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爆發的#MeToo運動，旨在反對發生在不同領域的性騷擾和性侵犯事件，自其開展以來，已在全美國範圍內引起巨大震動，無數女人站出來講述自己被騷擾/侵犯的經歷，很多位高權重的男性在被舉報後被免職。
而這一切的導火索，是因為2017年10月5日《紐約時報》對曾被視為“好萊塢頭號暴君”的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報道，在這篇名為《哈維·韋恩斯坦幾十年來用錢擺平性騷擾案件》的報道里，採訪了多名曾遭受哈維·韋恩斯坦騷擾的女性，其中不乏電影界巨星。一經發表，引起了巨大轟動，並帶來了連鎖反應。
①韋恩斯坦是誰？
哈維·韋恩斯坦是誰？對電影行業從業者和影迷來說，這曾是個非常有分量的名字。他1952年生於紐約，和親弟弟鮑勃·韋恩斯坦1979年一起創立了電影公司米拉麥克斯（Miramax），憑藉自己在宣發方面的才華，把很多原本寂寂無名的電影運作成現象級獨立製作，如《性、謊言、錄像帶》《哭泣遊戲》等。2005年兄弟倆另立門戶，創立了韋恩斯坦公司。他在運作並贏得奧斯卡獎方面更是先驅人物，並一手捧紅了格溫尼斯·帕特洛、詹妮弗·勞倫斯、馬特·達蒙等大量演員及昆汀·塔倫迪諾等導演。
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
圍繞在哈維身邊的爭議也從來沒少過。他脾氣暴躁，呵斥員工是常有的事；行事風格野蠻，不按套路出牌，不達目的不罷休，我國著名導演馮小剛在和他打過交道後公開對他破口大罵。
但這些充其量算個人工作風格。真正引起嚴重後果、最後斷送了他的職業生涯的，是他的“生活作風問題”。自80年代起，就一直有關於他騷擾其他女人的花邊新聞流傳，而且在那之後的幾十年裡，這些緋聞有增無減。他吃女明星豆腐在好萊塢是公開的秘密，但圈內人都很“懂事”地對這些事視而不見。但凡有受害人試圖對他提起訴訟，哈維憑藉其人脈和手腕，全部花錢擺平，並通過條件嚴苛的和解協議讓這些受害者不再對外發聲。
最諷刺的是，哈維在公開場合一直給自己立女權主義人設。他給女權主義記者捐過款，他的公司發行過反性騷擾的紀錄片，他本人還在2017年1月參加過女性權益遊行。
近年來，隨著Netflix等流媒體平臺的蓬勃發展，哈維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他在電影圈裡依然是權力的象徵。他在人脈運作方面也極有手段，多年來一直是希拉里·克林頓的堅定支持者和資金募集者。當年奧巴馬的大女兒Malia找實習工作時，哈維二話不說把她安排進了自己的電影公司。
韋恩斯坦和奧巴馬等精英人士非常熟絡
多年來有很多記者都試圖把哈維的所作所為公之於眾，但出於多方面的原因，這些報道基本無法發表，更沒有引起大眾的關注。直到本文開頭提到的《紐約時報》的那篇報道刊出後，才引發了多米諾骨牌式的巨大反響。那麼完成這篇報道並因此贏得了普利策獎的的兩位記者朱迪（Jodi Kantor）和梅根（Megan Twohey），是如何完成了這項艱鉅的任務的呢？
②受害者：巨星和普通人
記者朱迪從2013年起就開始了對女性職場經歷的調查。經過一段時間，她發現，因為大部分職場女性無法進入高層核心領導圈子，因此通過觀察女性的職場生存狀況，可以側面瞭解職場中權力的運行方式。這個思路對於她後來調查哈維的案件大有幫助。為了助力朱迪的調查，她的長期編輯Rebecca Corbett向她推薦了同樣在這個領域深耕了多年的梅根作為搭檔。
（左：朱迪；右：梅根）
2017年，朱迪瞭解到女演員羅斯·麥高溫（Rose McGowen）打算要寫一本自傳，揭發好萊塢畸形工作環境對女演員的壓迫，其中很可能包含哈維，於是朱迪聯繫麥高溫並邀請她接受採訪，但麥高溫拒絕了她。後來經過反覆爭取，麥高溫終於同意在電話裡接受朱迪的採訪，並說出了自己的經歷：
