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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少功 | 海南省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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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在這個文化高度娛樂化而又不時隱隱作痛的時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依然難以自洽。韓少功先生認為，優秀的文學、人民的文化絕不止於娛樂。上世紀60、70年代的“橫掃四舊”，與此前此後反覆出現的“全盤西化”，雖然兩者在意識形態上對立，但在否定文化傳統方面，卻構成了左右聯手，異曲同工。這是一個積貧積弱國家常見的文化陣痛和文化焦慮。對此，包括文學在內的中國思想文化界，依然需要一場“尋根”之旅，在重視、清理、活用本土文化資源的同時，建立中國與西方之間健康的對話關係。但要注意的是，“尋根”並不是提倡復古和守舊，而是提倡創造性的自我再造。
文章原載《文匯報》，感謝作者授權，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優秀的文學從來不止於娛樂
《文匯報》：您在《螢火蟲的故事》一文裡提到了——在太多文字產品傾銷中，詩性的光輝，靈魂的光輝，正日漸微弱黯淡甚至經常成為票房和點擊率的毒藥。您現在怎麼看待文學的作用？正如您在文章中提到的疑問：文學還能做什麼？文學還應該做什麼？
韓少功：我們可以相信人類的自我精神修復能力，但也許要承受一個相對沉悶、艱難的時期。這裡面原因很多，其中最大的問題，是過於物質化的價值觀全球流行，動搖了以“上帝”或“人民”為核心的價值支撐，削弱了對真善美的需求。沒有需求就沒有生產。寒帶地區生長不了熱帶植物。當主流性受眾最關心錢的時候，文學不合時宜，也幫不上忙。這些受眾只需要娛樂。而優秀的文學從來不止於娛樂，所謂“不平之鳴”，所謂“悲憤出詩人”、“國家不幸詩家幸”等，早就劃出了文學與娛樂的界線。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全球已有1/4的人需要精神治療，抑鬱病患者數量在本世紀一直快速增長，對人類的致殘比例至2017年已超過癌症，估計2020年將成為僅次於心臟病的第二大殺手。這種大面積的心理危機，大概也是文學娛樂化的一個同步現象。
《文匯報》：您是湖師大瀟湘學者講座教授，今年5月份也被聘為湖南大學的教授，您在高校中授課的內容是什麼？您覺得大學中文系應該注重教學生什麼？
韓少功：湖師大是我的母校，湖大與之相鄰，都在嶽麓山下。我在那裡給學生講一講小說與散文，講技術分析，也講綜合性人文修養。我會盡量講一些專職教師講得少的東西，比如創作現場的感受，多少做一點補充。至於中文系該怎麼辦，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不合適發言。但基本事實是，文學不等於文學知識，寫作一靠生活感受積累，二靠反覆實踐，甚至“非關書也”，“非關理也”。這對於全世界各文學院系來說都是天生的短板。當年美國斯坦福大學開寫作班，我在那裡給他們潑冷水，老師還不高興。但幾十年下來，好像他們也沒培養出多少像樣的作家。很可能，大學只能做大學的事，對於有志於寫作的人來說，只能提供一些基本知識準備，如此而已。
《文匯報》：您有次講座中談到，遇到過太多文字功底天賦很好的人，可是最終他們沒有定力寫成什麼東西，最終成為新聞記者，機關寫手等等。在您看來，寫作的定力如何養成？
韓少功：這是一個大問題，三言兩語說不清楚。大體上說，作家越往後寫，越是拼人格、拼綜合實力。懶惰的人走不遠，虛偽的人走不遠，投機取巧、急功好利的人走不遠，冷漠、狂妄、缺乏同情心的人也走不遠……當好記者等等恐怕也是如此。所謂人才，先成人，後成才。有才的人不會是少數，優秀的人才卻不會是多數。這兩者之間的差距，需要漫長時段的修為、修養、修煉才能克服。這裡從來沒有靈丹妙藥。連講大道理都有點多餘。世界上真正的難題，通常都是大道理誰都懂——但很多人不一定願意做、不一定做得了、並且會用各種藉口自我開脫的問題。
▍80年代的文學現象，都是一些可貴的探索
