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國財政部長感嘆道：再過三百年，歷史學家會發現，”9.11“事件，伊拉克戰爭都不重要，21世紀唯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國崛起。
1.實踐理性。
中國模式的哲學觀主要是實踐理性，也就是“實事求是”的思想指導下，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搞本本主義，不斷總結和汲取自己和別人的經驗教訓，推動大膽而又謹慎的體制改革和創新。這種哲學和中華文明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入世文化有關。
中國文化中對人生，對現實，對社會的關注總是第一位的。中國沒有西方意義上的神學傳統，中國今天的實踐理性背後是中國文化的世俗性。實踐理性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的“名實論”。“名實論'地一個原則就是”名有待於是“，或曰”名副其實“，其中”名“指的不只是名稱，而是指一切關於事物地價值判斷都有賴於”做“。也就是說，中國模式地成功不是靠”價值真理“本身的推演，而是把”實踐真理“置於”價值真理“之上並通過自己的成功實踐，顛覆了西方的一些所謂的”價值真理“。
大概是由於這種哲學觀上的巨大差異，西方主導的改革總是從”修憲“開始，然後是修改法律，修改有關規定，最後才落實到行動。中國的做法正好相反，中國總是從”試驗“開始，改革措施先在小範圍內試點，成功了在推廣，然後再製定相關規定，法律直至修憲。我們中國使用的更多是”歸納法“，而非”演繹法“，即從試驗和實踐中總結經驗產生理論。我們承認理論對於實踐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不認為現實必須遵照理論，而是認為現實的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我們要做的是通過實踐逐步發現這些規律。我們也不接受現實必須適應這種理論這種政治浪漫主義的觀點，著很大程度上也是我們汲取了過去政治浪漫主義的深刻教訓。中國模式的這種政治文化邏輯使中國避免了一個又一個政治和經濟陷阱，特別是避免了震盪療法，全盤私有制，金融危機，偽”民主化“導致的國家解體等重大陷阱，實現了中國今天的全面崛起。
2.難以想象的中國。
再過去的四十年中，中國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但這個過程自然也是矛盾和衝突增加的過程，一個比較中性的，強勢的，有為的政府成功的防止了不少國家變革中出現的那種社會失控和國家解體，減少了改革中不同利益的矛盾與衝突。中國通過政府動員和勸導，大大降低了解決複雜矛盾的代價。中國今天具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行政組織能力，這從舉辦奧運會，世博會，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可見一斑。這種能力對於中國最終成為一流的發達國家至關重要。
3.穩定優先。
我們較好的處理了穩定，改革和發展三者之間的關係。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有限的國家，這就容易引起圍繞資源的競爭，造成不穩定，另外，”百國之和“形成的巨大版圖使中國有著一般國家複雜百倍的地域文化差異和民族文化差異。中國人源遠流長的”大一統“情結以及正在形成的世界最大的統一市場等因素。
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強的勤勞致富的傳統。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海外，只要有了穩定的環境，大多數國人都能通過辛勤勞作，逐步富裕起來。中國文化中把”太平“和”盛世“結合起來，就可以點出這一道理。
4.民生為本。
中國歷史上有數千年的民本經濟傳統，有”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古訓，與就是說人民是國家的基石，只有鞏固國家的基石，國家才能安寧，而民生問題解決的好壞，將決定一個國家的前途命運。在漫長的自然經濟狀態下，”民以食為天“，”人人有飯吃“一直是中國曆代政府面臨的頭等大事，改革開放初期最大的壓力也是如何解決廣大人口的吃飯問題，後來提出的實現”溫飽“和”小康“目標，也是這種思想的延續。
中國過去四十年裡，在消除貧窮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據聯合國統計，過去四十年裡，中國脫貧人數佔世界脫貧人數的70%。世界上仍然有約一半人口生活在貧窮之中，而西方模式解決不了發展中國家最基本的民生問題，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都被政客用於搞政治，搞相互爭權奪利的所謂的”民主化“。結果是”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弄得民不聊生。
中國政府為百姓帶來了更優質的服務，能讓人民過上更好的，更幸福的日子。
5.在世界所有文明中，中國人的整體思維和辯證思維能力是最強的。
中國人認為解決任何一個問題都要有整體觀，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使我們做事情比較有戰略眼光，能分輕重緩急。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也因此形成了一個清晰的順序格局：先農村改革，後城市改革；先沿海後內地；先經濟改革為主，後政治改革。絕大多數改革並不謀求一步到位，甚至出現進兩步，退一步的情況，但整體我們保證了改革的持續性，出現的問題得以逐步糾正，最後通過逐步積累來完成改革大業。
中華文化只要對外開放，就可以煥發活力，推陳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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