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位近乎「隱形」的華人鋼琴家。她成名很晚，30歲去美國，待了6年後去法國，40歲之前幾乎沒有辦過音樂會，2011年，她已經62歲了，因為樂評人張克新的一篇文章，才走進國人視線。
法國的《世界報》評價朱曉玫，她總是悄悄走上舞臺，穿黑色的衣服和褲子，端坐在鋼琴前，她身上有一種沉靜的力量，演奏清澈而深刻，總是能帶給我們「靈魂的共振」。
文｜羅芊
不動聲色
朱曉玫在巴黎有一處小小的居所，房子是租來的，50平不到，家裡東西很少，就是書、鋼琴、桌子椅子、一張床，坐在鋼琴旁往窗外看，是一排法國梧桐，樹的後邊，塞納河緩緩流過。
她今年70歲了，沒結婚，沒有孩子，一個人在這間小房子裡住了近30年。每天7點起來，吃早飯，練4小時琴，沒有電話，沒有約會。因為不喜歡熱鬧，大部分時間她都待在家裡，電話有時接得到有時接不到，常有人找不到她，電話打到她朋友那裡去，問她的近況。
這是一位近乎「隱形」的華人鋼琴家。她成名很晚，30歲去美國，待了6年後去法國，40歲之前幾乎沒有辦過音樂會，2011年，她已經62歲了，因為樂評人張克新的一篇文章，才走進國人視線。在此之前，「朱曉玫是誰？在中國，即使是最狂熱的音樂愛好者都罕有人知曉」。
在那些默默練琴的歲月裡，她憑藉600多場音樂會獲得了歐洲的禮遇和尊重。她在法國數一數二的音樂學校巴黎國立高等音樂學院擁有教職，隨意走進一家巴黎街頭的CD店，她的唱片總是在最顯眼的位置，當她打電話給劇院總機時，接線員常常會說：「你好，曉玫，我認得你的聲音。」
法國的《世界報》評價朱曉玫，她總是悄悄走上舞臺，穿黑色的衣服和褲子，端坐在鋼琴前，她身上有一種沉靜的力量，演奏清澈而深刻，總是能帶給我們「靈魂的共振」。《費加羅報》也說，她是如此出色的鋼琴演奏家，卻又那樣謙遜和充滿深度——這兩種品質在當今世界太稀缺了，當大家都崇尚營銷和展現自己，她顯得如此與眾不同。
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教授盛原這樣形容她的人生——這是大家喜歡看到的故事，她的低調做人、她的苦難經歷和她的非凡成就，確實很勵志，就好像多年的媳婦經過不懈努力熬成了婆，也好像灰姑娘終於熬成了公主。
可故事後半段，在這個名字被人知曉後，生活變得吵鬧，很多吹捧夾雜其中，走到什麼地方都要簽名要照相，她覺得「苦不堪言」，也正應了盛原說的那句：你本以為是灰姑娘熬成了公主的故事，可公主本人還在想，「唉！其實當灰姑娘也挺好的，可以多一些空閒時間彈巴赫。」
劉蘇嫻是一位年輕的華人鋼琴演奏者，在巴黎待了10多年，她這樣形容這座城市，「巴黎只有100多點平方公里，不到上海的60分之一那麼大，20個區每個區都有音樂院校，有些區還有兩三所，非常飽和，能在這裡出來，真的太牛了。」
這裡的觀眾也是「全世界公認的難搞」——法國人清高、優越感很強，你太炫技了，他們覺得你就是在炫技；你演奏過於簡單的作品，他們覺得你技術不行；你真的需要足夠出色，在臺上還得有氣質，那個氣質就是法國人都喜歡的那種氣質，像一幅印象派的畫，不動聲色的，但是下面的人都「瘋」了。
朱曉玫是不動聲色的。她從來不穿晚禮服，只穿面料很舒適的服飾，純色的、沒有任何修飾的那種，還特別地謙虛，整個人往那裡坐，氣場是更強的。劉蘇嫻聽她現場的演奏，「那種氣質，更像個學者」。旅法鋼琴家鮑釋賢也說，「她彈琴沒有任何show off 的東西，沒有大的動作，完全沒有自我英雄主義。」
在巴黎，音樂會來的是什麼人往往證明了演奏者的地位，一場受到「圈內」認可的音樂會，比較好的位置，將會坐著一片白頭髮的人，他們是聽了一輩子音樂會的老巴黎，代表最挑剔的音樂審美。而朱曉玫的音樂會現場，總是能看到那片白頭髮。