《文匯報》：上世紀80年代產生了很多的文學流派，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等。您怎麼看待80年代的文學界？
韓少功：80年代的那些文學現象，都是一些可貴的探索。即便有不少簡單化、標籤化、道德臉譜化的寫作舊習，但打破禁區糾正積弊，功不可沒，而且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助推了整個社會的思想解放。當時的某些應急之作，也許藝術生命不夠長久，但後人應有一種同情的理解。
《文匯報》：您在1985年倡導“尋根文學”，發表《文學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提出“尋根”口號，並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了這一主張。創作出中篇小說《爸爸爸》、《女女女》等，短篇小說《歸去來》等。當時為什麼提出這一文學口號？
韓少功：“文革”式的“橫掃四舊”，與此前此後反覆出現的“全盤西化”，雖然兩者在政治意識形態上對立，但在否定中國文化傳統方面，卻構成了左右聯手，異曲同工。這是一個積貧積弱國家常見的文化陣痛，文化焦慮，文化自宮。
1985年文學界“尋根”的提出，無非是提倡重視、清理、利用本土的文化資源，建立中國與西方健康的對話關係。這一話題也許提得早了些，按照錢穆先生的看法，只有東、西方經濟發展水平大體接近的時候，類似討論才不會情緒化。果然，1985年後的討論大多是情緒化的，不怎麼講道理的，正如有批評家說，中國文化這條大·毒·根斬斷都來不及，還尋什麼尋？這一句話就可以獲得滿堂喝彩。這與二十年後、三十年後的“國學熱”，當然形成了明顯的氣氛反差。這期間發生了什麼？無非是中國多了些錢，多了些經濟發展。如今，關於本土傳統資源的討論，已深入到哲學、法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各個領域，文學界倒是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不大說這事了。當然，我的看法從未改變，包括我也從不認為本土傳統資源是解決現實問題的神器——晚清比現在要“傳統”要“國學”得多吧？晚清為什麼混不下去了？這就是說，
“尋根”並不是提倡復古和守舊，而是提倡創造性的自我再造。《文匯報》：大眾忽略了您的另一個身份是“翻譯家”，1987年，為什麼會選擇翻譯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韓少功：當時讀到昆德拉這本書，覺得比國內很多傷痕文學寫得好，可成為中國同行的一個借鑑。出版卻並不順利，因為好幾家出版社認為作者毫無名氣。即便如此，中國讀者還是早於東歐國家、包括捷克在內，更早讀到這本他們的“禁·書”，可見當時的中國的改革開放程度不算太低。這個譯本是經英文轉譯。很多年後有許均先生經法文轉譯，書名也稍有不同。我與許均有過長篇對談和見面。據他說，國內同譯一本書的譯者，經常是不能見面的，像我們這樣能坐到一起吃飯的，幾乎絕無僅有。我聽了就笑，至於嗎？翻譯是一種再創造，只要不存硬傷，應該容許不同的再創造空間。
▍思想在文學中最常見的功能， 就是給感覺打假
《文匯報》：您1968-1978都待在汨羅，現在也搬回去住。這片土地帶給你的，除了創作出如《馬橋詞典》，更多的是什麼（比如某種價值觀、生活態度），並在之後的生活中如何影響您？
韓少功夫婦在汨羅
韓少功：我喜歡鄉下的生活，這首先是一個生活習慣的問題，不是寫作的問題。鄉下有優質的空氣、水、農產品、山水風光，有“慢生活”的放鬆，有體力勞動和呼呼大睡的機會，有知識圈以外的底層生活豐富多彩，再
加上眼下的光纖寬帶入戶……這麼多加分項還不夠嗎？至於你說的對創作的影響，也許會有，或者說，肯定會有，但可能是潛移默化，很難一一考證。事實上，長期待在鄉村的人不一定都能寫作，寫鄉村也不一定都能寫好，因此我不願意在作品和經歷之間做固定的因果鏈接。寫作經常是可遇不可求。所謂“可遇”，是大把握不妨有。所謂“不可求”，是小刻意通常不可靠，順其自然好了。
《文匯報》：在《天涯》2018年第1期上，您發表了《觀察中國鄉村的兩個座標》，對中國鄉村和鄉土進行了諸多思考，您認為在城市化的進程中，鄉村裡的哪些文化需要被保護？“農村”和“鄉村”兩個詞能劃等號嗎？
