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到底應該學習什麼時候的學而思?

我們到底應該學習什麼時候的學而思?

前言

對於學而思,幾乎所有北京的家長和培訓行業都不會陌生,這是一家2003年起家,短短五年之內便發展成為擁有1000多名優秀教師,5萬在校學生,年利潤超過3億的培訓集團。學而思在企業運作上又有著哪些過人之處?學而思模式又給我們留下了什麼樣的思考和反思?讓我們一起步入學而思,來探究學而思的秘密。

因為工作原因,本週和十幾家培訓機構的負責人做了深入交流。其中有三位校長提到了要不要參加好未來旗下事業部組織的關於三板斧內容的培訓,我都建議他們最好能出去學習。可是這幾位校長也都有同樣的困惑:周圍有那麼多校長朋友參加過類似培訓為什麼效果依然不好呢?當地學而思一個看似簡單的動作怎麼就能招來那麼多學生?


我通過個人的思考給出瞭解答:當我們學習學而思、新東方、高思等這些大公司時候,更多要看他們是如何招第一批學生的,如何招第一批老師的,如何第一次開分校的。只有當我們反覆看這些過程,才能更加明白學而思早期做開放課堂、做教研今天看來平常的動作,在當時市場環境下是多麼偉大的創新。正是基於創始團隊性格、觀念生成的基因適應了後來的市場環境,才讓這些大公司在商業競爭中越來越壯大。


當我從這個角度說完,校長們也就更加理解了,當學而思、高思在傳單上說我來了的時候會有招生效果,而我們這樣宣傳的時候卻沒有效果的背後原因。


每個機構不同的發展階段都有相對應的主要矛盾,不能在客戶不知道我們是做什麼時候大談我們的理念,也不能在在客戶不知道為什麼學習時候大量宣傳我們的優勢。


所以今天找到了網上傳播很廣關於學而思起源的文章,希望能給各位老師帶來新的思考:站在未來的十年看今天,我們在辦學上有哪些創新點?


1

學而思是怎麼招的第一批學生?


這要從17年前講起。2002年,創始人張邦鑫考上北京大學碩博連讀研究生。為了追求經濟獨立,他在課外做了幾份家教。


我們到底應該學習什麼時候的學而思?

2010年,張邦鑫在內部分享企業文化

“從小我爸就告訴我,美國人在十八歲以後就自食其力了。而我十八歲以後仍在讀書,還在向家裡要錢。我父母只是普通的農民,連社保都沒有。”那時的張邦鑫心理壓力很大。


相比其他兼職,家教性價比最低。但在那個時候,對於出身農家的大學生來說,家教收入很高。他格外珍惜這份工作,花費很多心思研究如何把學生教好。


“要麼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張邦鑫給自己定下這樣的標準。


但很快他發現一個問題:一個孩子一週在學校上“5天”課都沒有學好,怎麼可能“2個小時”家教就能教好呢?


經過幾天冥思苦想,張邦鑫突然想到一個辦法。如果2小時家教只是教知識,做加法,相當於“5天+2小時”,那麼效果自然有限。只有通過這2個小時,改變學生週一到週五在學校的狀態,提高他在學校的學習效率,才會產生價值。所以,這2個小時必須與學校5天做“乘法”。


“我要讓學生在這2小時裡,愛上學習,養成好的學習習慣。”


想清楚這個邏輯之後,他便對這2個小時絞盡腦汁。他做了大量備課工作,第一節課的備課時間就超過了10個小時,思考怎樣講學生才更有興趣學。


在他早期輔導的三個學生中,有兩個不是那麼對學習感興趣。為了調動孩子的積極性,他除了講知識,還給孩子講一些有趣的故事和生活中的話題,孩子們非常喜歡他,每次輔導結束都對老師戀戀不捨。


一個月下來,孩子學得很開心,張邦鑫卻隱隱有些不安:如果學習過程很歡樂但沒有效果的話,怎麼跟家長交代?有沒有一種方法可以確認學生學明白了呢?


他琢磨出一套方法,請孩子把學校裡學習的要點先給他講一遍,他再給孩子講拔高的部分。當孩子用自己的語言把課堂上的知識講出來時,張邦鑫心裡很踏實——他知道孩子真的明白了。後來張老師更“懶”了,有時索性讓孩子講自己的思考和探索,他更多是參與討論和給予鼓勵——孩子越發有成就感了。


張邦鑫後來總結他做家教的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他講故事又講題,扮演著領跑者的角色;


第二階段,隨著學生能力的提高,他從領跑者變成了伴跑者;


