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國家文物局從香港競拍回一隻非常特別的耀州窯青釉茶盞，2009年3月13日國家文物局在北京召開發佈會，將其交於耀州窯博物館收藏，時任中國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副局長張柏，陝西省文物局和銅川市人們
政府共同出席了這場重要的活動。這隻碗便是珍貴的宋代耀州窯“大觀”銘文碗。
△國家徵集宋代耀州窯“大觀”銘文碗入藏耀州窯博物館發佈會
圖源：央視網
耀州窯是我國北方的一處大型窯場，從創燒時起，瓷器上便出現各種銘文。這些銘文對於研究當時的瓷器生產規模、生產製度、社會信仰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價值。
耀窯瓷器銘文依其性質可分為七類，即姓名（包括花押）、數字、吉語、詩詞、紀年、記事，因殘缺過甚文意不明、方位名詞、象棋文字、道教神名及山名等歸入其他類，總共76種。現按時代順序統一列表如下：
一、銘文簡析
耀州窯姓名類瓷器銘文多為窯工姓氏，除此之外，在唐宋時期的窯具上還有一些姓氏。通過這些銘文，我們對於不見記載的耀州窯歷代窯工有了大致的瞭解。
在這些姓名中，馬氏是一個突出的姓氏。從五代至金都可以看到有馬氏銘文的瓷器，這說明馬氏在黃堡窯場是一個重要的家族。《德應侯碑》載，“一方之人，賴侯為衣食之源， 日夕只畏，曾無少懈。得利尤大者，其惟茂陵馬化成耳”。馬化成以陶獲益而被稱為“積善之家”，今梳理出的若干馬氏銘文當與其有關。有人說馬化成是在窯場僱傭陶工生產瓷器，此說恐不確。我們知道，宋代的手工業是一家一戶為特徵的家庭作坊，當時還未出現僱傭生產、的形式。從銘文看，馬氏或許就是耀州土人，碑文中的“茂陵”，不過是沿襲了當時稱大姓郡望的習慣，如碑文中的“清河張昱”便是其例。
△五代耀州窯“官”字銘文瓷片
耀州窯博物館藏
銅川市黃堡鎮耀州窯遺址出土
五代瓷器上有“何爺”銘文。爺是當時一種對有身份的人的尊稱。宋·劉克莊《賀新郎·後村別調》：“記得太行兵百萬，曾入宗爺駕御。”宗爺即是對宗澤的尊稱。又《宋史·岳飛傳》載，時人也稱岳飛為嶽爺。所以，瓷器銘文中的“何爺”當系對某一何姓官員的稱呼。從這一涵義分析，何爺就應為定貨者，而不會是窯工。
通過銘文，我們也可以對當時的商品生產有進一步的瞭解。首先，已知的瓷器上的姓氏類，宋代遠比唐、五代為多。扣除發現上存在的偶然性之外，可以說宋代的耀窯生產規模已遠大於唐，產量自然也遠高於唐，這些姓氏除了在瓷器上的裝飾作用外，更大的作用則是具有商標性質。在宋代，隨著社會秩序的穩定、經濟的發展，行業之間的競爭進一步加劇，因此商標產生，如現存中國歷史博物館的白兔兒記功夫針鋪銅牌，就標明瞭商標。還有類似後世批發零售的用語。在銅鏡上則有“湖州石家青銅照子”，“湖州真正石念二叔照子”的銘文，更有甚者，還出現了“假充李鏡，真乃豬狗”的詛咒用語，顯示了當時競爭異常激烈。耀州窯瓷器上姓氏銘文，正反映了當時瓷器生產規模擴大以後激烈的商品競爭。
耀瓷銘文中的數字多為制瓷過程中的編號，而“三把蓮”銘文則反映了器物紋飾的內容，《宋代》中的“三”字殘銘應與此同銘。“叄”、“八”因系刻在研缽內，是否表示次序待考。
