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面前，村民們是怎麼被動員的？
袁夢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我的家鄉是鄂西一個普通的鄉鎮，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徹底改變了家鄉新年的樣態，正月熱鬧的街面和家庭聚會如今都已消失不見，各家各戶都自覺隔離在家度過一個特殊的春節。但是村民們對疫情的接受和反應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
一、疫情初期：年輕人對家人的動員
最初對這場疫情有著敏銳反應的是家鄉年輕人，特別是返鄉年輕人。疫情2019年12月31日武漢衛健委首次通報出現病毒性肺炎，引起年輕人重視的重要時間節點是2020年1月20日和21日兩天，20日武漢衛健委發佈兩天新增136例病例，全國各地也開始報道出現病例，21日鍾南山確認該類病毒性肺炎可人傳人。雖然隨著電視、網絡等媒體渠道的發展，無論是年輕人還是中老年人都能較及時的獲得這些新聞信息，但是具體行為上如何落實仍然具有很大的差異。
對於年輕人來說，戴口罩等行為是可接受的日常行為，即使在沒有病毒疫情的情況下平常為了預防流感或鼻炎等也會戴口罩，所以年輕人接受防疫行為的心理成本是比較小的。但是對村民特別是中老年村民來說，戴口罩等行為是“做作”，別人看到了會笑話，過年不聚會與傳統生活習慣相沖突，所以接受防疫行為的心理成本比較大。因此，在防疫行為上，年輕人最初成為宣傳和動員家鄉防疫的一支重要力量。
年輕人宣傳和動員的主要對象是自己的家人，宣傳主要內容是戴口罩、勤洗手、多消毒等內容，宣傳主要途徑是口頭勸導和微信群發佈新聞消息等。但是年輕人一開始的動員效果似乎普遍都遇到了困難，在網上也一度出現了“上聯：60後讓90後別熬夜，下聯：“”90後讓60後戴口罩，橫批：誰都不聽”之類的段子。
所以疫情雖然確認報道了人傳人的可能，但家裡長輩最初仍然抱著一種旁觀者態度和僥倖心理，不願戴口罩、不願取消聚會。我自己18號從學校回家，20號看到疫情有嚴重的趨勢就去藥房買了10個口罩，當時我的父母還認為我大題小做。22號我們還參加了一次家庭聚會，當時在我的強烈要求下當時父母戴了口罩，但其他多數親戚特別是老人仍然沒有戴口罩。
二、高度動員：信息爆炸中的警覺與恐慌
23號武漢封城的官方消息一出，才開始成為家鄉人開始重視防疫的關鍵節點。從這時起，由於我自己從武漢回來，也才決定隔離在家。父母出門也開始自覺戴口罩，我讓父母外出買菜購買一些醫用消毒酒精，父母自己還另外買了84消毒液。鄉鎮藥店口罩也一度脫銷，25號（大年初一）舅舅去國藥部才搶購了一些口罩和蓮花清瘟沖劑給我們。前一天還出去閒逛的外公外婆也乖乖待在家，出門扔垃圾也會自覺帶上口罩了。
問起父母為什麼這時開始重視起來，他們解釋因為封城這麼大的舉動肯定意味著疫情比想象的嚴重，並且整個朋友圈都在發關於疫情的消息也才引起他們的注意。
緊接著，關於疫情的各種新聞消息鋪天蓋地的襲來，其中既有官方消息也有各類評論、小道消息等。信息爆炸使得人們高度警惕起來，大年初一原本定好的家庭聚會大家一致同意取消，從最初我天天看新聞到父母現在天天看新聞，家族群裡被各種關於疫情的新聞消息佔據，每家每戶都隔離在家街上寥寥無人，整個鄉鎮在以特殊的寂靜迎接新年。
但在看似平靜的鄉鎮也開始出現人心的恐慌。這種恐慌主要來源於兩個層面：第一，官方消息與小道消息的並存讓人們對官方消息通常保持懷疑態度，認為實際情況一定比官方消息要更加嚴重，這一想象空間的存在增加了人們的不信任感和恐慌；第二，信息和評論的多元讓普通村民難以判斷孰真孰假，所以寧願以嚴謹的保守態度面對疫情。不過，這種恐慌隨著官方媒體的日常新聞發佈和家庭隔離舉措逐漸平息下來。
三、應重視基層組織的動員作用
整個鄉鎮從熱鬧步入真正的平靜只花了3天左右的時間，從23號（三十）到26號（初二），並形成了以核心家庭為單位的防疫體系，但是在這一高度動員中起到最關鍵作用的是媒體宣傳和家庭動員。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社區的缺位，但是在這場疫情面前，相比之下社區的作用更多是底線維持性而非高度動員性的。
社區主要有四項舉措，第一項是從1月22號起書記和小組長在社區微信群裡發佈疫情消息和注意事項，以及要求登記返鄉人員信息；第二項是社區勸說取消春節酒席和聚會活動；第三項是從1月25號起每天社區幹部輪流開車在社區內用喇叭宣傳防疫工作；第四項遇到有人在街上閒逛或聚會就會勸導。社區仍然認真履行了自上而下的疫情宣傳、信息登記等工作，這起到了一定的自上而下單向宣傳作用，也明示了官方的疫情態度，維持著防疫秩序。但是其對於人們最初的動員和最後的恐慌卻很難發揮有效作用。
因此，媒體宣傳、家庭動員和社區維持成為這次疫情動員中最重要的三股力量，其中特別是媒體宣傳成為關鍵。在當前網絡信息技術迅速發展的今天，以網絡為主要載體的媒體宣傳雖然具有及時迅速和低成本動員的特點，但也有信息爆炸可能帶來心態恐慌的弊端；僅靠家庭動員從實踐效果來看是比較有限的，而且具有不確定性；所以在動員過程中，官方的主導力量其實變得極為重要。
官方的主導力量不僅來源於官方媒體信息發佈的透明及時，更要來源於國家政府通過基層在日常工作中通過群眾工作建立起的群眾信任。如果沒有基層在日常工作建構的穩定有效的組織體系，僅僅依靠家庭動員和媒體宣傳，這種動員效果往往是比較差的，因為在信息與村民之間仍然存在很大的想象空間，這是是否接受信息、接受怎樣的信息都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所以結果要麼是大家都不信，要麼容易轉變成為恐慌。這也是我在這次疫情中親身體會到的，雖然我的家鄉本身也處於湖北疫區之中，但一直到23號家鄉所有人才開始真正警覺起來；警覺起來之後，各種新聞流言的出現又帶來了一陣恐慌心態，直到25號大家才真正行動起來。如果日常的基層群眾工作紮實有力，就能基層信息傳達能夠建立在透明及時和基層信任上，在面對各類事件時，動員工作的落實才能理性又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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