第三階段,他成為一個欣賞者,坐在一旁看著孩子跑,為他鼓掌。


這樣,孩子一步步愛上了學習,動力十足。這是2小時創造的價值,也成為學而思教育理念的起點。


後來一個孩子進步特別快,連續三次數學考了100分。孩子父親很高興,給張邦鑫介紹了一撥熟人的孩子過來,還找了一個軍區禮堂作為上課地點。


開課那天,雪下得很緊,那是2002年的第一場雪。張邦鑫獨自在禮堂徘徊,他不知道會來多少人,結果20對家長和孩子踏雪而來,試聽完一節課全部報名了。


從來沒有收過那麼多錢,這個年輕人有些恐慌。這種恐慌與初做家教時的感覺不一樣。家教是個性化的,他可以針對每個孩子的特點確保學習效果,但是輔導班20個孩子,很可能後進的學生跟不上,而領先的學生又“吃不飽”。思考再三,他決定根據學生的水平,把20個孩子分成上下午兩個小班,這也是學而思最早的小班分層教學


儘管這樣,張邦鑫還是擔心:如果過了一個學期,有孩子從班上15名變成了50名,怎麼跟家長交代?這讓他倍感焦慮。所以他又定下一個規矩——

開放課堂,所有家長可以坐在教室後面旁聽,不滿意隨時可以退費。這些樸素的想法,成為學而思延續至今的商業模式,倒逼他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把教學質量做好。


這種天然的客戶意識,與張邦鑫的家庭背景有關。他出身江蘇農村,父母在當地做小買賣。別人過來買東西,買1斤,父母會給人家1斤1兩;買2斤,給人家2斤1兩。他們的邏輯是:不同人家的秤不同,難免有誤差,多給人家1兩,誤差會降低。


從小受父母影響,他總怕佔別人便宜。做輔導班時,他也擔心佔家長便宜,所以每次課都精心準備,哪怕上午講過一遍,下午上課前還會再過一遍,把每次課都當成新的。


一天中午,一位家長急匆匆地趕到教室。原來孩子那天發燒了,父母原本希望他在家休息一天,結果大人上班之後,孩子偷偷跑到教室來了。這讓張邦鑫很感動,深感責任很大。打那以後,他更努力了。


不知不覺,半個學期過去了。一次下課後,幾個家長在教室後面竊竊私語,張邦鑫有點忐忑,懷疑是不是昨天講課有點鬆懈,家長有意見了。正當他隱隱不安時,家長們過來了。


“張老師,你下學期還教嗎?”家長問。


“你們下學期還學嗎?”他鬆了口氣,反問道。


“只要你教,我們就學。”


“只要你們學,我就教。”


張邦鑫發現,只要你真心為學生好,真正幫到他們,他們就會跟著你一直學下去。從那時起,他就很重視口碑,這也形成了學而思的續報模式。


然而,2003年“非典”來襲,張邦鑫只好關掉小有起色的輔導班,搗鼓了一個網站“奧數網”,為有學習需求的家長和學生線上答疑。“非典”過後,他的輔導班迅速恢復。隨著家長的口耳相傳,帶來了源源不斷的生源,他的小身板撐不住了。這時,剛好他的北大同學曹允東也在尋找辦班“盟友”,兩人便東拼西湊借了10萬元,2003年8月註冊了一家公司。


我們到底應該學習什麼時候的學而思?

學而思最早的辦公地址——知音樓


當時,他們在北航南門的知音商務寫字樓租了一間辦公室,不到20平方米。兩張桌子、兩把椅子、一個破沙發和一個古舊鐵皮密碼櫃是全部家當,它們是從一個公司淘汰的傢俱中花350元買的。沙發屁股底下有個大洞,鐵皮密碼櫃由於不知道密碼,直到後來搬家時扔掉也從未打開過。


狼狽的辦公環境,讓初來的幾百位家長滿腹狐疑,他們就免費給一個個家長試講。家長見他們一臉赤誠,檢查了他們的身份證之後才敢交錢。最終100多個膽大的家長把孩子留下來了。


2

學而思怎麼招的第一批老師?


時間一天天過去,學生越來越多,張邦鑫卻喜憂參半:如何在規模不斷擴大的情況下,保證教學品質和用戶體驗不下降?


他琢磨很久,決定招最優秀的人當老師。十多年前,北京知名中小學輔導機構主要以公立學校兼職老師為主,走“校中校”路線,這個無經驗、無資源、無人脈的“三無”大學生,自然招不到這樣的教師,而他內心想要尋找的也是另一類教師。


回顧自己的求學生涯,張邦鑫發現真正打動學生的老師,絕不僅僅講授知識,而是在教學過程中散發出對知識的熱愛,對思維的啟迪和對育人的情懷。他們決定去重點大學尋覓優秀學生,便在各高校論壇廣撒英雄帖,應者雲集,適者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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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學而思第一期教師培訓