吉語類瓷器銘文中的“伴合著”涵義當有兩解，其一是指親友家人之間相互容忍，以求關係上的融洽，這是儒家中庸之道的福用語，希望兩人相敬若賓、合合美美、白頭偕老。此類器物當時於土庶成婚時的合巹之禮。另還有“同伴合著”銘，“同”位於器內底心，“伴合著”三字在器內壁等距排列，分別位於蓮花上面的圓餅形區域內，與“同”字的裝飾手法不同，結合“伴合著”盤可知這種銘文實際上應為三字， “同”字系窯工的姓氏。《宋代》中的“著”字殘器，也應與“伴合著”同銘。吉語類銘文，反映了當時人們嚮往安定、幸福生活的願望。
詩詞類銘文目前在耀州窯瓷器上發現的並不多。以詩詞作為瓷器上的裝飾，早在唐代長江沙窯的產品上已多見，工匠用筆蘸釉藥，在器物上寫了各種詩詞，這些既有家喻戶曉的作品，也有窯工自己的即興創作，形成了長江沙窯瓷器的顯示著特徵。宋代磁州窯也有這一裝飾手法。耀州窯瓷器用詩詞作為裝飾最早出現於宋代，但數量並不多，而且器型目前也僅見碗類。
詩詞類銘文為我們瞭解當時的社會信仰、社會心理提供了瓷料。刻於瓶上的“瑞遮鴣”是目前發現的較為完整的詞，從“利民場”、“絕豔煙”等語句上看似乎是道士所作。宋代道教盛行，耀州是陝西關中北部一個重要的道教場所，州城東側的五臺山便有祠祀妙應真人孫思邈的靜應廟。耀州窯瓷器上的羽仙、雲鶴等內容就反映了當時道教對於瓷器裝飾的影響。而“瑞遮鴣”詞則是窯工對於社會上流傳廣泛的道家詞特意刻在器物上作為裝飾。這首詞並非完整，在“行往來”至“靜侶禪”中有脫文。整個詞意顯示了一種看破塵世、悠然超脫的心境。
△宋代耀州窯“大觀”銘文碗瓷片
耀州窯博物館藏
銅川市黃堡鎮耀州窯遺址出土
紀年類的瓷器銘文較多，“丙辰”銘寫在唐代瓷器上，《唐代》依器型推測是武則天到唐德宗時期的製品，進而確認是大曆十一年。“熙寧”、“大觀”、“政和”銘瓷片，則從實物上印證了《宋史·地理志》中有關耀州“貢瓷器”的記載。“口元十一年”刻在金元時期的素燒坯上，而金元時期年號為“某元”及有十一年的僅元世祖的至元，故此銘文應為“至元十一年”。
記事類銘文 目前僅見五代“官”款。“官”款是一個令人注目的銘文，在此對其作較細的討論。“官”字款不僅耀州窯有，在許多窯場中也都有發現，如唐術時期有“官”、“官樣”或“新官”銘文的窯具、瓷器的窯場還有定窯、缸瓦窯和越窯。對於瓷器上“官”字款的涵義，《五代》綜合各種觀點，認為有官窯、貢瓷及官府訂燒三說，現逐一辨析。
官窯無論是制瓷原料還是製成品都是由
政府直接控制窯場由政府派專人管理。如汝官窯，是以瑙為釉，製成品則在挑選之後方許賣。那麼耀州窯會不會是官窯呢？我們知道，耀州窯從其創燒之起，便為私家所有，五代至宋也未見有官府直接控制的現象。政府只是通過在窯場設監收稅來對窯戶實行管理。如《德應侯碑》便有“三班奉職監耀州黃堡鎮酒稅兼煙火呂閏”。因此所謂的官窯一說不成立。再說貢瓷。宋代耀州窯貢瓷史有明載，那麼五時期是否有貢瓷呢？在五代，黃堡窯場形成了以青瓷為主的特點，製成品釉色滋潤、器型多樣，裝飾手法以劃花和刻花為主，採用了託珠燒和在器外底心支釘燒這些先進細緻的支燒方法，遠高於在唐五代首屈一指的越窯以泥條支燒的落後手法。五代黃堡窯場的這些燒製特點，在當時南北各地的窯場中是極突出的，因而這些粗細的瓷器在當時作為貢瓷也是當之無愧的。