1997年，當時還是電影界新人的麥高溫開心地參加聖丹斯電影節，參與她出演的電影《一路向前》的宣傳和放映。聖丹斯電影節一直是獨立電影的天堂，而發行獨立電影發家的哈維在這裡是君王一般的存在。因此當哈維在麥高溫的電影放映後邀約她一起商議工作事務時，麥高溫非常痛快地答應了。
羅斯·麥高溫（Rose McGowen）
麥高溫按照約定去了哈維的酒店套房，而且當時二人也確實只談了公事。但在麥高溫要離開的時候，哈維突然把她拉進其他房間，並強行把他的臉湊到她的雙腿間。麥高溫當場嚇懵，只能儘量在不激怒哈維的情況下儘快離開房間。幾天後，哈維給驚魂未定的麥高溫留了一個電話留言，說某個著名女星是他的“特殊朋友”，他希望麥高溫也能“加入”他們。這通留言激怒了麥高溫，她找了律師走法律程序。最後哈維同意支付麥高溫10萬美元，條件是麥高溫簽署和解協議，承認哈維對此事無責，並且哈維的律師團隊沒有留任何形式的證據材料給麥高溫。
只有一個受訪者當然是不夠的，於是朱迪開始尋找其他名人，但困難重重。想接近女明星，首先要接近她們的經紀人，但沒有哪個經紀人願意自己的藝人接受這類話題的採訪。於是朱迪改為尋找這些女星的私人聯繫方式。經過大量的搜查，她也聯繫上了一些女明星，但出於種種現實因素考慮，她們全都拒絕了她。後來通過專欄作家Nicholas Kristof的牽線，朱迪得以採訪到了女明星阿什利·賈德（Ashley Judd）。
阿什利·賈德（Ashley Judd）
賈德的事情發生在1996年，具體經歷和麥高溫非常相似：事業上升期的賈德被韋恩斯坦以工作為名約到他的酒店套房。賈德一走進房間，發現韋恩斯坦穿著浴袍，並讓賈德給他按摩。賈德非常想逃，但又不敢得罪這位業界大佬，只好在不斷委婉地拒絕他接踵而至的各種無理要求後，倉皇逃出房間。
賈德的故事沒有讓朱迪的報道有實質性的進展，但她給朱迪介紹了非常重要的人：一直以來非常關心女權事務的Lena Dunham和Jenni Konner。正是通過這兩人的牽線，朱迪才得以採訪到奧斯卡影后格溫尼斯·帕特洛（Gwyneth Paltrow）。
格溫尼斯·帕特洛（Gwyneth Paltrow）
因為過去二十年來，格溫尼斯的事業一直和哈維緊緊捆綁在一起，是韋恩斯坦公司的金字招牌之一。她和哈維無數次被拍到出席同一場合，她1999年憑藉《莎翁情史》獲得的奧斯卡影后獎也一直被外界視為哈維運作奧斯卡獎的經典案例之一。那段時期格溫尼斯甚至還有一個綽號：米拉麥克斯（哈維的第一個公司）第一夫人。
因此當格溫尼斯同意接受採訪時，朱迪喜出望外，因為她覺得格溫尼斯知道的情況可能比誰都多。但實際上格溫尼斯告訴朱迪的經歷，和麥高溫、賈德也很接近：在她22歲那年，哈維把初入電影圈的她約到套房，並試圖動手動腳，格溫尼斯委婉地拒絕了他並離開了房間，隨後就把事情告訴了自己的親友，以及當時她的男朋友布拉德·皮特。
彼時血氣方剛的皮特在一個電影首映禮上碰到哈維後，警告他不要碰自己女朋友。哈維隨後氣沖沖地打電話給格溫尼斯，質問她為什麼走漏風聲。出於對工作機會的珍惜，格溫尼斯在電話裡低聲下氣地安撫哈維，希望他消氣，並不斷為自己和皮特賠禮道歉。那之後，哈維似乎也確實不再生氣了，不僅沒有打壓格溫尼斯，還一直和她合作了好幾年。2003年電影《美國空姐》上映後，格溫尼斯感到自己不再受寵，於是開始有意疏遠哈維。二人再次有聯繫，是在2016年，那時《紐約雜誌》為調查哈維的性騷擾案件試圖採訪格溫尼斯，但因哈維事先聯繫過她並要求她嚴格保密，因此格溫尼斯拒絕了媒體的採訪要求。
朱迪後來給安吉麗娜·朱莉、烏瑪·瑟曼、薩爾瑪·海耶克等著名女星發了採訪邀約郵件，但都石沉大海。女明星這條路暫時走不通，那麼那些被哈維騷擾過的普通人會配合採訪嗎？