張邦鑫與老師合影


第一批應聘的60位老師,張邦鑫和曹允東面試了整整一天,最後只錄取了3個人。其中一個表現尤為突出,他一進來就向工作人員詢問面試細節,瞭解怎麼講課。別人試講時,他一直坐在後面默默記筆記,一邊聽一邊學,總結經驗教訓。試講後被第一名錄取,他叫劉亞超,高中數學全國聯賽一等獎獲得者,後來負責初中部,因為戰績優異成為學而思聯合創始人。


那時,學而思招錄標準十分嚴苛。有一次,北大一個宿舍的幾個同學一起過來面試,結果全軍覆沒。他們回去一商量,認為學而思是一個騙子機構,根本不是真的想招聘大學生,於是就在學而思發佈招聘信息的北大未名論壇和清華水木論壇上投訴。


有個騙子機構“合同條款極為苛刻,工資時薪低,每次上課都要提前20分鐘到,每次要提前三天給教案,還必須參加他們定期的教案編寫活動。”


這樣的帖子一度給學而思的教師招聘帶來了巨大困難。

我們到底應該學習什麼時候的學而思?

2006年,清華水木論壇上對學而思招聘的質疑


雖然創業維艱,但學而思在師資上堅持“高配”:創業伊始便從211、985院校招攬人才,而且錄取率不到5%,這個標準延續至今。新老師過了選聘關之後,還要經歷練課、聽課、做題、寫教案、試講、練板書等長達半年的各項內功修煉才能授課。


曾經一位北大畢業的數學老師坦言,他接連試講了7次課,寫了幾萬字講義,才站上學而思的講臺。這位老師不知道的是,後來的老師一堂課練習幾十遍是常態,2010年天津學而思有一位叫徐研的老師,為了準備暑期班的課,在培訓期間,足足練了100多遍。


3

給學生遞一把椅子


彼時,與一般課堂的嚴肅齊整不同,學而思的教師充滿激情,講課旁徵博引,教室裡盪漾著快樂的空氣。


一位早期學生家長至今記得,當年孩子的數學老師把一道複雜的列式方程題,層層分解,循循善誘,最終引導孩子找到了答案,孩子從此不再畏懼難題。


“當一個學生想自己爬桌子,卻爬不上去時,一個好老師不會把學生抱到桌子上,而是在旁邊悄悄地遞一把椅子。當學生自己輕鬆爬上椅子,並從椅子爬上桌子之後,他會欣喜的認為是自己爬上了桌子。”給學生信心和成就感是教學的奧秘,張邦鑫如是感慨。


我們到底應該學習什麼時候的學而思?

與其把孩子抱上桌子,不如悄悄地給他遞把椅子,他會自己爬上桌子。


據學而思早期教學負責人張超月回憶,這些優秀大學生功底深厚、視野寬廣,擅長從生活中、時事熱點中和綜藝節目中隨處拈取素材融到教學中,把知識點講得出其不意。與此同時,他們也把自己讀書時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習慣傳給了學生。


由於年齡相差不大,學而思的老師與學生走得很近。課上是師生,課下像朋友,常常一起聊天、吃飯,甚至互懟。學生對老師又喜歡又佩服。


來自北京徐女士的兒子,從小學四年級一直在學而思讀到高三,兒子很喜歡這裡,跟幾位老師處得像哥們一樣。讓她印象很深的是,初三的數學老師思路活躍,每次講題都會列出五六種解法,從中選取最優的思維方式。兒子特別崇拜他,希望長大成為像老師那樣聰明的人。


畢業那天,那位老師告訴孩子:只有非常努力,才能毫不費力。孩子這才知道,原來每次2個小時的課,老師常常準備9個小時。為了找到一道題的最優解法,老師會泡在書店裡翻閱七八本參考資料,進行歸納總結……給學生一杯水,你不止需要有一桶水,而是要能連接整個大海。


與這些優秀人才接觸越久,張邦鑫越發感到他們給教育帶來的能量。他們良好的習慣,堅強的意志品格,以及對社會人生的感悟,終將影響學生,帶給學生受益一生的能力。


漸漸地,張邦鑫生髮出一種使命感,他希望吸引天下最優秀的人來做教育,“這些年,優秀大學生畢業後更多進入到會計師、律師、投行、互聯網等熱門領域,其實教育行業更需要匯聚優秀人才——經濟是社會發展的速度,教育是社會發展的加速度。”


為此,學而思很早就給優秀人才提供了優厚的待遇、充分的空間和平等的環境。每年,他們輾轉到國內外知名高校吸引人才,跟大學生講教育理念,講學而思的初心和使命。越來越多的高階人才加入進來,不僅有老師,也有技術和管理人才。


