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弛評《1789年大恐慌》|理解法國革命中的農民

“無可挑剔”但“單調乏味”的講述者《大恐慌》:一部不好讀的名著心態史與《大恐慌》的洞見幾點商榷

《大恐慌》出版近一百年了,但是學界關於恐慌的新研究並不太多,在史料與細節方面對勒費弗爾的修正更少。不過,如果從整體上看,我覺得還是有幾點可以商榷。

首先,勒費弗爾對1789年夏初“市鎮革命”談得很少。熟悉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內克被免職,尤其在攻佔巴士底獄消息傳開後,外省民眾就開始不聽中央號令,自己行動,搶奪武器,官員逃走。所以,出現了權力真空,制憲議會還沒有那麼大的威望,國王也沒法發號施令,地方政府也陷入癱瘓。這是大恐慌的背景。為什麼他不談?因為如果強調這一點,那麼大恐慌中的農民實際上就成了“暴民”“亂民”,這就回到勒費弗爾所反對的傳統偏見。那麼,權力真空這個因素重要嗎?我覺得至少不可忽視。1791年瓦倫事件後,法國情況和1789年夏天很像,風聲鶴唳、人心惶惶,而且流亡在外的貴族的確開始徵集隊伍,準備打回法國。但是,沒出現恐慌,除了去年收成不錯外,還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制憲議會很有威信,保持了威權的態勢,第二已經組建了新的地方政府和國民衛隊,秩序維持得不錯。但這些因素在1789年都不存在。

第二,勒費弗爾認為大恐慌孕育了反貴族的情緒,也就是說從1789年夏天開始以“國民”自居的第三等級與貴族已經構成了水火不容的對立階級。我認為,勒費弗爾強調這一點,原因在於他想從農民的騷亂中找到進步價值,儘管這不是他們的主觀願望,但卻是他們行動帶來的客觀結果。不過,人們是否在1789年開始就認為要廢除貴族等級,很難說。一方面,在勒費弗爾自己提供的材料中,農民真正把矛頭指向貴族的並不多。另方面,近期的研究表明大恐慌中農民不僅對付貴族,而且對付一切他們厭惡的人,包括當地的教士和富農。塔克特證明,貴族陰謀論說法在外省不多見,只在巴黎及其周邊地區比較流行。實際上,這兩種觀點代表了對1789年的不同看法。勒費弗爾認為這是革命的轉折點,無論是對領主的仇恨還是對貴族的仇恨,都在這個階段得以孕育。塔克特則不這麼看,他覺得革命的情緒是在革命中慢慢誕生的,需要一個過程,1789年不是斷裂,而是延續,當然延續中孕育著斷裂,從《革命者的誕生:法國國民議會的代表及其革命文化的誕生(1789—1790)》直至最新的《恐怖的降臨》(中譯本:《暴力與反暴力:法國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塔克特一直都這麼認為。這個問題從來都是革命起源研究的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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