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的寫作，其實呈現的就是小說家的感覺方式。
莫言的感覺方式有著深厚的地域性和民間淵源。這是我們走向莫言小說世界的主要路徑，也是莫言營造“高密東北鄉”的主要路徑。
而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對莫言給出的獲獎理由是“莫言的魔幻現實主義作品融合了民間故事、歷史和當代”。委員會表示，莫言將現實和幻想、歷史和社會角度結合在一起。他創作中的世界令人聯想起福克納和馬爾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時又在中國傳統文學和口頭文學中尋找到一個出發點。
這樣的評價，應該說，是可以全面解讀與評價莫言的。
但很多人對此卻有誤解與誤讀，認為莫言是經由威廉·福克納以及加西亞·馬爾克斯走向文學世界的。很少人有人意識到，授獎詞中的“在中國傳統文學和口頭文學中尋找到一個出發點”,其實才是對莫言文學意義的準確判斷。
莫言的第一篇小說《春夜雨霏霏》發表於1981年。其後，1980年代的幾篇重要作品的發表情況是：《白狗鞦韆架》《透明的紅蘿蔔》發表於1985年，（此兩篇，研究過莫言的人都知道，是在莫言接觸兩位大師之前的創作。）《紅高粱》發表於1986年。僅從莫言出道之初就表現出來的成熟的風格而言，我們顯然可以判斷，莫言的文學營養如果有域外的魔幻現實主義和令人聯想到的福克納，也一定還會有其他更為豐厚的東西。
當然，威廉·福克納顯然給了莫言非常大的影響，2000年3月莫言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校區的演講《福克納大叔，你好嗎》裡，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其實，莫言文學世界中的最初的營養是“鄰村一個石匠家裡有一套帶插圖的《封神演義》”。其次，從口頭文學上看，正如莫言自己所講的，“蒲松齡是根本的影響,是伴隨著我的成長所產生的影響。童年時期我就聽到了很多和蒲松齡筆下的故事完全一樣的故事。……我也替蒲松齡遺憾,如果他當年聽到這些故事的話,肯定會改寫到他的小說中去的。”（見《“高密東北鄉”我創造的文學王國——莫言談文學創作》。2012年1月26日,青島大學文學院劉琛博士和美國學生Willem Morthworth聯合訪談莫言）
所以，莫言的“出發點”，其實在《封神演義》和蒲松齡這裡。
莫言在談創作《透明的紅蘿蔔》時，說作品中的那個橋洞，說起過“青少年記憶帶有幻覺性”的話題，也可以佐證我們的判斷。當然，1984年進入解放軍藝術學院就讀文學系的莫言，開始大量接觸西方文學，西方文學沒有對他產生影響，也是絕不可能的。但是，就像莫言自己所說，福克納的《喧譁與騷動》他一直沒有看完，《百年孤獨》也是成名後才逼著自己看完的。
值得注意的還有，由中國著名的文學評論家組成推選委員會選出中國50位50歲以下最優秀的作家，每位入選作家各自推薦一篇自己最滿意的中篇（或短篇）小說的“孤篇自薦”叢書2001年由臺海出版社出版。在《透明的紅蘿蔔》這裡，莫言給出的理由中提到：“《透明的紅蘿蔔》是我在沒有任何文學理論指導的情況下，受一個輝煌而美麗的夢境的啟發，結合著童年時期的一段經歷寫成的。”（見《殘忍》。2001年3月臺海出版社）這裡給出的暗示信息是：當時走向創作的莫言，並沒有任何文學理論上的積累，雖然這篇小說發表是在1985年，但實際寫上則要提前許多。且這篇小說，已經具有了我們此後看到的莫言作品的成熟的風格。作為莫言的第一篇中篇小說，有如此的成就委實難能，它實現了對當時“傷痕文學”的超越，也非常有別於同時活躍在文壇上像李存葆這樣的作家（巧合的是，他們都是軍旅作家）所寫出的《山中，那十九座墳塋》。
