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案例：
2015年，姜某找到高某，說有一個電信塔工程，他自己接不下來，希望高某利用他的人脈資源幫忙接下來，並許諾給予好處費。而周某也曾找到他，說想合作一起投資做兩個電信塔工程，其中一個正是姜某所說的項目。為此，他們還一起去看了項目，與項目老總進行了洽談，對方要求先支付120萬施工保證金。而此時，高某、周某均缺資金，兩人正為錢發愁。既然姜某有錢，何不讓給他做，自己賺點中介費？高某周某一拍既合，隨即由高某出面與姜某達成項目中介協議，約定高某幫姜某承攬約定的電信塔工程，事成之後，姜某支付中介費30萬，合同還約定姜某籌齊120萬保證金給項目方。合同簽訂後，姜某預付了5萬元中介費，高某分得3萬，周某分得2萬。不料，姜某也不像自己聲稱的那麼有錢，協議簽訂後，他遲遲拿不出保證金，並一再要求時間暫緩，轉眼到了2016年春節，眼看工程就要黃了，高某再次給姜某打電話，姜某要求在等幾天，並且說，我願賭服輸，過完十五，如果再拿不出錢，工程不要了，五萬塊錢也不要求退。十五過完了，姜某沒有再找高某，高某以為姜某籌不到錢放棄了，而此時，高某轉行到北京，期間，周某的手機遺失，原手機號是用他人的身份證辦理的，無法恢復原號碼，這樣，只好換號的高某便與姜某、周某都失去了聯繫。
一晃三年多過去了，時間到了2019年8月中旬，高某正準備搭機去外地簽訂一個上億的商業合同時，被機場民警攔下，說他是網上逃犯。高某被抓了，很快送回武漢，直到這時他才知道是因為收姜某中介費的事，姜某將他告了，2019年8月19日高某被刑事拘留。
案例分析：
對於合同詐騙罪，根據刑法典的規定，主觀上要求犯罪嫌疑人不光具有直接故意，而且還要求具有非法佔有的目的，客觀上要求有欺騙行為，即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兩者必須同時具備，才能構成犯罪，否則就不構成犯罪。有心的讀者可能注意到了，我們的辯護意見裡沒有談及非法佔有目的的主觀方面，只談沒有欺騙行為的客觀方面。
大家或許會問，姜某不是說願賭服輸，自己沒籌到保證金就不要求退中介費嗎？既然高某收的錢是依據協議和承諾所取得的合法收入，為什麼反而不談非法佔有目的這一主觀方面呢？這實際上是辯護點的選擇問題，也就是常說的辯護策略問題。辯護點的選擇，必須考慮的原則是操作性和接受性，即言之容易成理，觀點容易被接受，否則辯護效果不但不好反而會起反作用。就本案而言，雖然姜某和高某承諾過願賭服輸，但是需注意的是，這是他單方面對高某的承諾，他是否承認，特別是他是否向警方如實陳述，對於在審查批捕階段看不到案卷材料的辯護人而言，談這一點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尤其是高某變換手機問題，誰能相信又如何證明是因為手機掉了無法補號呢？而實踐中，往往是以逃匿或者變換聯繫方式作為非法佔有目的的論證依據的。
反過來，高某是否有欺騙行為------即本案工程是否是否存在？高某是否有能力幫忙接下來-------則要好論證的多，因為有周某可以作證，同時深入下去還可以找到項目負責人瞭解情況，因此，更容易言之成理，也更容易使人信服。同時，這一觀點，也可以迫使檢方倒查警方偵查工作是否深入，比如有沒有找到周某及那個項目負責人調查核實，如果沒找，則更容易讓檢方建立起證據不足的印象。實踐中，找人是很困難的，檢方也很少直接以不構成犯罪為由不批捕的，他們一般會考慮警方面子以證據不足為由不批捕。因此，本案只從犯罪的客觀構成方面談不應批捕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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