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西蒙，媒體人、專欄作者
近日，北大清華畢業生“扎堆”出現在深圳一所中學的教師招聘名單上，“20人中竟有19人畢業於清華大學、北京大學，13人是清北本碩連讀畢業生，全部都是碩士及以上學歷，甚至清華博士也加入了中學教師的隊伍”。
▲ 在深圳南山外國語學校（集團）高級中學官微發佈的2020屆畢業生擬聘名單中，20個錄取者有19人畢業自清華、北大，其中有13人為清北本碩連讀，另外1人為北師大本碩連讀，20人均為碩士以上學歷。
《中國青年報》評論：“越來越多的名牌高中不再侷限在師範生中招老師，而是偏愛頂尖的綜合類大學的高材生。”而且，這些中學招聘“從看重教育技術的層面，逐漸向看重教師綜合素質、知識視野乃至人脈資源的層面轉變”。
這固然可以看成深圳中學教育水平與人才實力的提升。解決深圳戶口與較高收入，也確實是吸引北京優質人才南下的重要因素。之前，北京的人大附中等名牌高中招聘大量名校碩博任職教師，也一度令人驚愕。但從另一個維度看，全國多數中學卻達不到這類名牌中學的“招聘層次”，與之相對應的學生髮展狀況，也令人十分擔憂。在同個高考的標準下，普通中學的學生及其家長，面臨更大的壓力。
有人認為北大清華畢業生去當中學老師屬於一種“下沉行為”，但即便刨去就業壓力與深圳的優厚待遇，他們選擇去名牌中學教書，也未嘗不是一條很有前途的道路。
從某種意義上講，名牌中學與名牌大學的畢業生之間，逐漸形成一個“精英共同體”，這其中既有知識層面的交流，也有現實利益之間的融合。如今，不同地區之間的教育發展水平差異較大，教育資源與社會階層之間的正相關聯繫，已經是個不爭的事實。英國教育學者薩莉·鮑爾在《教育與中產階級》一書中點明：“教育與中產階級之間的關係有現實依據”。儘管其研究的是英國中學的問題，但中國作為後發國家，在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大城市，已經出現了與發達國家類似的教育現象。這是資本驅動的社會中難免出現的狀況，只是相比歐美髮達國家，中國的現代化還未完成，階層之間的流動性還較強。
薩莉·鮑爾還研究了一些反面案例。比如，個別優秀中學生衝擊牛津、劍橋等名校失敗後，便陷入了巨大的焦慮中，甚至有人需要求助心理醫生。著名的系列紀錄片《人生七年》中，記錄了一個年輕人真實的成長經驗：出身英國中產家庭的尼爾在中學時成績優異，但申請牛津大學失敗後，只讀了一個普通大學，從此一蹶不振，人生逆轉直下，到中年後成了流浪漢。上述理論研究與真實案例都證明，
“名牌中學—名牌大學—社會精英”之間存在直接關聯，而那些跌出這個邏輯閉環的人，其自身恐怕都難以釋懷，難以掙脫失敗經歷的陰影。
▲ 出身中產家庭的尼爾在青春期時患上精神疾病，從大學輟學，成為靠政府救濟流浪漢。© 《人生七年》
在某種意義上，能在大城市的名牌中學就讀，就等於半隻腳踏入了“精英圈子”的門檻。
而對選擇任職名牌中學的年輕人而言，這也是他們擴充社會資源、保持文化資本實力的重要渠道。不可否認，優質學校生源的背後，有很多城市中產家庭，甚至更高層級的家庭背景，對這些家庭的孩子而言，高考可能不再會作為一種“人生逆襲”的途徑，不論走哪條升學之路，穩住既有的階層地位，或者能有一定程度上的提升，便已經完成“任務”。對大城市名牌中學的就讀生而言，升學大致有兩條清晰的路徑：一個是按部就班地在國內高考，一個是就讀國際班，走海外名校留學之路。如今，很多名牌中學都有自己的國際部，而且升學率頗高。據北師大實驗中學國際部官網顯示：“2019年畢業生被美國前三十名大學錄取比例首次突破90%，99%的畢業生被美國前50名大學錄取。”比2018年提升更多，學校的國際化程度與學生被錄取率一直在提高。翻看其他一線城市名牌中學的“戰績”，大多與此類似。包括筆者的母校——濟南的山大附中、山師附中，招聘教師的學歷學校背景也愈發出色。不難想象，面對北大清華的畢業生，學校招聘方有理由相信，他們擁有更多“精英圈子”的資源，還能幫助學生解決很多“信息不對稱”造成的成長誤區， 而這也是學生家長格外看重的。