其實，莫言與中國當代很多有著豐富的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學養的作家們（這一類作家，我們不妨戲稱為“轉基因作家”） 不同，莫言往往由著自己的性子寫，風格自然、野性。這就讓我們想到，像《喧譁與騷動》這樣的可能給予莫言以影響的作品，並不是什麼特別的敘事策略影響了莫言，而是福克納尊重寫作本身，尊重作品中主人公的感覺，深刻地影響了莫言。《喧譁與騷動》一向被認為是意識流的傑作，《喧譁與騷動》對莫言的影響究竟有多大，我們不妨看一看莫言自己的說法， 2000年3月莫言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校區的演講《福克納大叔，你好嗎》裡說：“我必須坦率地承認，至今我也沒把福克納那本《喧譁與騷動》讀完……”但莫言承認，福克納是他的導師，莫言說：福克納“這個美國老頭許多不合時宜的行為我感到十分理解”、“我欣賞的是他那種講述故事的語氣和態度”。（見《莫言小說精短系列 老槍·寶刀》。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9月）
如果福克納還影響了莫言，那必然是關於福克納書寫家鄉郵票大小的“約克納帕塔法縣”系列，影響並促使莫言有了書寫“高密東北鄉”系列的野心。但是，從《白狗鞦韆架》這裡開始，用莫言自己的話說，就寫下併發明瞭“高密東北鄉”，只不過，遇上福克納大叔後，莫言更確證了這份文學的信心。
所以，如果說莫言受福克納影響，而福克納本人在寫作《喧譁與騷動》時，用典出自於莎士比亞的《麥克白》：“人生是一個白痴所講的一個故事，充滿喧譁與騷動，卻沒有任何意義。”那麼，我們就可以這樣表述：文學遺產，其實作為人類的一種精神財富，作用於所有的寫作者。哈羅德·布魯姆在《影響的焦慮——一種詩歌理論》中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們都是莎士比亞的孩子。細細思量一下，西方自人文主義復興以來，莎士比亞的影響力，誰又可以否認呢？哈羅德·布魯姆說：“莎士比亞為我們創造了心智和精神，我們只是姍姍來遲的追隨者。”“他為我們所有人思考了所有的問題——聽起來怪讓人不好意思的。”
美國評論家托馬斯·英奇的一句話說得非常到位：“沒有福克納的影響，莫言也會這麼寫。”（見周罡：《發現故鄉與表現自我——莫言訪談》。《精神之旅——當代作家訪談錄》陳駿濤主編，2004年12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文學史上偉大的撞車事件，其實並不鮮見。真要給出莫言是受兩位域外大師的影響的結論，作為一家之言，未嘗不可，但面對莫言，還是那句話：千言萬語，何若莫言。套用評論家吳義勤在評論《四十一炮》時的話說，莫言，是在用一種“莫言敘述”書寫著漢語小說。實際上，每一個作家，都在努力抹煞他的“父親”，沒有哪一個作家願意在作品裡露出師承的馬腳。當然，除了有意在作品中向偶像脫帽致敬以外。《檀香刑》的開頭第一句，莫言顯然有向馬爾克斯致敬的味兒，但恰恰也是用這樣的方式與馬爾克斯睽別。
所以，論定莫言的文學路徑，就必須給出對諾獎文學評委授獎詞的正確解讀，才能真正理解莫言的意義。
莫言的源頭還有一個重要方面。莫言坦言，他所受的最早的文學教育就是《苦菜花》《青春之歌》《烈火金剛》《呂梁英雄傳》《三家巷》等所謂“紅色經典”。他甚至說：“如果我沒有讀過《苦菜花》，不知道自己寫出來的《紅高粱》是什麼樣子。”
最後，毋庸置疑的是，當代作家群體的努力，催生了莫言能早日獲得這樣的成就。改革開放以來，文學漸趨邊緣，物質大潮也已經使文學處於低迷狀態，客觀上說，文學圈外的人士已經鮮少能對文學作出準確判斷與認知。然而，在這樣的情形下，中國當代作家們，一如魯迅所說的“寂寞裡奔馳的猛士”，無怨無悔地追求著文學的理想，其水準早已經具有了世界性。所以，有人認定這次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也是對中國作家群體的文學努力的肯定，是非常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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