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寫《科技創新300年》一書時就注意到， 關於大型對撞機的建設爭論，其實在歐美也一直存在。早在歐洲強子對撞機建造之初，科技界的爭議就很大，有許多知名科學家都提出過種種反對意見，甚至有科學家指出，強子對撞萬一撞出一個人造“黑洞”來，豈不是徹底毀了人類嗎？
而我國近年來提出的下一代大型對撞機方案，是要建造比歐洲更牛的100公里環形正負電子對撞機，簡稱CEPC，建成後它將是全球最大、能量最高的粒子加速器。這個方案一提出就引發了科技大咖們的激烈爭論，但我們這邊的爭論主要是圍繞著眼下該不該建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斥巨資數百億建造這種設施的性價比高不高。
以王貽芳院士為代表的“主建派”認為，大型對撞機是探索新粒子的不二利器，現在的中國不差這點錢，正是趕超和引領世界基礎物理研究的最好機會，不但值得而且要抓緊建。
以楊振寧為代表的“反建派”則認為，用大型對撞機研究粒子物理“盛宴已過”，我國目前有許多燃眉之急的科技問題需要解決，興建和維持CEPC的巨資勢必擠壓其他領域的科研經費，包括凝聚態物理、天文物理、生命科學等。
這場爭論的觀點雖然針鋒相對，卻是引導科技決策的一場有益討論。科技界的兩種不同意見既影響到民間，也影響到決策層，而最終的選擇只有一個：要麼建，要麼不建。由於楊振寧先生本身就是粒子物理學的頂級泰斗，他的意見理所當然引來了各界的支持，似乎佔了上風。但也有人拉大旗作虎皮，主張不惜代價也要建。 最近這些天，可能是涉及到“十四五”科技規劃的投入了，對撞機的建設之爭烽煙再起，爭論的焦點還是沒變：現在該不該建？
我們不妨撇開粒子物理學“標準模型”的構建意義，換成科技發展史的角度，來考量一下對撞機眼下該不該建的問題。
近代以來的科技發展，是一部波瀾壯闊、跌宕起伏的歷史。特別是最近百年來，科學技術經歷了一個井噴式的發展過程，讓人類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鉅變，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個重要的轉折點。事實上，戰爭這把“雙刃劍”在扼殺生靈、摧殘文明的同時，也極大地促進了科技的進步。基礎物理的電磁學、光學、聲學以及化學的原理，在很短時期內大量轉化為技術應用，這是有目共睹的，要不然我們現在很可能還沒用上手機也沒坐上噴氣客機。
二戰對科技發展的推進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彩頭，那就是，創立了“大科學”的工程模式。可以說，戰爭的舉國動員能力是科技加速發展的主要原因，曼哈頓工程幾乎動用了美國當時包括愛因斯坦、費米在內的所有的頂級科學家參與，不惜一切迅速搞出了原子彈。其實希特勒德國也一樣，V2導彈也是集中了馮布勞恩等一流專家的參與。也因此，才有了戰後核能技術很快普及、人造衛星飛向太空，以及電子計算機的迅猛發展等等。
冷戰開始後大科學的慣性依然在延續。戰火熄滅後只過了12年，蘇聯就在1957年把人造衛星送上了天，又過了僅僅12年，美國就在1969年實現了阿波羅登月。這兩個“12年”堪稱奇蹟，假如沒有熱戰和冷戰逼出來的大科學，而是靠傳統的小科學自身的積累發展，這種發展速度是不可能的。
我寫《科技創新300年》一書表明的一個觀點就是，最近大半個世紀以來，各領域幾乎所有的高精尖技術都是為了軍事目的，而由大科學打造或延伸出來的產物。此處不多贅述，連我們今天廣為受益的互聯網，那也是冷戰期間美軍的“阿帕網”演化而來，就足矣說明問題了。
然而，出於軍備競賽而展開的大科學，靠大把燒錢換來的科技“瘋長”終究不可持續。人們慢慢算算細賬發現，即使一口氣幹下去再繼續登錄火星，也還是大把燒錢為主而不是相反。所以美國人登月以後已過去了整整半個世紀，再也沒哪個國家願意燒錢去月球瀟灑走一回了，原因就是三個字：不划算。以前有人說，航天科技每投入一元就可以帶來8元的收益，現在看來這完全是胡扯八道的噱頭，真有這種好事的話，照當年大科學的速度多花幾個12年，現在早該登錄土衛六啦。總之，大科學要考慮性價比，沒錢別幹傻事，如今錢多了才會考慮“重返月球”。
中國的近幾十年來的情況也是這樣。改革開放之初百廢待興，國家制定了“科學技術面向經濟建設，經濟建設依靠科學技術”的科技發展總方針，把有限的資金用在經濟發展最需要的地方，推動了經濟建設各條戰線的蓬勃發展，才有瞭如今厚實的積累。那個時期，科技界形成的共識是“小科學大搞，大科學小搞”。大科學不是不搞而是小搞，這是量力而行的務實做法。實踐證明，過去一直以來把好鋼用在刀刃上是對頭的，這種思維也深深影響著科技界，直到今天。所以，該不該建造大型對撞機，很多人自然會想到性價比，不划算的事少幹。
但是，情況出現了新變化，這種變化導致全人類正在走入困境。人們日益感到，科技在“瘋長”了幾十年後已經明顯出現了停滯趨勢，不僅基礎科學裹足不前，靠修修補補過日子，而且技術進步也步履蹣跚了。其實我一直不贊同第四次新技術革命的說法，因為現在看似如火如荼發展著的人工智能、大數據、5G通信、3D打印、物聯網等等，都是過去電子信息技術的繼續延伸，是1-99的技術，而不是0-1的技術革命。換句話可以這麼說，眼前這些所謂的新技術，還是當年“瘋狂”的大科學沒有釋放完的紅利。
而現實的情況是，科學新理論匱乏，顛覆性技術成了無源之水，以至於全球經濟持續疲軟，困境已經擺在世人面前。全球都在高喊“科技創新”，希望依靠創新驅動經濟的新一輪發展，但問題恰恰在於，科技創新本身靠什麼來驅動？
羅素說過，“科學的實際重要性，首先是從戰爭方面認識到的”。然而歷史走到今天，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已經成為人類社會的共同理念，依靠一場新的世界大戰去推動科技“瘋長”顯然已經不可能了。外部的強剛需動力已不能再現，那就要從科學社會內部去尋求發展的新動力，找到新的刺激源。半個多世紀前的科技史告訴我們，這個新的刺激源正是大科學。
眼下，人類擺脫科技創新乏力的困境，應當樹立的一種新理念就是：大科學大搞！而且要比過去舉一國之力搞的更大，通過廣泛的國際科技合作，通過大科學、超大科學工程帶動小科學實現更多突破，只要有科學意義就不要過多算計性價比。唯有此，人類才能找到科技創新的更多源頭。
說到這裡，關於大型對撞機該不該搞的爭論，我想已經有答案了。“主建派”和“反建派”既然都認可大型對撞機的科學意義，那就先不要管性價比，可以得出的結論就是：一定要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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