鮑釋賢還記得一件小事，那是2008年前後，他19歲，剛到法國不久，在波里尼一場彈巴赫的音樂會上遇到了朱曉玫。那時59歲的朱曉玫在歐洲已經很有名氣了，中場休息時間很緊，鮑釋賢走上前去自我介紹然後說，「朱老師，希望以後有機會能跟您上課學習一下」，朱曉玫雙手合在一起，身體向前傾了傾，說「不敢當，不敢當，我也是來這兒學習的。」
紀錄片《一位中國鋼琴家與巴赫》劇照 圖源豆瓣
像水一樣
朱曉玫很少彈李斯特或者拉赫瑪尼諾夫這種華麗的樂曲，她彈得更多的是舒伯特、巴赫、海頓、貝多芬等德奧系嚴肅艱澀的大麴，其中巴赫是彈得最多的，僅《哥德堡變奏曲》她就演奏過250多場。
這可以稱得上是巴赫最難、最長的一首曲子，曾被人譽為「一匹人人均想駕馭的戰馬」，它隱藏著大量技術「暗礁」，原本是巴赫為有兩個鍵盤的羽管鍵琴創作的，到了鋼琴上卻要在一個鍵盤上演奏，兩隻手需要不斷穿梭，「雖然只有兩隻手，但是要彈出五個人在說話的感覺」，而且它充滿哲理性，不像浪漫派音樂那麼易懂，觀眾很難一直跟著往下走。
巴赫生於巴洛克藝術的鼎盛期，他的音樂聲部很多，結構感又強，樂評人田藝苗形容，巴赫的音樂有數學的「絕對美」，讓我們懂得了規則和秩序，他的作品，一個音都不能改，像邏輯縝密的歐洲大型建築，如果彈得不好，一點也不美，咔嚓咔嚓，聽來簡直像切菜。在中國，鋼琴比賽鮮少有人會彈巴赫，因為不是特別討巧，彈得好大家也未必能聽懂。
在歐洲，朱曉玫的演奏會門票提前半年便會售空。Michel Mollard是一位法國的企業家和樂評人，因為聽音樂會成了朱曉玫的樂迷，認為她是「巴赫最好的演奏者」。迄今為止，Michel聽過朱曉玫500多場演奏會，他能感覺到朱曉玫演奏巴赫時的「那種能量」，就像中國的書法，沿著一條線，沿著一個方向，「我看見了這條線，感受到了這種能量」。他一直很疑惑，一位中國女性怎麼能將巴赫演奏得那樣好，尤其是《哥德堡變奏曲》，朱曉玫的版本，不像古爾德那樣有機械的火花，「像水一樣，純粹又自然」。
巴赫是需要時間的藝術，40歲之前，朱曉玫幾乎沒什麼辦音樂會的機會，「這是壞處，也是好處」，這樣她才有時間去鑽研巴赫，現在聽人彈《哥德堡變奏曲》，她一下就能聽出到沒到火候，「就像吃東西，一口就知道它是不是煮爛了」。
田藝苗的理解是，「鋼琴家的性格往往決定了她的路線。」鋼琴家種類非常多，有些人擅長贏得和樂隊合作的機會，有些人擅長上臺，有些人擅長錄音，有些人擅長教學，「朱曉玫這個人非常的單純，就是專注地練琴，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彈好巴赫。」
紀錄片《一位中國鋼琴家與巴赫》劇照 圖源豆瓣
故事他們都知道
九月，朱曉玫受音樂在線教育平臺「雲音符」的邀約回國，在幾所高校辦了分享會。幾乎沒有對外宣傳，觀眾還是擠滿了音樂廳。她有一雙非常乾淨的眼睛，像水洗過一樣，說話輕聲細語卻很有力量，許多苦難的經歷，她都是淺淺地帶過，問得細了，她會說，「啊，故事他們都知道，可別再問下去了。」
朱曉玫有一本自傳，名叫《河流與她的秘密》，「河流」一詞源於朱曉玫對巴赫的理解，巴赫在德語中有「溪流」之意，水週而復始地流逝，無所而不往。田藝苗初聽她彈的巴赫，「青翠欲滴，原來有生命的聲音是這樣的」，知道她的人生經歷後，更覺得「慈悲高潔，還能聽見珍貴的真摯、執著與坦蕩」。
朱曉玫生於1949年，由於政治原因，剛出生沒多久，家裡便失去了幾乎所有的財產。父親原本是醫生，母親原本是個富家小姐，父母結婚時，婚房買在上海復興公園對面，是一棟複式公寓，因為外公做進出口貿易生意，母親會彈鋼琴，知道盧浮宮裡最好的畫，就好像親眼見過它們一樣。
1950年夏天，朱曉玫隨父母投奔親戚移居北京，他們住在擠了11戶人家的小四合院裡，地板是黑的，尿布掛在窗戶上，夜裡能聽見老鼠在啃天花板，儘管拮据，母親還是送她去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唸書，她自願一天練琴10小時，那時的她喜歡李斯特，貝多芬，至於巴赫，太艱澀了，總是被她留到最後。句子很長，像一串珠子，有時候一個音彈錯了，就沒辦法接下去。