梅根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嘗試和努力。她從7月中旬開始調查哈維是否有記錄在案的性虐待行為，並在聯邦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EOC）和紐約相關政府機構進行查詢，但只能查到一些投訴記錄，查不到當事雙方的信息。梅根於是打算從米拉麥克斯公司的老員工著手。功夫不負有心人，在多番查證後，梅根終於發現了一個當年從米拉麥克斯突然離職的助理。此人以聰明嚴謹聞名，被提拔得很快，但1990年卻突然離職，自此消失。一些老員工私下傳說這是因為哈維對她做了什麼，但沒人知道細節。
經過大量搜查，梅根在網上一個不起眼的公司員工名冊裡找到了這個女人。梅根致電該公司前臺，沒有得到有效信息，於是又輾轉得到了她的母親在紐約的住址，直接上門拜訪。意外的是，那個女人恰好就在那。得知梅根的來意後，這個女人委婉地表達出她已和哈維私下和解並簽署了相關協議，並且根據協議要求她不能透露太多相關信息。
雖然沒有實質進展，但這個女人令梅根感觸頗多：哈維的前員工這個群體是之前她們沒有考慮到的，但這個群體恰恰是最容易被忽視的。女明星只要下定了決心，發聲後無論如何都會得到關注，但普通人在獨自面對哈維這樣隻手遮天的演藝界大佬，如果操作不當，反而會惹禍上身。
順著這個思路，梅根和朱迪又採訪了米拉麥克斯在英國的辦事處的前任員工，包括Amy Israel、Zelda Perkins、Rowena Chiu、Laura Madden等，她們都曾被哈維騷擾，騷擾過程和朱迪之前採訪過的女明星描述得基本類似，都包含酒店套房、浴袍、要求按摩、實施騷擾舉動等關鍵詞，區別在於嚴重程度的不同。其中Perkins和Chiu曾一起諮詢過律師，得到的答覆是：最好的處理方式就是私下和解，然後拿錢，額度大約在2萬英鎊。她們最終只能和哈維簽了和解協議，但按照協議要求，她們不能保留任何形式的材料，只能去律所查閱副本。Perkins告訴朱迪，她只能給她看協議中的部分內容，如果違反了要求，會被哈維起訴、賠錢。
（Zelda Perkins）
哈維還有專門的助理為他安排這類“邀約”。Sandeep Rehal的工作包括幫哈維訂房間、訂花，並整理一份名叫“哈維的朋友”的女性名單，並提前規劃她們的來來去去。她的工作內容裡還包括給哈維購買一種叫Caverject的勃.起功能障礙藥物。
在調查過程中，朱迪和梅根發現，這些受害人，無論生活在哪個城市，無論是巨星還是普通人，她們的遭遇都驚人地相似，她們的處理方式也幾乎一樣。她們沒有和哈維撕破臉，因為她們同樣渴望工作和成功的機會。在這個故事裡，每個女人都像一個孤島，比如Amy Israel和Laura Madden是同時期在倫敦辦事處共事的同事，卻從未談過這件事。大家都把自己所知的碎片放在心裡，誰都沒能拼湊出整個事件。
③為什麼她們都忍下來了？
朱迪當時採訪完麥高溫後，就遇到了這類報道的最大難點：因為麥高溫是通過私下和解的，所以她手裡沒有任何證據材料。作為一個負責人的媒體，發表這類報道時必須採訪到當事雙方，不能只刊登一面之詞。但因為麥高溫沒有任何證據，因此哈維非常容易反駁她。《紐約時報》的高級編輯Matt Purdy也建議朱迪，因為之前從未有正式曝光哈維的文章，因此既然要進行有影響力的報道，就必須保證報道里證據齊全，且每個證據都乾乾淨淨沒有瑕疵。只要能撕開一個口子，就能拔出蘿蔔帶出泥。編輯Rebecca Corbett也建議朱迪和梅根不要一味地堆積採訪數量，如果沒有具有法律效力的有力證據，那麼到最後又變成毫無意義的拉鋸戰。
經過大量的調查，朱迪也意識到，職場性騷擾事件並不僅發生在好萊塢，在餐飲業、零售業、酒店業、建築業，以及其他藍領行業，這類不當行為以各種形式普遍存在。女服務員會被喝醉的顧客騷擾，硅谷的暴發戶也很容易因為自我感覺過於良好而對女員工動手動腳，而在一些重工業企業，女員工拒絕被男員工吃豆腐的話，可能會被直接拋棄在礦井之類的危險地方。
正如一些媒體報道過的那樣，大部分職場騷擾案件最終都以雙方私下和解告終，而這些私下籤訂的和解協議其實更像一個“掩蓋協議”，裡面用嚴苛的條款要求女方交出所有證據材料，然後拿錢、閉嘴。