至於官府訂燒瓷器在唐宋時期也比較常見，這些瓷器一般都有使用地的名稱，如唐代邢窯有“翰林”、“盈”字款瓷器、宋代定窯有“五王府”、“尚藥局”款瓷器，這些銘文都是在器物燒成之前所刻，因這些瓷器屬訂燒，別人便不可能使用，其出土地點也只可能在窯場和訂燒者的使用地（當然，這還應排除使用者後來贈送他人的可能性）。而“官”字款瓷器則不存在這類現象，其發現地點也較為廣泛。故其不屬於官府訂燒。至於五代黃堡窯場的訂燒器，則應如“何爺銘”之類的瓷器為是。
其他類銘文中的如系文字，即四十，屬數字類，是制瓷時的編號。如系花押，則可歸入姓名類。
“真武靈應真君”，此銘的“真”字已殘，“武”字僅餘左下“止”部殘筆。真武即玄武，為北方之神，宋人因避始祖趙玄朗之諱而改。大中祥符年間，尊為“鎮天真武靈應佑聖帝君”，此銘系民間對其之俗稱。
“八公”，刻在母範內壁的山石上，石上有一方形洞門，山周圍還刻有竹木。八公山與漢淮南王劉安有關。《搜神記》卷一載，淮南王安好道術，設廚宰以候賓客。正月上辛，有八老公詣門求見。門吏白王，王使吏以意難之說日：“吾王好長生，先生無駐衰之術，未敢以聞。”公知不見，乃更形為八童子，色如桃花。王便見之，盛禮設樂，以享八公。“八公山傳為淮南王修山之處，其地在今安徽淮南市西。
二、反映的貢瓷產地
耀州窯為宮遷生產用品始於唐代。五代、北宋時期還曾有過貢瓷但貢瓷的確切生產地並未有記載。現從窯址中出土的這一類瓷器的殘片對此作以大致的推斷。耀州窯遺址共發現15 片五代“官”字款標本，其中2片繫於電瓷廠門外採集，餘者皆有明確的地層關係。依《五代》可知，“官”款標本，出土於銅川第四中學、電瓷廠及電瓷廠河對岸，而以銅川四中所佔的比例最大，達到66%。這樣從統計數字就可以看出，五代貢瓷生產地的分佈範圍是以今銅川四中為中心區域，今天的銅川四中，便是當年耀州窯窯神廟的所在地。根據歷年來考古發掘可知，五代時期的窯神廟周圍是當時黃堡窯場最為密集的地方，這裡集中了當時最優秀的工匠，他們可能是從窯場創燒之初便世居於此，生產的“青如天”、 “明如鏡”的優質青瓷被選用貢品以充御用。部分宋代的“熙寧”、“大觀”、“政
和”款青瓷盞是貢瓷。依《宋代》，這些款識的瓷片多出於今電瓷廠大門內外。說明宋代耀州窯這類瓷器的生產地從熙寧至政和年間 ，一直是以今天的電瓷廠為中心區。而熙寧貢瓷，也是促成皇帝封德應侯的直接原因。
三、特點
耀州窯瓷器銘文出現的位置一般有兩種，一是在瓷器表面醒目的地方，如碗、盤內壁，瓶的外壁，這些地方多為姓名、吉語、紀年及詩詞類。另一種則是在器物的圈足內等一些不顯眼的地方，這一類除有少量姓名花押之外，還包括所有的“官”字款。
在瓷器醒目位置上的銘文，字體一般都較規整，而且銘文的涵義也與器物的紋飾及器物的功用相適應。如“熙寧”、 “大觀”款，銘文居於牡丹花上特意留出的空間內，並在周圍加以邊欄。而“政和”款則與鳳戲牡丹紋相結合，這正與作為貢瓷的要求相符。再如“伴合著”銘盞，器內壁印有三束餅形區域，內印有文字，花朵之間又點綴著飛舞的蝴蝶。在這些紋飾中，牡丹從唐代以來便被認為是富貴的象徵，蓮花則在宋代已失去佛教的意義，而是多子的象徵。整體紋飾所表達的花開富貴多子多福的涵義，再加上蝴蝶相伴而飛的內容，這與銘文所體現的祝願新婚夫婦白頭偕老的涵義是完全一致的。再如唐代研缽中篦紋，本是用來增加器物內壁的摩擦性，以有利於研磨。而工匠在一些研缽內劃出“叄”、“非”等字形，這是在保持了實用性的前提下，還增加了美觀，使得器內紋佈局規整，達到了實用性和藝術性完美的結合。用詩訶作裝飾的器物，則多無其他附屬紋樣，以免喧賓奪主。