14歲時，她本要迎來自己人生的第一場獨奏會，演奏曲目都準備好了，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莫扎特的A大調鋼琴協奏曲第23號和肖邦的練習曲作品第25號第3首，音樂會前幾天，她和3位同學偷偷去屋頂玩，她說了一句玩笑話「如果我跳下去怎麼辦？」被同學舉報「朱曉玫想自殺」，音樂會變成了自我批評會。
朱曉玫的20歲到30歲——一位鋼琴家最好的時候，幾乎都是在上山下鄉中度過的。張家口冬天的氣溫時常零下20度，房間像一個石頭砌的冰箱，彈琴成了她取暖的方式，她央求母親偷偷將鋼琴寄過來，用音樂老師潘一鳴教她的方法，彈巴赫的復調音樂取暖，一隻手摁住一個聲部的同時，另一隻手得去彈其他聲部，一撐一壓，手指自然就暖和起來了。
青年時期的朱曉玫 圖源網絡
1980年，朱曉玫已經超過30歲了，在老師的鼓勵下，她決定前往美國學習音樂。她在自傳中寫下：生活給了我什麼？我三十多歲了，文化大革命奪走了我們這一代人的青春，我想彌補失去的時間，看看還能走多遠，我知道參加國際比賽已經太晚了，但那又怎樣？鋼琴對我來說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我已經準備好進入未知的世界。
然而，美國六年是一趟現在回憶起來十分幻滅的旅程。先是生存問題，她在一戶富人家做家庭清潔工，擦地、洗衣、熨衣、洗碗，由於聚會眾多，每次清洗完盤子都臨近午夜，還得清理游泳池。居無定所是常事，最多的時候，她一年搬了35次家，朋友們取笑她，「如果要把曉玫的名字記在通訊錄裡，得給她的地址留三張空白頁。」最難過的是一年春天，雪融化了，水滲進地下室，所有的東西都浮在水面上。她想，要不然不彈了吧，看看自己現在的樣子，「巴赫和貝多芬的樂譜聞起來都一股醬油味。」
努力了3年，她終於獲得了新英格蘭音樂學院的文憑，可是也得不到演出的機會。她感到自己與這裡開放外向的文化氛圍不合，時常陷入沮喪，後來在朋友的鼓勵下，她去了法國，「那個對藝術家最挑剔也最尊重的地方」，一切才稍微順遂起來。
在法國，她租住在藝術家聚集的地方。她在這裡結識許多朋友，Michel Mollard說起到他們的相識，是因為一次「借琴」，剛到巴黎時，朱曉玫買不起鋼琴，總是去朋友家借琴練習，一次她找不到琴練，試著給Michel撥去電話，不到半小時，Michel便送來了自己家裡的門鑰匙，他放下了公司的高管會議匆匆趕來，「因為鋼琴家比什麼都重要」。
1989年，朱曉玫40歲了，終於在塞納河邊的教堂舉辦了人生第一場正式的音樂會，彈的是《哥德堡變奏曲》，許多鄰居買票來聽，她這才知道，因為租的房子隔音不好，鄰居們會悄悄躲在家裡聽她練琴。此後，她的《哥德堡變奏曲》一次又一次被邀請演出，科隆劇院、香榭麗舍劇院都辦過獨奏會，她的唱片總是被評為震驚（Shock）、五音叉（diapason5）、超強（ffff），《費加羅報》曾這麼寫道：請一定要去聽朱曉玫演奏的《哥德堡變奏曲》，她的演奏就像作品本身那樣純淨無邪。
受訪者供圖
Music brings people together
和大眾設想中的「苦行僧」形象相反，朱曉玫從來不覺得自己是苦的，她覺得自己品嚐到了最高境界的快樂，「我最幸運的是，很小的時候我就知道自己喜歡音樂了」。直到今天，她每天都在練習，希望用一隻手彈出5隻手的聲音。
比起痛苦，朱曉玫更願意談的是生活中那些照亮過她的部分。儘管生在一個艱難的時代，她還是在充滿愛的環境中長大。母親是一個潤物細無聲的人，不太會逼迫孩子彈琴，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家務，是擦拭鋼琴。在朱曉玫3歲時，母親便把鋼琴從上海運到北京，那是一架英國鋼琴，象牙色的琴鍵泛著光，手指摁下去，琴鍵的低音區，聲音聽起來像一條龍，而高音區，像一隻鳥。家裡有5個孩子，生活艱辛，母親一點一點賣掉了自己的首飾，卻始終沒有賣掉鋼琴，因為「曉玫彈它」。
