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就是看你站在哪個角度去看。
《誤殺》改編翻拍自印度電影《誤殺瞞天記》，影像在保留了原版精華的基礎上賦予了獨特的風格和意義。
導演將鏡頭聚焦在充斥走私，販毒活動的邊陲小鎮——泰國，用空間的建構、隱喻諷刺、帶有懸疑成分的形式為我們呈現了一場“完美犯罪”的劇情片。
導演利用慢鏡頭來展示外部環境空間場景的構建，體現了影片氣氛的營造和故事懸念的設置。
在拉韞前往兒子被埋葬的墓地時，此時個體情感的真實表達和行為的準確性已確定，這一點也具有其存在的意義。
李維傑一家住在墓地旁，這種地理空間座標的設置，呈現了表面看似是平靜的外部空間，實則隱藏著不安和悲涼的態勢，他們遠離繁華開放的城市中心，更加強化了主體身份認同的疏離感和陌生感。
而外部空間的營造必然會延伸至內部情感的表徵，傾向於向個體情感的轉向，內部空間則容易激發起主體心理和情緒的變化，具有一定的私密性。
在電影《誤殺》中，導演利用空間的場景實現了氣氛的營造和情感的宣洩。慢鏡頭的使用讓作為母親拉韞臉上所顯露出焦躁不安的面部神情逐漸凸顯出來，眼角的淚水、嘴角的抽搐成為表達主體心理空間的狀態體現。
而作為整場戲的高潮部分，雨滴的設計更是加深了外部環境的壓抑和主體心理上的宣洩，強化了戲劇衝突。
外部環境的和突兀，讓現實的生活與赤裸的人性裹挾子一起，令人窒息、不安。
導演通過鏡頭對畫面的構建與人物之間產生關聯，從而營造觀眾的心理空間，使觀眾能從中更好地解讀電影空間感所設置的懸念，感受導演的意圖。
電影中凸顯出來的女性形象，具有視覺衝擊力，令人印象深刻。女性不僅在家庭生活中充當著母親、妻子或女兒的角色之外，而且在社會中也承擔著多重角色。
在同樣的身份下，強勢剛毅的拉韞督察長和溫婉賢良家庭主婦的阿玉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保護著自己的孩子。
不同的是，拉韞在經歷著工作的艱辛後，仍需要面對家庭的平衡。
影像中兩位母親都被賦予了一種無畏的抗爭意識，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通過自己的力量來顛覆現狀。
拉韞母親形象的刻畫，使其權利和地位淡化了主體的性別意識，一位看似堅強果斷實則內心柔軟的母親，在面對孩子疑似被謀殺時她焦躁她憤怒，而在真相大白後她卻變得脆弱敏感。
與拉韞對戲的阿玉，被困囿於各種權力交織碾壓公平正義的窘境裡，她在瀕臨崩潰邊緣選擇與之抗爭，才有“有的孩子是孩子，有的孩子就是個禽獸。”
這一系列情感的轉向完成了人物的弧光，透出了人性的複雜。
電影的巧妙之處，是在懸疑片的外殼下之下編織了一條關於親情關係的內核。
電影將鏡頭置於身份地位懸殊的兩個家庭身上，以暴制暴後階層差異也顯現出來，揭示了謊言背後的複雜人性。一個編織謊言，一個拆解謊言，二者的主體身份使其始終遊走於正義與邪惡的分界線上。
泰國格鬥技藝——泰拳的隱喻和諷刺，一方面通過交叉敘事的手法營造了緊張的“表演”和“誤殺”的氣氛。另一方面則是拳擊場上紅藍兩方的勝敗代表著影像中差異巨大的兩個家庭的最終結局。
正如李維傑給坐在他旁邊看拳擊比賽的觀眾解釋的那樣：“拳臺上沒有平局，一方必須要打贏另外一方。”在一定程度暗示了兩個家庭關乎素察之死的一系列行為。
泰拳的殺傷力極大，在其外表形態下隱藏著原始、粗野、灰暗的一面，比賽者往往竭力搏鬥，並置生死於度外。
李維傑與妻子阿玉來泰打拼17年，膝下育有兩個女兒，年屆四十的他靠開設網絡公司為生，為人也頗得小鎮居民的好感，而這一切美好卻被突如其來的不速之客打破。
李維傑的大女兒被督察長的兒子強暴，因反抗誤殺對方。他只讀了小學四年級但沉迷於各種電影，看過1000部以上的電影，不認為世界上存在離奇之事。
通過電影中學到的邏輯和推理能力，深知法律無用，因此為一家人制造不在場證據，用性命保護家人的安危。
而階層對立面的另一方，則是利用職務之便濫用私刑，為了維護兒子在時間與空間的交錯縫隙中，與李維傑家展開殊死一搏的較量。
壓迫感一直伴隨著電影始終，極致的恨意讓兩個家庭的命運被深刻地聯繫在一起，泰拳的隱喻進一步說明了兩個家庭之間階層的差異、督察長的濫用私刑、公權力的腐敗以及道德的淪喪，毫無保留地揭露了人性的多面性。
整部電影充斥著陰鬱黑暗的色彩和氛圍，交叉剪輯加快了電影的節奏，具有極強的反轉效果。
影片展現了殘酷世界的縮影，導演對於正義與陰暗的雙方沒有正面的回應，而是進行了模糊化的處理，用懸疑色彩去解構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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