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位傳奇的ACM大賽“總教頭”，他為亞洲首次奪得ACM國際大學生程序設計全球總決賽冠軍，並首次將總決賽引入亞洲，帶領學生數次摘金，其中三次冠軍兩次亞軍；
這是一位桃李滿天下的名師，他建立的交大ACM班已與清華姚班成為一南一北兩大人工智能“黃埔軍校”，畢業生中的學術新星、創業新星不可勝數，其中創立的企業估值合計已達數百億元，部分企業已成為行業獨角獸；
這也是一位教育模式革新者，面對國內的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空白，他創立了向社會開放的伯禹教育，讓大學校園外的求知者也能享受到超一流師資……
俞勇有著多重榮譽、多重身份，但剝離層層光環，或許最貼合他的描述，是一位深愛學生的教育家。無數學生畢業後憶及大學時光，都濃墨重彩地描述了俞老師教誨給他們帶來的改變，稱其“把蒙塵的明珠擦亮”。當筆者走進位於交大逸夫科技樓四樓的辦公室時，正遇到在美深造的畢業生回校與俞勇揮手道別；當筆者走出辦公室，他又馬不停蹄地趕向一個會議，孜孜不倦的付出為他贏得了學子的敬愛。
“金牌教頭”看ACM大賽：比賽的本質是合作
2002年上海交大奪得ACM大賽冠軍（林晨曦前排左一，俞勇後排右一）
ACM國際大學生程序設計大賽（以下簡稱ACM大賽），被視為計算機界的奧林匹克，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等世界一流名校均長期參與賽事角逐。如今，ACM大賽已成為一項廣受國內高校重視、參與人數眾多的賽事。
然而在它剛剛進入中國大陸時，ACM大賽僅是一項學生在無組織情況下自發參與的比賽，整個亞洲都未誕生過前三名隊伍。俞勇率隊奪冠，意味著從0到1的突破，這需要的不僅是隊員自身的編程能力，也不僅是組織、訓練的能力，擁有發現突破口的慧眼或許更為重要。俞勇當初為何要以ACM大賽作為教育的切入點？
實際上，ACM大賽重點考察的能力與國內學生普遍急需訓練的能力恰好耦合。大賽以團隊的形式進行，每隊由三名隊員組成，強調隊員之間的默契，並不是三名個人能力頂尖的隊員在一起就能取得勝利，隊友必須不斷地磨合、不斷地訓練，才能發揮出最高水平。而這一代中國學生普遍是獨生子女，再加上交大以理工科為主，這導致學生們往往不擅長於溝通交流與合作。這正是參賽學生首先要解決的難題。
這也恰與俞勇的教育理念暗合。他認為，社會需要的人的素養，不僅包括個人硬實力，還有團結合作溝通能力、觀察分析事物、解決問題等一系列能力。在選拔時，俞勇看重的不是成績，而是上述綜合能力。“拿到世界冠軍的背後其實折射出了比賽的本質。團結合作溝通等能力，可以綜合地通過這項比賽反映出來。”俞勇篤定地說。
2002年，俞勇率隊獲得ACM大賽世界冠軍。接下來，來自ACM班的隊伍又屢創佳績，在十年內就成為了“三冠王”。
鑄人鑄魂，“需要金牌為我的教育理念找到空間”
率隊在ACM大賽中奪冠，對很多人來說已是夢寐以求的目標。但對俞勇而言，這僅僅是一個開始。
在首次奪冠後，俞勇向校方提出，成立ACM班。他認為，“需要金牌為我的教育理念找到空間”。
“我們的目的不是要培養更多的世界冠軍。其實我國的學生在世界各個學科競賽中拿到金牌的很多，但我們世界頂級的科學家很少。我希望通過獲得金牌，證明我們有實力可以培養更高端的人才。我曾經覺得，拿到大賽前三就可以向學校申請按照我的想法來培養學生，沒想到一下子拿到了世界冠軍。回來後我向學校申請，要進行從培養世界冠軍到培養計算機科學家的嘗試。”
很多學生報考交大計算機系時，目標本是“成為工程師”，科學家對他們而言是一個相對遙遠的概念，而俞勇卻直截了當地把目標定為“培養科學家”。他解釋道：“因為我覺得科學家是最高境界的，也是中國最缺少的。其實一開始我也不知道要怎樣才能培養出科學家，只是我覺得中國的教育需要改革，我要針對中國的小孩缺少的東西，來進行改變。”
事實證明，高目標的確對學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當我把目標定得很高時，學生在做事時也會把目標定得很高。目標要跳幾下才能夠到，甚至望塵莫及的目標也是一種目標。這是一種信念，要覺得面前永遠有攀不夠的山，否則的話你跑到山頂了，就再也沒什麼追求了。這就是現在高中生一旦考上了大學就沒有目標的原因。”俞勇稱，用很少精力就能獲得的成功不值得提倡，希望學生獲得的是經過磨練後才能獲得的成績。甚至有時，學生從成績中獲得的還沒有從追求過程的挫折中學到的東西多。