朱曉玫還記得，自己聽到的第一首鋼琴曲是母親彈的舒曼的《夢幻曲》，那是一個暴雨夜，母女倆點著小燈籠，感覺整個世界好像開闊了起來。
她還談到自己的啟蒙老師潘一鳴。因為自己的手比正常人還要小一點兒，潘一鳴老師第一堂課便發現了這一點，鼓勵她，「某些情況下小手會創造奇蹟」。
這是一位很有想象力的老師，他的課堂有許多比喻，令人放鬆，他會讓大家感受琴鍵的觸感，大拇指放鬆，所有手指才能放鬆，想象自己是一隻貓，用貓爪子撫摸琴鍵，怕它疼的這種感覺，想象你在揉麵，琴鍵是柔軟的，而不是硬梆梆「啪」地觸鍵。
他還帶學生到山上去，一起看書，托爾斯泰、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巴爾扎克、福樓拜，甚至，他會教你，音樂是有顏色的，有時是橙色，有時是藍色，每一個音符都是天鵝絨盒子裡的一顆珍珠，彈琴時要有一個畫面，一個故事，或者一種感覺。如果想要彈得又清亮又快，先慢而響亮地彈奏，然後又快又輕柔地彈奏，最後就能又快又大聲地彈奏了。
細細想來，命運出現轉機時好像總是有巴赫。
在光禿荒蕪的中國農場，巴赫的樂曲不僅溫暖了朱曉玫的手指，還溫暖了她的心靈，後來的媒體採訪中，她甚至開玩笑，應該在藥店裡賣巴赫的CD，比什麼「百憂解」（Prozac）都好用。巴赫給人的是平和，它不是大悲大喜的，而是很清淡的，讓人非常舒服、平穩的東西。
在美國時，朱曉玫需要借用別人的鋼琴練習，才能申請到學校，每次練琴，都要看主人臉色，直到有一天，她彈奏了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主人安靜下來，什麼都沒說了，於是她每天都花6小時來練習這首曲子。每次彈奏，朱曉玫都覺得這支曲子來自寂靜，就像一個人從夢中醒來。
過去這些年，她演奏了超過600場個人獨奏會，她告訴《人物》，其中有兩場做到了「忘我」，都是彈的《哥德堡變奏曲》。說到這兩場在教堂舉行的音樂會，朱曉玫目視前方，好像回到了那時，「劇場不存在了，觀眾也不存在了，什麼時候曲子完了也不知道，自己都不存在了，音樂直接衝向觀眾，那種忽然安靜的，空氣都凝固了的那種感覺，能量真是不得了。」
她在美國時雖然困苦，但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師喬多斯教授（Gabriel Chodos），這位教授師從二十世紀最重要的鋼琴家施納貝爾(Artur Schnabel)，是美國很有名的鋼琴家，卻會在音樂會結束時問朱曉玫，「你真的認為我有能力舉辦音樂會嗎？我該繼續嗎？」這樣的謙卑深深影響著她。
她也幾乎每天都會掙扎，我是該繼續彈呢，還是就乾脆別彈了，再也別彈了——不是因為生活辛苦，而是因為覺得自己彈得不好。每次錄完音後，朱曉玫都不敢聽自己的CD，怕發現這裡不好，那裡不好。有一次，朋友在汽車上放了她的錄音，問她，覺得這個彈得怎麼樣啊？她說，還可以啊，朋友哈哈大笑，告訴她，這是你自己彈的。
她經歷過動盪的年代，有著很深的愧疚感，認為自己是時代的倖存者，「我們這一代人，死的死，殘的殘，放棄的放棄，我的音樂，要獻給那些再沒有機會的人。」
2014年，她受邀回國辦了幾場音樂會。濟南那一場，當年音樂學院的同學們沒有告訴她，從世界各地趕來，默默坐在第一排，都低著頭，怕打擾她，演出結束後，燈光亮起，大家全都站起來，那一剎那，她感覺到了同輩的支持。
這場音樂會，就像她在自傳裡寫的那句：Music brings people together, in ways that politics or religion cannot。
朱曉玫在四川音樂學院演出 圖源豆瓣