4

統一教研,講好每一節課。


2005年夏天,張邦鑫在一個教學點檢查時,遇到一個年輕人。年輕人直言這裡的老師還有不少改善空間。細談之下,張邦鑫才知道他是冒充“家長”來旁聽的家教老師。兩人相談甚歡,後來年輕人索性關掉自己的輔導班,一心一意加入學而思,那年秋季他帶的班全部報滿。他的名字叫白雲峰。至此,學而思幾位創始人全部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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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而思聯合創始人白雲峰


隨著更多優秀人才湧入,學而思成長迅猛。但新的問題接踵而至:由於每個老師講課風格、講義和進度不同,家長的體驗很不一樣,以致有的班擠不進去,有的班招不上來……張邦鑫行思坐想,發現如果教學不是基於標準化的個性化,不是保障質量的個性化,是偽個性化。他決定統一教研。


這是一個艱辛的起步。在那個名師當道的年代,幾乎沒有機構做教研,他們無從參考,人手也捉襟見肘。當時,張邦鑫還在北大生命科學院讀研,每天看論文、做實驗,掌握了一套標準的研究方法和流程。統一教研時也借鑑了實驗室的做法。


那時,他和劉亞超帶著老師們摸索前行,每位老師負責一個年級的幾章講義,寫完後統一發送給他們,二人審定彙總後,再送去印刷。每學期開課前,知音樓辦公室就像快遞分揀倉一樣,堆滿了大袋子,裡面裝著各年級的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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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劉亞超進行教師培訓


最早的黑白講義,樸素得近乎簡陋,但它承載了很多老師的心血。那段時間很多老師非常辛苦,週一到週五編講義、備課,週五晚上和週六日繼續上課。


關於教研和授課的風格,在學而思創立之初,發生過一次非常激烈的爭執。當時,北大數學學院才女季雲英在學而思兼職代課,學院派出身的她強調數學的學術性,認為數學授課應該嚴謹認真;但張邦鑫更注重趣味性,認為可以打破常規,這樣孩子更容易理解。兩人爭論了兩個多小時,僵持不下,季雲英一氣之下辭職了。


於是,張邦鑫繼續按他的方式教下去,頗受學生歡迎。然而隨著學生數量增多,他逐漸感到吃力,這才認識到專業性的重要,又好言好語地把季雲英“請”了回來。


後來,季雲英做系統教研時也發覺趣味性的價值,“教學不是絕對的學術性或趣味性,而是二者的結合,既要考慮知識的傳授,又要符合孩子的認知”。顯然,雙方都認識到另一面的價值,學而思的教研就是在爭論中不斷迭代的。到今天為止,季雲英還是學而思教研系統平臺負責人。


隨著學員規模越來越大,對教研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7年,學而思正式成立教研部。彼時,學而思只有60個老師,他們把最優秀的8個老師抽調出來做標準化教研。從講臺上撤下來,起初這些頂尖名師難以接受,家長也鬧意見,期間出現了一些波動。


但張邦鑫、白雲峰等創始團隊堅持讓最優秀的老師後撤一步,將他們的教法和經驗沉澱總結形成標準化體系。統一教研之後,學而思一節課主體內容標準化,保證了擴張時的質量底線,同時也給老師留出了很大的自由發揮空間。


與之前培訓機構不一樣的思維是:多數學校會突出自己有多少名師,多少90分以上的老師;而學而思要保障的是,最差的老師也不能低於80分,這樣高分的老師會自己“生長”出來。


於是,學而思走出海淀,走出北京,走向了千千萬萬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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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學而思課堂,用互聯網科技擴散優質教育資源


5

永遠沒有最好的教研


標準化教研耗時耗力,教研老師需要查閱大量資料,尋找每道題、每個知識點之間的關聯,還要融入教育理念。一般教研部寫出講義以後,教學部和學科部會提出很多修改意見,一遍遍地打磨講義。


在學而思,所有老師必須參加集體備課,大家對著講義,聆聽有經驗的老師講示範課。講課老師會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挑戰,壓力很大,但這個過程中不斷有新東西冒出來。“在學而思,所有人的講義都不會讓人滿意,而且怎麼改都不會滿意,大家對教研永遠有更高的要求,教研永遠是流動的。”學而思高中數學老師趙銘雪說。


有意思的是,學而思的講義推出後屢屢被一些機構抄襲,但抄襲的速度趕不上迭代的速度。這也是學而思應對變化的唯一招式——只有加速奔跑,才能向前邁出半步。


為了讓講義更有吸引力,2009年暑假,張邦鑫決定將黑白講義全部改成彩色講義。為此,數學組老師披星戴月地奮戰了兩個月。當彩色講義推出後,孩子們愛不釋手。


我們到底應該學習什麼時候的學而思?

2010年,ICS智能教學系統上線,給教學增加趣味性


十多年來,教育市場風雲變幻,學而思的教研早已發生了顛覆性變化,但今天的研發人員和從前一樣,眷戀深夜的滿天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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