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呂德文
“解決相對貧困” 聚焦人的發展
2020年消除絕對貧困後，扶貧事業將進入解決“相對貧困”階段。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要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
什麼是相對貧困，如何解決相對貧困？我們採訪了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呂德文。
“絕對貧困”解決生存問題，
“相對貧困”解決發展問題
記者：什麼是“相對貧困”，和“絕對貧困”的區別在哪裡？
呂德文：2020年，消滅絕對貧困之後，並不意味著貧困問題就不存在了，即使將來貧困都摘帽了，扶貧工作還是政府的一個主要職能。貧困問題在今天，不僅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也是發達國家的問題，主要表現為相對貧困。絕對貧困的標準比較容易理解，就好比每一個人，他想要健康成長，需要攝入一定量的營養，這些營養，國際上有統一的標準，到了2020年，我們國家就要達到這個標準。
但是，“相對貧困”是一個發展的概念，因為社會存在分化，導致總有一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落後於社會發展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說，他們的營養攝入可能沒問題，但對於人的全面發展，還是處於落後狀態，比如，受教育程度、體質的健康、就業的質量，等等。這就決定了，在未來一段時間裡，相對貧困將是一個長期話題，未來扶貧工作的領域，將從解決絕對貧困轉向解決相對貧困。
記者：脫貧攻堅的目標任務是“兩不愁三保障”，那麼解決相對貧困的標準是什麼？
呂德文：相對貧困是一個和社會發展相關的話題，也就是說，隨著社會不斷髮展，“相對”的標準也會不斷變化。其實，在今天，中國實際上已經出現了這種類似的差異，我們西部的深度貧困地區，還在為消除絕對貧困而奮鬥，而東南部的省市，比如上海、江浙這一帶，它們早就已經沒有絕對貧困的問題了，最低生活保障已經完全兜底，它們最低生活保障的容量，甚至比中西部消除絕對貧困的容量還要大。所以，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待相對貧困的標準。
對於中國來講，解決相對貧困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內涵，那就是實現共同富裕。所以，我們解決相對貧困可能跟西方國家不太一樣，我們解決相對貧困不僅僅是為了解決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不平等，也不是為了解決少數弱勢群體的生存質量的問題，而是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講，我們希望能夠達到一個理想的狀態，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群，都能夠享受到比較高質量的社會、高質量的生活。
所以說，社會發展的階段不一樣，相對貧困的標準也有可能不一樣，但是，每個階段的目標是一致的，就是共同富裕。
脫貧攻堅的經驗，
在解決相對貧困中也將長期有效
記者：脫貧攻堅戰給解決相對貧困留下了什麼治理“法寶”嗎？
呂德文：解決絕對貧困和解決相對貧困，實際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從操作上，它們都需要耗費很長的時間、很大的精力。
為了解決絕對貧困，我們奮鬥了幾十年。幾十年間，形成了很多長效機制，比如低保制度，就是典型的解決絕對貧困的長效機制，還有對貧困人口教育的補助，醫療合作等一系列的社會兜底政策。在長效機制的運行過程中，有時會出現一些問題，比如如何精準地識別低保戶，比如合作醫療怎麼報銷，這些制度都在解決絕對貧困的過程中，被不斷完善了。
脫貧攻堅戰的成功，離不開這些長效制度的建設，而解決相對貧困，我們也可以把它理解為一場攻堅戰，也需要有長效機制的建設。而解決絕對貧困的制度建設，在2020年以後，在解決相對貧困的問題上，也將長期發揮作用。脫貧攻堅的制度建設，和將來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建設之間，是一個延續性的關係，在既有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機制的基礎之上，再繼續推進。
解決相對貧困不是西方國家的“泛福利化”
記者：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和西方社會的福利政策有何區別？
呂德文：我們解決相對貧困問題並不是為了實現絕對的社會平均。我們要承認社會的發展是有差異化的，不能因為解決相對貧困，就走向另外一個極端，泛福利化正是我們需要警惕的。解決相對貧困是一個發展政策，而不是一個社會福利政策。我們扶貧最重要的一個前提是，通過給缺乏發展資源的一部分人口提供基本的保障，讓他有能力在市場競爭裡，自己獲取發展機會，而不是說直接給他們提供不需要勞動的生活。在解決相對貧困的階段，泛福利化的現象尤其需要警惕，只有解決這個問題，緊繃這根弦，社會才有發展的活力，人們才有動力去實現自我發展，社會資源才能夠最大化的利用。通俗一點講，就是我們常說的“扶貧先扶志”。
記者：擺脫貧困是人類最大的難題。中國不僅要消除絕對貧困，還要解決相對貧困問題，請問我們有怎樣的優勢？
呂德文：我們優勢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共同富裕的觀念已經成為我們的一個社會共識，所以，我們不容許有兩極分化。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意識基礎，這就決定我們所有的國民都要享受國家發展的成果。
第二，最重要的，我們有中國共產黨領導，這是我們最大的制度優勢。通過黨的領導，可以將所有資源統籌合理安排，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優勢，大一統的優勢、社會主義的優勢，都不一定能夠實現。
第三，我們解決相對貧困，和西方的治理經驗完全不一樣。西方主要靠社會力量，社會力量雖然能夠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務，但能夠做的有限。而我們是一個有為政府，統籌能力特別強，持續性也比較強。比如，我們可以將一個安排納入國家五年規劃，這五年我要做什麼，再過五年又要做什麼，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優勢。我們的政府，從中央到地方，都在積極發展經濟，為民服務，天天都在思考，怎麼實現發展，怎麼解決貧困人口。有為政府有內在的主動性，在我國脫貧攻堅裡面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在解決相對貧困中也會繼續發揮作用。
長江日報記者李爾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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