短暫回國後，朱曉玫又回到了巴黎的家，這裡距離盧浮宮只有十分鐘，離巴黎聖母院、畢加索故居、伏爾泰故居都很近。巴黎的天氣一年四季都不熱，天空很藍，她時常漫步在塞納河岸，看咖啡館服務員飛快地招呼客人。
儘管腿腳已經有些不方便了，拎包跑腿還是她自己來。物質和慾望好像都和她沒什麼關係，她鮮少購物，積攢了很多年的錢，最後在房子和鋼琴之間，選擇了一臺斯坦威三角鋼琴，母親曾教育她，鋼琴不是一個物件，而是「家庭的成員」。
旅法鋼琴家顧劼亭這麼形容她，「朱曉玫老師，她身上很少有世俗的東西，好像所有關於樸字組詞，樸實、樸素，質樸……都可以往她身上攬。」
這些年，朱曉玫穿的衣服都是妹妹和朋友幫忙買好的，贊助商邀請她參加活動，要給她訂商務艙，她說經濟艙就可以了，一次她去音樂會彈琴，門衛誤把她認成了女傭，說今天早上女傭已經來過了，她一點不生氣，「把我當成普通人，多好這個評價。」
顧劼亭還記得第一次去朱曉玫的家，那是她們相識第五年的中秋節，她去巴黎市中心的中國城買了月餅，打電話問朱曉玫，「是不是方便，我去看看你」，聽到那聲「好啊」，提著月餅就去了。
儘管有心理準備，顧劼亭還是有些震撼，她沒有想到，一位年近60的鋼琴家，還住著租來的房子，什麼傢俱都沒有。「一個有本事的人在乎錢，她一定能掙到錢，朱曉玫老師很有本事，經濟狀況一直都不怎麼好，就說明她不是很在乎錢這個事兒，對吧？她不覺得自己是貧窮的。」
在巴黎，她們聊的大多數都是審美層面上的一些東西，文學、藝術、歷史。顧劼亭回國後，儘管兩個人好幾年才能見一次面，都很怕打擾對方，有時，顧劼亭會收到來自朱曉玫的留言：顧劼亭，你最近怎麼樣啊，我最近挺好的，好了，那就不打擾了。「就像一封信一樣，問候一下你怎麼樣。至於這封信什麼時候能到你手裡，什麼時候你還能回信，她都不會計較。」
朱曉玫在巴黎的生活還是那樣，每天起來第一件事就是彈琴，這是一天的開始，有時候她彈到都有點不懂了，才覺得安心，「因為什麼時候你覺得自己彈得已經很好了，這說明你沒有進步了」。
她經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是，如果沒有鋼琴，人生會是什麼樣子？在70歲這個年紀，再一次面對這個問題時，她回答說，「可能結了婚，生了三四個孩子，買了三四套房子，也可能早離婚了，因為結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真是不堪設想。」
許多朱曉玫的同學會擔心，她年紀越來越大，如果她生病了，誰來照顧她，年少時音樂學院那批同學，有人做了房地產經紀人，有人成為針灸師，有人從事鋼琴進出口業務，有人成為音樂家——幾乎所有的人都變得富有了，除了朱曉玫，大家很想關心她，但是又怕打擾她。
朱曉玫反而很淡然。前些時間，她錄了幾位音樂家最後的作品，貝多芬、舒伯特、海頓、莫扎特，她發現，莫扎特最後一首作品跟第一首作品一樣，他對死亡沒有恐懼。
她也希望自己做一個對死亡沒有恐懼的人。音樂家會聊的一個話題是，「葬禮上要放什麼音樂」，曾有人問過她，「曉玫，你的葬禮上要放哪一首巴赫，是《哥德堡變奏曲》嗎？」現在她找到答案了，她不想在自己的葬禮上放巴赫。莫扎特是永遠年輕的音樂，他從來沒有長大過，莫扎特最後一首和第一首是一樣的，純真，對生活的熱愛，永遠像個孩子。她希望自己的葬禮上放的是莫扎特的曲子。
受訪者供圖
部分資料來源於朱曉玫的自傳《The Secret Piano》
出版社：Amazon Crossing; First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edition (March 6, 2012)
作者：Zhu Xiao-Mei
譯者： Ellen Hinsey
閱讀更多 人物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