籤和解協議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原因。聯邦法院對類似騷擾案件設定了最高賠付上限。如果籤私下和解的協議，律師拿到的錢反而更多，一般是賠償額度的三分之一。而如果上法庭，萬一敗訴的話，律師一分錢都拿不到。
④無間道
哈維這邊當然不可能什麼動作都沒有。他消息非常靈通，在格溫尼斯和朱迪通過電話完成了第一次採訪後，他就聯繫了格溫尼斯，並主動要求出席她7月中旬舉辦的一場投資相關的活動。格溫尼斯認為這是哈維在暗示他已經知道了情況、他在注意她。
哈維對朱迪和梅根這兩個記者也沒有放過。按照這個行業的“潛規則”，像哈維這樣的“大人物”受到對自己不利的調查時，會僱傭私家偵探進行反偵察。哈維長期合作的是一家以色列公司，叫Black Cube。
給哈維做事的人裡還有Gloria Allred和Lisa Bloom這對母女。媽媽Gloria Allred是著名女權律師，在明面上一直為社會事務積極發聲，但當梅根請教她是否有從政府部門獲取性騷擾記錄檔案方面的經驗和方法可以傳授時，她沒有給出任何建議，更沒有告訴梅根她自己公司裡現在就有好幾分哈維的案件記錄。雖然Gloria Allred是靠給女性受害者打官司出名的，但她的收入裡也有相當一部分是通過讓女性受害者簽訂和解協議賺取的佣金。梅根也是後來才知道，Gloria Allred還幫哈維簽過和解協議。不僅如此，她還曾親自阻撓加州立法禁止性騷擾案件的私下和解，強力建議保持現有的保密協議。
Gloria Allred
2017年8月梅根瞭解到Gloria Allred的女兒Lisa Bloom是為哈維工作的，諮費895美元/小時。當時她為了給哈維“解決”掉麥高溫，給哈維發了郵件，詳細記錄了她對於處理麥高溫的問題的想法，比如在網上大量散播麥高溫的負面文章、把哈維已去世的媽媽搬出來打同情牌、以韋恩斯坦的名義建立推進性別平等的慈善基金等等。她還建議哈維和信譽管理公司合作，“優化”谷歌搜索結果，以便讓大家搜索他的名字時看到的都是正面新聞。
Gloria Allred的女兒Lisa Bloom
在整個8月、9月裡，朱迪和梅根積累了很多資料，但基本沒有可以直接用在稿件裡的“實錘”。直到經過線人介紹，認識了韋恩斯坦公司財務方面的執行副總裁Irwin Reiter，他從30年前起就為韋恩斯坦兄弟倆工作。經過多次爭取，他終於同意和梅根和朱迪見面談談。在採訪中，他表示他和哈維的親弟弟鮑勃都注意到近些年越來越頻繁的針對哈維的指控，也意識到了這些指控對公司經營的危害。他們都曾勸說哈維，但他根本聽不進去。2014年，Irwin Reiter對哈維的焦慮達到了頂點。那時美國著名演員Bill Cosby的性.侵案件鬧得沸沸揚揚，大眾對這類事情都很敏感，而那時的韋恩斯坦公司雖然因為《國王的演講》《天橋驕子》等影劇看似風光，實際內部有很多虧損，已經經不起任何打擊了。Irwin Reiter在那年12月苦口婆心給哈維寫了封郵件讓他注意言行，哈維不但不聽，次年又騷擾了一個員工Emily Nestor。
哈維的弟弟鮑勃則與哈維風格迥異，哈維是狂放的野路子，鮑勃則很謹慎。2005年他們兄弟倆離開米拉麥克斯創辦了韋恩斯坦公司，但這家新公司一直被各種財務問題困擾。鮑勃對哈維在男女關係方面的事情當然知道，因為早期的一些和解協議支票正是鮑勃本人親手寫的。兄弟二人的關係也在這種不良的運營狀況中走向惡化。2010年、2011年左右的某次會議上，哈維因為意見不合一拳打在鮑勃臉上，很多在場的高管都看到鮑勃當場流血。自那以後，雖然明面上兄弟倆還是共事，但心裡已有了芥蒂。鮑勃多次提出想自立門戶，都被哈維直接拒絕。
左：弟弟鮑勃；右：哈維
公司的董事會也發生了變化。原本董事會都是哈維的親信，但這個情況在2013年發生了變化。包括WPP、高盛在內的公司主要投資人為了防止兄弟倆剝削其他股東利益，因此安排了自己的眼線Lance Maerov加入董事會。Lance Maerov一開始也聽到了關於哈維的風言風語，但他開始沒當回事，直到這類事情越來越多，他決定通過讓哈維重籤合同的方式限制他的行為和權力，並增加每次出現騷擾控訴時董事會對哈維的罰金。