為了開拓學生的視野，俞勇開了一門特殊的課程《學子講壇》，講課的不是老師而是學生，意在培養學生的表達能力，以及主動發現問題並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講課內容不是常規的專業內容，可以關於天文地理、人文社科、時事政治、文化體育等。課程成績也非常規的教師給分，而是學生互評。
這也是學習人工智能必要的思維方式。以往的中國教育重點多是考試，考試有標準答案，所以學生把精力用於解出標準答案，為套路所困，缺乏創新意識、創新能力。而人工智能的“思維方式”是不斷嘗試錯誤，然後自我迭代，從錯誤檔案中慢慢找出正確的，最終正確率越來越高。只有當學生自身擁有觀察社會、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才能很好地理解人工智能。
俞勇在教育中的探索創新為他贏得了大量榮譽。作為上海交通大學計算機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俞勇入選首批“國家高層次特殊人才支持計劃”教學名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還曾獲得國家級教學成果獎6項、獲得“全國模範教師”、“全國師德標兵”、“上海市五一勞動獎章”、“上海市教學名師”、“寶鋼優秀教師特等獎”、“上海市師德標兵”和“上海交通大學校長獎”等榮譽。
學術？就業？創業？晚一點做決定
並不是所有學生都能在一開始就理解俞勇的嚴格要求。一個具體的“衝突”原因是，學生畢業後，道路選擇存在分歧。通常來說，有深造學習和就業兩條路，還有少部分人選擇創業。對此，俞勇的意見是，至少不要在本科畢業時直接走向社會。這曾經造成了部分學生的不理解，甚至有學生在選擇創業時被罵哭。
俞勇的要求並不是讓學生永遠坐在象牙塔裡，更不是反對創業。實際上，他建議學生深造的原因是，大部分學生本科時想不清楚自己想要的東西是什麼，讀書是看清楚自己的方式。因此，至少不要在本科畢業時匆忙放棄科研的可能性。
“我趕他們出去讀博士，因為你要成為一個對世界有用的人，首先要了解這個世界主流的文化，除中國外還要了解西方文化。去了以後，才能沉下心真正理解主流文化。瞭解後，你的選擇就是有理性的，要做學術也好，要就業創業也好，我都會支持了。如果畢業時，因為沒有考英語之類的硬性條件無法出國，於是隨波逐流地去找一份工作，就太浪費了。很多學生事後回想起來，也覺得如果沒有俞老師逼一把，不會想到自己可以成為這樣的人。”
至於為什麼要以科研為途徑瞭解世界，俞勇這樣解釋：“科研對學生的要求是全方位的。大部分學生不像比爾·蓋茲，可以不讀完書就能創造微軟，我們應該承認自己是個普通人。普通人的路是需要讀書才能認識到自己。當然，最終作出選擇的還是學生自己，我只是在這個時間點上要提醒他們。其實有的學生就算已經創業了，還是會選擇再讀一個博士。”
另一個原因是中外的教育環境不同。在中國，學生從小一心撲在學習上，對於社會的關注不如歐美學生密切。在選擇專業時，中國學生更多地是根據分數選則；而歐美學生通常已經瞭解了自己的愛好，少一些迷茫，少一些焦慮。歐美國家的學生從小到大十幾年都在思考、實踐中認識自己，而中國學生把這個過程濃縮在大學四年，難度是更高的。
在俞勇的教導下，多名ACM班畢業生走上學術道路。如，在讀博士期間，因在數據挖掘、機器學習領域的研究成果獲得谷歌博士生獎研金的有商靜波、嚴欣辰、劉爽、王鴻偉、趙卓越；做出有全球影響力的機器學習系統、模型與算法成果的有陳天奇、李沐、謝其哲、尹茂帆。谷歌博士生獎研金是面向全球的，每年只評選40人左右，ACM班畢業生連續三年（2017、2018、2019）都有入選，2018年入選了3位。黎珍輝、趙爽、錢風、李博、孫曉銳、陳天奇、楊笛一、商靜波等教職於哈佛大學、卡耐基梅隆大學、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佐治亞理工學院等世界一流大學，還有在國內高校任教的南京大學林冰凱（已晉升教授，併入選“國家青年千人計劃”）以及上海交大程帆（獲中國信息論學術年會“青年新星獎”）、張偉楠（獲阿里達摩院“青橙獎”）。
值得注意的是，在強調讀書深造的ACM班，還湧現出了不少優秀人工智能企業創業者，如依圖科技聯合創始人林晨曦、第四範式創始人戴文淵、英語流利說聯合創始人胡哲人、觸寶科技聯合創始人任騰、森億智能創始人張少典等都是ACM班的學生，其中不乏深造後甚至讀博後才創業的學生。可見讀書與就業創業並不是矛盾的關係，前者還會成為後者的基礎。
開創拔尖人才培養新模式
在中國，一南一北有兩個班被稱作計算機界“黃埔軍校”，分別是上海交大ACM班和清華姚班。當中國的學生前往美國求學深造，美國教授也表示，“現在世界上計算機最好的學生在中國，中國最好的學生在兩個班級，ACM班和姚班。”