與此同時，他們任職教師後，也能接觸大量精英家庭的孩子，接觸大量優質的社會資源，進而實現雙方的共贏。正如法國思想家布迪厄在《國家精英：名牌大學與群體精神》一書中所說，“教育機構被資本和權力劃分為一個個場域，學生在名校中也直接受到社會精英的垂青和賞識，學習能力與文化資本、社會資本正相關”，經過師生之間的資源與利益互動，其內部的黏合會愈發穩固。
布迪厄筆下的歐洲社會的諸多景象，正在以翻版的模樣在當代中國輪番亮相。而在美國，這些現象早已出現，甚至比歐洲的問題還要嚴重。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在2017年發佈的報告顯示，“美國最富1%家庭的子女考入常春藤名校的機會是窮人子女的77倍”，學生的教育水平與家庭的階層地位有明顯的正相關。值得注意的是，布迪厄十分看重資本與習性在不同場域中的角色，尤其是文化資本與社會話語權之間的關聯。相比經濟與政治資本更加直觀的呈現方式，文化資本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也更容易被人忽略。
《國家精英》中指出：“引導學生在高等教育機構空間分佈的差異化原則存在於學生的習性之中，而習性則是與繼承所得資本的總量以及這個資本的結構聯繫在一起的”。布迪厄分析了習性與資本之間的複雜關係，揭露出高等教育與階層分佈之間的密切關聯。比如，一個學生的消費偏好、閱讀興趣甚至穿衣風格，都能呈現出其背後的階層文化，這些傾向受到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的直接影響。這種影響不僅充斥於高等教育中，還藉助名牌大學的主導的話語權，從上到下地影響著整個教育格局，這個模式在名牌中學的圈子內依然可行。
這些影響十分緩慢、隱蔽，即便身處其中的師生，也未必能洞悉其中的奧秘。比如，一個從小在城市中產家庭長大的孩子，可能很難意識到課外培訓班是一種寶貴的學習資源，甚至會對其產生厭煩心理，但對那些在窮困農村讀書的孩子而言，能有人在課外給自己開拓視野、能獲得課本上不一樣的知識，就能窺見更新鮮的世界。這種觀念上的巨大差異感，只有個體在面對環境異變時才容易察覺，比如湖南衛視《變形記》裡的各種城鄉互換。
▲ 《變形計》是湖南衛視打造的一檔生活類角色互換真人秀節目。節目結合當下中國的社會熱點，安排兩位生活經歷與成長環境截然不同的主人公體驗人生互換。© 《變形記》
從這個意義上講，在一定的場域裡，習性與文化資本的確保持著同構關係。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們黏合在一起後，雖然在一個場域內存在競爭關係（比如名牌中學的成績優異者，在衝擊頂級名校時存在一定的比拼，或哈佛耶魯，或清華北大），
但從這個場域之外來看，他們依然保持著很強的黏合性，甚至可以超越大學校友的黏合程度，並擴散到教育以外的諸多領域，比如就業、理財、擇偶。不久前，某網上相親平臺就發佈過人大附中校友的專屬相親活動，有人還說，“相親問對方哪個中學畢業的，比哪個大學畢業的更重要”。其中所隱含的，就是中學環境更能說明家庭背景和成長環境。只是，當輿論密集關注一些名牌高中吸引北大清華畢業生任教、名牌中學專屬相親的同時，不妨把視線下沉，去看看更多缺乏優質平臺與資源的學校，關注下那裡的學生的求學現狀與未來命運。大城市名牌中學的形象固然光彩照人，但更多基層的中學（尤其是一些經濟落後地區的縣中、農村中學）仍存在嚴重的優秀師資不足、學校財政匱乏的問題，而其中的學生也格外需要優質資源的幫助。實際上，教育在中國不僅扮演著傳承文化的角色，更有助推階層之間合理流動的意義。如何更好地配置教育資源，讓匱乏者不感到困苦，讓困頓者獲得希望，是我們更需要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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