Irwin Reiter知道一個叫O'Connor的前員工在公司電腦留下了一個備忘錄，詳細記錄了她和哈維之間從騷擾到和解的整個過程及細節。為了把這個備忘錄公之於眾，他把朱迪約到韋恩斯坦公司會議室，打開備忘錄，並在交談途中藉故離開。朱迪明白這是他在暗示自己把備忘錄中的內容複製存檔。離開韋恩斯坦公司後，朱迪第一時間把備忘錄內容給包括Corbett、Purdy、Baquet在內的其他同事過目。他們看完後的反應就一個字：寫！
九月底，朱迪和梅根緊鑼密鼓地完善稿件內容。而哈維則在得知她們聯繫到了Lance Maerov後，要求後者幫忙阻止她們發稿。麥高溫則取得了她當年簽署的和解協議副本的其中一部分提供給了朱迪和梅根，這樣可以避免法律風險。梅根又把之前聯繫過的女明星重新聯繫了一遍，那些不願發聲的依然不願發聲。
⑤大勢已去
文章正式發表前，按照行業慣例，她們需要把內容發給哈維確認，並得到他的答覆（承認/否認），並將他的答覆內容一併刊登。但哈維沒有放棄最後的掙扎，他請了新律師Charles Harder，此人曾因幫特朗普打贏了和《每日郵報》的官司而被特朗普聘用。Charles Harder於10月4日替哈維給梅根發了一封長達18頁的信件，內容大意為恐嚇威脅，說如果梅根真的發了這篇文章，會被起訴等等。就在同一天，哈維帶著律師團隊來到《紐約時報》辦公場地，並試圖通過挑撥梅根朱迪和採訪對象之間的關係來阻止報道的發出。但已經太晚了，這些行動沒有幫哈維起到扭轉局勢的作用。
（Charles Harder）
在報道正式發佈前夕，連哈維團隊的人也都意識到大勢已去。他的律師Boies通知公司董事會做好心理準備，而Lisa Bloom則勸哈維本人接受現實，而她本人為了挽回聲譽，也忙不迭地在《紐約時報》發佈了聲明，說自己一直在勸哈維。
10月5日下午一點四十一分，哈維發佈了自己對於這篇報道的聲明。朱迪和梅根的報道素材終於完整了。下午兩點零五分，這篇名為《哈維·韋恩斯坦幾十年來用錢擺平性騷擾案件》的報道正式發出。
《哈維·韋恩斯坦幾十年來用錢擺平性騷擾案件》
⑥前路漫漫
文章發表後引起軒然大波，韋恩斯坦公司風雨飄搖。Lisa Bloom和Lanny Davis等律師相繼從哈維的團隊辭職。同時更多的女明星站出來揭發曾受到哈維的騷擾。這一切正如文章發表當天晚上哈維在自己公司的會議上說的那樣：“將會發生一場運動。”
大量的新聞線索也湧進了《紐約時報》，於是他們順勢擴大了性騷擾調查小組的規模，並將待查對象的範圍擴大到餐廳服務員、芭蕾舞者、工廠工人、谷歌僱員、模特、獄警等各樣職業。
也有更多的名人被爆出有類似哈維的不良歷史。脫口秀巨星Louis C.K.被爆出曾對五名女性有過不雅騷擾舉動，事業大受打擊。來自各個領域的女性在網上用#MeToo（我也是）作為標籤，發表自己的態度、講述自己的經歷。這個標籤原本是多年前由Tarana Burke發起的，用來促進對性.暴力受害者的同情和療愈，但現在它的意義被擴展了，囊括了在任何場合發生的任何形式的、令當事人感覺不適的行為。原本保持沉默的女性都意識到這些騷擾事件是錯誤的，自己需要勇敢說“不”。
但又一個問題出現了：這些運動有沒有矯枉過正？有批評的聲音說，這個運動反過來把男人變成了受害者，似乎每個女人都成了道德警察。
但實際上，還有大量未被報道的騷擾案件，甚至還有很多受害人連發聲渠道都沒有。這種在“遠遠不夠”和“矯枉過正”之間的認知差距產生的原因，一部分是因為缺乏科學的判定流程，或者說對騷擾案件缺乏合理的認定規則。當公眾對騷擾一詞沒有統一的認知，各類機構也不知道如何下手去制定相關的規則時，似乎整個運動都陷入了整體性的混亂。
雙方都覺得自己受了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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