多數的學術指南，從而使研究工作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但是，另一方面，由於‘左’傾錯誤和後來極左路線的干擾，確實也出現過曲折以至長期的停滯，形成了某些嚴重束縛學者頭腦的教條和模式。”（《現代意識和古典文學研究》，《文學遺產》1988年第1期）不過，在這一點上老中青基本達成了共識：近四十年實際取得的成就與本應取得的成就差距很大。因此有的認為前三十年的學術環境一直是反常的，“認真說來，新時期以前多個學術領域也許就沒有過真正的正常狀態。”（王信《傳統思維模式和理論觀念在古典文學研究中的積澱》，《文學遺產》1989年第3期）
前三十年儘管研究成果“歉收”，但古典文學在人們心中的地位卻很高，在現當代文學研究百花凋零時，古代文學研究卻“一枝獨秀”，“三李熱”、“評紅熱”、“評《水滸》熱”……古代文學研究常常成了社會精神生活的中心。而近幾年古代文學研究突然成了社會的棄兒：古代文學研究雜誌的訂戶急遽下降，本學科研究專著難於出版，研究論文難於發表，甚至連中文專業的大學生對它也變得冷漠起來。於是，有人驚呼這是一種反常狀態，並認為“不管我們是否使用‘危機’這樣一個詞，‘危機’都是一種客觀存在。”（《正視危機，尋求突破》，《文學評論》1988年第5期）有人則不同意這種看法，認為作為科學的古代文學研究不存在危機，因為科學本身無危機可言（同上）。有人認為前三十年古代文學研究的“惡性膨脹”才是反常的，它是“在那動輒就搞階級鬥爭的年代裡人們缺乏安全感”，才去“鑽故紙堆”以逃避現實的結果，“古典文學研究近年的‘緊縮’，實在是對過去‘膨脹’的反動，本質上是一種正常化的過程。”（徐公持，《提高研究素質是唯一出路》，《文學遺產》1989年第1期）如果說前三十年古代文學研究的普遍凋零和畸形“繁榮”是外在的極左政治干擾的結果，那麼，今天的危機則“產生於其肌體內部的生命力的衰竭。”（王瑋《古典文學研究三弊》）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何在呢？一般的看法是：一、古代文學研究目的性的喪失，它失落了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位置；二、研究中思維模式的僵化陳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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