在外界的印象中，這兩個頂尖班級頗有幾分“王不見王”的意思，都是佼佼者，就難免會暗自較勁。但在俞勇看來，它們關係遠非如此。
實際上，姚班的創立曾受到ACM班影響。在2002年，俞勇成立了ACM班，在學生大三暑假到大四上學期期間，第一屆學生集體去微軟研究室學習，在最終展示成果時，時任微軟亞洲研究院院長沈向洋邀請姚期智與ACM班學生進行座談。沈向洋對姚期智建議道，清華也可以辦一個這樣的班級。也許姚期智覺得本科生不一定做得了研究，但這次座談後姚期智接受了沈向洋的建議後，來年春季姚期智就在清華的一、二年級學生中啟動了軟件實驗班的選拔，該班正是姚班的前身。
2005年10月姚期智（左三）、沈向洋（左二）、俞勇（左一）與ACM班學生座談
有趣的是，當清華選拔實驗班的通知發出時，ACM班的學生看到後不敢告訴俞勇這個消息，擔心兩班間會有競爭關係。而俞勇得知消息後卻不這樣認為，他對學生表示: "我們不用害怕，每個學校要辦出自己的特色，我們要做唯一，不要做第一。第一是與別人競爭得到的，我們要和自己較勁，自己做到極致。”俞勇是帶著這樣的胸懷來要求自己的，他也希望學生是這樣。
迄今為止，ACM班的確走出了和姚班不同的路。姚班的師資力量強，理論功底強，ACM班則是向各方向發展的人才都不少。當2009年教育部開始實行基礎學科拔尖人才培養時，交大ACM班的學生已經在外很有影響了。可以說，交大在該領域是開風氣之先。
在培養出大量傑出學子後，俞勇原可以談談自己的得意門生，但即使筆者追問，俞勇依然有意繞開了具體的學生案例。在他心目中，學生都是優秀的，以某個學生舉例，對其他學生而言可能會不公平。這也是“要做唯一不要做第一”理念的具體體現。
創立伯禹，優質教育資源普惠社會
2018年，俞勇創立了伯禹教育。此前，俞勇在大學環境中屢獲殊榮，為何突然想到要創辦一家公司呢?
談及此，俞勇由衷感嘆:“外面的優質教育資源太少了。 ”
曾經俞勇將全部關注放在校內的學生身上，但一次外出報告改變了他的想法。一名交大計算機系的博士生畢業後前往青島海洋大學任教，力邀俞勇去做一次報告。起先俞勇不想出交大校園，但在幾次三番的邀請下，最終應下了這次演講。沒想到，青島當地學生的熱情極大地震撼了俞勇，原定一小時的演講，講了兩小時學生還在要求俞勇繼續。當俞勇回到上海後，依然有源源不斷的學生通過網絡對俞勇提問。經此事，俞勇才切身感受到外界對優質教學資源的渴求，此後，只要他受到邀請又不耽誤本職工作，不論是小學、初中、高中、高專、職校還是大學，俞勇都會前去講課。
從這時開始，在外辦學的念頭就在俞勇的腦海中揮之不去。他曾和李開復討論要不要等到退休後去辦學。不過，機會比預期中來得更早。
2018年初，教育部出臺“新課標”改革相關政策，要求將人工智能納入高中課程。然而，中學老師難以承擔人工智能教學，大學老師有沒有時間為中學生上課，一線師資短缺嚴重，所以只有靠社會培訓學校。俞勇發現，如果在退休後再辦學就太晚了，現在正是國家需要的時候。他希望，儘快將優質資源普及給更多的人享用。
下定決心後，俞勇在2018年五月長假的最後一天給交大黨委書記姜斯憲發郵件表達了這一願望。姜斯憲認為，此舉是在為交大承擔社會責任，學校給予支持。同時，交大校長林忠欽也表達了對俞勇辦學的支持，稱這是對交大工作的延伸。
2019年9月，俞勇推出了四本面向青少年的人工智能教材，全面地涵蓋了從人腦到人工智能、到人工智能應用、到人工智能技術、到人工智能實踐多方面內容，作為祖國70週年獻禮。比起以往的教材，這套叢書在傳授知識的同時更加鼓勵學生自己思考問題。
除了面向青少年外，伯禹教育還面向其他類型人群授課。例如企業有時會對新進員工進行培訓，也會對工程師等專業人員進行提升性的培訓，政府部門人員也要進行培訓，這些市場需求在近年間越來越大。
與校內生教育不同的是，大學生接受的是完整、成體系的培養計劃，而面向社會的課程則強調用10-15分鐘學到一個知識點。與校內生教育相同的是，伯禹教育的課程同樣由ACM班的名師進行授課，師資非常強大。
俞勇認為，人工智能要有最終的實踐平臺，因此教育有必要得到企業的支持，這樣學生才能在平臺上學到更多的東西，而俞勇與企業一直有著密切合作，況且他還有不少從事人工智能創業公司的學生。
最後，俞勇對正在猶豫是否要報考人工智能專業的學生提出建議：“人工智能是一門會在未來50-100年間持續發展的學科，它不能替代所有行業，但可以把所有行業連接起來，所以是一張藍圖。學生要在藍圖下找到自己的路徑，未來的專業道路將會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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