在瓷器上還有一些銘文字體並不十分規整，但是，它們都隱蔽在器物的紋飾中，絲毫也不影響整體效果。如宋代的“王九”，字體極小，居於牡丹葉邊，稍不注意便被忽略。另有“田”字，也是掩映於牡丹花枝之側。而“趙家”則在纏枝牡丹中隱藏。至於盞類印有的窯工姓氏，如“田”、“劉”“王”等銘文則位於盞心的團菊紋中，元代的“木土家”，“是記口（花押）”銘，則是處在蓮瓣中。大量的位於器底的姓氏、花押或數字系窯工隨手刻成，並不作為裝飾處理，其字體較潦草，但其中姓氏所具有的商標作用則是不容忽視的。
目前所見到的耀州窯瓷器銘文，大多是製作過程用修坯工具如竹籤、刻刀等在瓷坯上直接刻成的。其中部分銘文則反映了當時的制瓷及裝飾工藝。如唐代的“大中”銘，是用褐色釉藥在器物口沿下寫成的，這反映了當時燒製白釉褐彩瓷的事實。“丙辰”銘，是在白瓷盤內底用黑色釉藥寫成的，這與當時燒製白釉黑瓷的事實也相吻合。唐代的大量瓷塑、器柄、流是用模製成型，因而這一時期的銘文，也有用模印的。如素燒鈴上便印有“天下太平”。宋代耀州窯多見印花和刻花裝飾，因而這一時期的瓷器銘文也多有此兩種形式出現。窯工刻制模具時，在花頭中間特意留出一定空間，當中刻上銘文。這些如“長命”、“富貴”、“伴合著”等。銘文另外一種形式是，修坯時隨手在花枝間刻上銘文，這一類以“趙家”為代表。宋代紋飾中的銘文字體總的來說較為工整，這與同期的瓷器裝飾手法相一致。金元時期耀州窯的印花、刻花工藝逐漸衰落，故這一時期的模印瓷器銘文較為少見。元代的工匠常以鐵鏽花來裝飾瓷器， 因而此時的瓷器銘文以黑釉藥寫成的當不在少數。
四、耀州窯瓷器銘文與其他窯口的關係
創燒階段的耀州窯無論在器型還是裝飾手法等都是在學習各地的窯口。五代以青瓷為主的特點基本形成後，在宋代達到其鼎盛時期，並對周圍一些窯口產生影響，形成了耀州窯系。但此時的耀州窯依然對其他窯 口的特長進行學習以充實自身。
宋代磁州窯枕上有捺印的商標“張家造”，其形式是：上覆以荷葉，中間為一長方形欄，內印有“張家造”三字，下部託一朵蓮花。這在磁州窯中極富特色。耀州窯宋代的裝飾紋樣便對此進行了吸收，所不同的是，這類紋飾與纏枝花結合在一起，形成了耀州窯自身的特點。這種紋樣有兩種形式，一是頂覆荷葉，中為長方形欄，內印有“玉”字銘，下部為鬆散的蓮瓣。另一類是在荷葉下的邊欄中沒有銘文，下部為盛開的蓮花，兩側為對稱的水草紋。另外從這種紋飾所處的位置來看，耀州窯是在碗類的內壁，而磁州窯則位於器底這種不易看到的地方。屬耀州窯系的新安窯也有此類紋飾，所不同的只是中間印有“張”。《中國陶瓷史》認為，這種標記“與磁州窯‘張家造’瓷枕底部戳記有些近似”。現在看來，這應是受耀州窯的影響。而在“圓武靈應真君”殘片上，銘文兩側也刻有邊欄，底部為菊花，這應是耀州窯在學習磁州窯後形成的一種變體。
耀州窯系的窯口除在仿燒耀州窯的裝飾紋樣外，還對一些瓷器銘文的其他裝飾細節也進行了學習。耀州窯常在印花盞心的團菊紋中印有窯工的姓氏，這在其他窯口中可找到對應的紋飾，如耀州窯盞心的“同”，在新安城關窯中便有發現，而宜陽窯中的“劉”，內鄉大窯店窯的“田”也可在同時期耀州窯的印花盞中找到源頭。瓷器內印的窯工姓氏，是與商標有著相同的作用。“各窯皆有不同的商品標記，而是一旦成為名片，則各窯又竟相仿製，出現商品的激烈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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