韓少功：“文化”這個概念太大，談起來要特別小心。有些文化是隨著技術和經濟而變化的，比如從石器時代進入鐵器時代，從農牧文明進入工業文明，這種變化無可阻擋。如果我們懷念油燈、草鞋、水車、油紙傘、吊腳木樓，那就得去博物館——眼下很多鄉村民俗遊，其實就是這種博物館的放大和活態表演，如此而已。另一種文化與技術和經濟的關係不大，地緣性很強，因此較為恆久，至今仍是人們活生生的日常態，根本用不著去“保護”。比如很多再富的國人也喜歡土菜、飲茶、漢服、棋牌、方言、崑曲或京劇，你攔都攔不住。這就是說，有些文化易變，有錢就能變，就必然變。有些文化則難變，與錢多錢少沒關係，甚至能成為任何程度的現代化的一部分。
在這個意義上，“保護”與守舊是有區別的。“保護”是建立若干靜態或動態的博物館，滿足人們常有的懷舊情感。守舊則是讓大面積民眾永遠住在博物館裡，都活在昨天，與技術與經濟的發展潮流背道而馳。
《文匯報》：您曾經說，如果說《馬橋詞典》是我為一個村子寫的詞典，那麼《暗示》就是記錄我個人感受的“象典”———具象細節的讀解手冊。《暗示》裡的思想性更強，您為什麼一直強調文學的思想性？什麼樣的文學作品算是有思想的？
韓少功：很多作家從80年代以前的教條主義災區中解放出來，反感思想和理論，強調“跟著感覺走”。這可能情有可原，但有一個深深的誤解。
教條主義的思想和理論，其實是假思想和假理論。事實上，感覺崇拜論的誤區是，好思想與好感覺從來是一回事，不是兩回事。在日常生活中，我覺得有個人特別讓我反感，卻說不清理由——這就是感覺。當我能說出理由了，能說出一二三或ABC了——這就是思想。思想是能說清的感覺，感覺不過是說不清的思想，如同雞是長出了毛的蛋，蛋是潛藏在殼裡雞，如此而已。當我們強調文學的思想性時，其實也就是在強調文學的感覺化。只是這種感覺要區別於那種假兮兮的無病呻吟、搔首弄姿、做偽娘、貼胸毛、玻璃心。思想在文學中最常見的功能，就是給感覺打假。這句話也可以反過來說“感覺在文學中最常見的功能，就是給思想打假”。
▍文學有高下之分，隨著時間的沉澱一見分曉
《文匯報》 ：在1996年《天涯》雜誌改版，您擔任了首任社長，當時創辦這本雜誌的初衷是什麼？
韓少功：當時的文學雜誌，大多數在市場經濟中丟盔棄甲。小圈子勾兌利益的、自娛自東的、辦垮了的，都不在少數。能死乞白賴追一追名人的稿，不分香臭的見名人就要，已算是很敬業的“好”編輯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團隊想找回刊物之魂，就是說得知道自己要幹什麼，要往哪裡去。
“立心、立人、立國”是檯面上的大話，具體的意思，是經過80年代的啟蒙大潮後，我們以為“跟跑”“學舌”“移植”的階段應大體結束，希望中國的思想和文學多一些自己獨立的探索，自己的聲音。後來一系列有較大社會反響的稿件，對錯與高下且不論，多少都有這種“中國製造”“中國智造”的文化意義。
《文匯報》：2013年的長篇小說《日夜書》，被稱為知青一代的精神史，為什麼在時隔多年後再次創作一部跟知青有關的題材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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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少功：文學不是新聞，常常有一個滯後，比如需要一段足夠的時間沉澱，才更能看清某些人和事。三十年對於我來說大概是一個合適的距離，對焦我的知青生活。
《文匯報》：今年是網絡文學的20週年，您怎麼看待網絡文學的發展？ 您覺得它會取代傳統文學嗎？
韓少功：什麼是“網絡文學”？據我所知，很多上網的作品都印上了紙媒，很多紙媒的作品也上了網，是不是很難嚴格區分？“傳統”的古體詩詞不是也能上網？至於專供網絡連載的小說，是網絡文學的一部分，老實說，我對此沒有發言權。據說動則幾千萬字，百萬字的都只能叫“短篇”，老漢實在讀不過來。我問過一些網絡作家，他們說他們互相之間也極少看，因此他們似乎也沒有多少發言權。我只是相信，任何一種形式或載體的文學都有高下之分，將隨著時間的沉澱而一見分曉。我們不必一見網絡就以為是互聯網+，就是文學的阿里巴巴，就是高科技和增長點。不管到什麼時候，優秀文學作品永遠都是少數，無論紙媒還是網絡的文學都這樣，我們不妨等等看。
本文原載《文匯報》2018年7月15日，原題為“作為思想者的作家——答《文匯報》”。篇幅所限，內容有所刪節，註釋從略。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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