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統二年（1910年），中國爆發了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鼠疫，先後波及了69個縣市，死亡人數達六萬多人。疫情僅發生一個多月，吉林、黑龍江就有近二萬人死亡。並且繼續擴散，如江河一瀉千里，不可遏阻，放眼望去，屍橫遍野，景象慘不忍睹。
1910年夏，俄國境內西伯利亞由於旱獺傳染髮生鼠疫，中國男子張萬壽恰值此時到鼠疫源地招募華工，10月初數名華工突然死亡，俄方驅逐染疫中國華工，使鼠疫由俄國傳入中國境內。
據《東三省疫事報告》記載， “俄人知該病之可恐，遂將該棚華工一律逐出。滿洲里與達烏里亞間傳染之媒介，實即被逐之華工，遂釀成此三省最慘最烈之疫症！”兩名被逐華工來到滿洲里市，1910年10月25~26日，出現疫狀，相繼死亡｡
之後疫情如江河決堤般蔓延開來，不僅橫掃東北平原，而且波及河北、山東等地。患病較重者，往往全家斃命，參與防治的員役兵警也相繼死亡，一時間從城市到鄉村都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之下。
東北鼠疫不僅造成了當地居民的大量死亡，而且還帶來了生存壓力及經濟生活的全面恐慌，特別由於交通斷絕而影響了城鎮人民的正常生活。鼠疫出現後，清政府下令各處嚴防。
1911年1月，清政府召集北京所有醫生在協和醫學堂召開抗擊鼠疫大會，商討相關事宜，並指定協和醫學堂為鼠疫防治中心。
運屍隊在搬運鼠疫死亡者的屍體（1911年）
為了控制和消滅這次鼠疫，東北三省治疫事務民政司詳訂章程，分飭各省內外所屬州縣迅速成立防疫會，負責本地區防疫救治等事務。各省官府成立了以醫官為首的衛生警察，負責監督清掃城市衛生和捕鼠；他們身穿特製的防疫服，深入到街巷，挨戶訪問，把病人搬進臨時設立的隔離室，對染疫者或有嫌疑的人採取了有效的隔離、消毒等防疫措施，對病人住處採取嚴格的隔離消毒措施。
早在1910年夏末，沙俄西伯利亞地區的斯列堅克斯與遠東地區的尼克拉耶夫斯克就已經表現出了鼠疫流行的趨勢。
這年10月12日，俄方證實了滿洲里的首個鼠疫感染病例，至一個月後又發現了158例患者與72具死者的遺體。為了進一步控制病疫的蔓延，沙俄方面在該地實行了隔離制度，有大約3000人被轉移至鐵路線上的車廂內進行隔離觀察。此舉收到了極佳的效果，至11月28日已基本遏制了鼠疫在當地的流行趨勢。
儘管如此，但沙俄政府驅趕大批華工出境的做法，還有日本方面的種種推阻之舉，最終導致了鼠疫病菌攜帶者大量流動，疫情迅速在中東鐵路、南滿鐵路沿線散播的嚴重後果。
一時間，長春廳、奉天、大連、天津、北京、濟南等鐵路、陸路、海路交匯之地均遭受到了鼠疫病菌的侵襲。此時數千公里的民眾命懸於一線，如何控止疫情成為了考量此刻已風雨飄搖的清政府的一道“生死命題”。
危急之際，曾在哈爾濱擔任吉林濱江道臺與吉林鐵路交涉局總辦、時為外務部右丞相的施肇基，上書指陳防控疫疾的重要性，力薦三十一歲的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伍連德擔負防控鼠疫的重任。
伍連德，字星聯，祖籍中國廣東臺山，出生於馬來西亞檳榔嶼。1896年，以優異的成績獲得維多利亞女皇獎學金，成為繼林文慶之後第二位獲女皇獎學金的華人，旋赴劍橋大學學習，是首位獲得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的華人。
1905年，伍連德與“纖細、柔弱，異常美麗且有著文學天才的”黃淑瓊結婚，與林文慶、吳蔚然成為連襟。黃淑瓊是中國首位在西方出版英文書籍的中國女士，她倡導和支持伍連德回中國建功立業，1907年，伍連德應清政府特別聘請，出任天津陸軍醫學堂副校長職。
青年時期的伍連德
施肇基的建議很快得到了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那桐等人的有力支持，並終為清政府所採納批准。1910年12月23日，經過休整後的伍連德同助手陸軍軍醫學堂學員林家瑞踏上了去往東北的火車，並於翌日下午抵達了哈爾濱。
隨後，清政府抽調所能調動的陸軍軍醫學堂、北洋醫學堂和協和醫學院的醫護人員以及直隸、山東等地方的一些醫生，陸續前往東北。朝廷在全國徵集醫生和看護前往東北。令人欣慰的是，面對如此惡疾，報名支援東北的中外醫生和醫學院的學生十分踴躍。
在伍連德等專家的建議下，清政府及各地方當局對疫情采取了科學而有效的防疫措施。清政府下令各處嚴防。為了能控制住局面，官府先從長春調來1160名步兵對疫區內進行交通管制。政府規定，傅家甸疫區內居民出行必須在左臂佩戴證章，根據各區不同證章分為白、紅、黃、藍四種。佩戴證章者可以在本區內行動，但要前往別區，則必須申請特別批准證。就連區內的軍人們也必須嚴格遵循這一規章，不許隨便走動。
同時，授權伍連德全權接手哈爾濱防疫局。防疫局下設檢疫所、隔離所、診病院、庇寒所、防疫執行處、消毒所等部門。其中，檢疫所專事檢查進入防疫區者是否染疫；庇寒所為無家可歸者提供食宿；消毒所各區設立一個，為參與防疫工作的醫生、巡警和伕役提供沐浴消毒服務。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診病院分為疫症院、輕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醫處幾種。各病院中均設有醫官、庶務、司藥生、看護、巡長等職務。既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療，又避免他們之間的交叉感染。
防疫區的防疫措施為整個東北作了一個表率。隨後，哈爾濱俄人居住區、奉天、長春、黑龍江全省紛紛仿照傅家甸防疫區的模式建立起防疫體系。
在12月26日夜，在哈爾濱傅家甸一名出嫁到當地的日籍客棧女老闆因感染鼠疫而暴亡。12月27日早間，接到地方衙署通知後的伍連德與助手林家瑞立即趕往事發地，並於貧民區中一棟昏暗的小樓內開始了緊張的剖檢取樣工作。
他首先用注射器從死者的右心房處抽取了足夠的血液樣本，並放置於試管中進行細菌培植，同時用顯微鏡進行塗片觀察；接下來又切開肺臟與脾臟表面，用白金接種環提取了臟器中的物質以為培養與觀察，並將感染的肺、脾、肝各取出一定大小的組織塊放進盛有福爾馬林液體的容器內。
待各項剖檢取樣結束後，伍連德將臟器歸復原位與縫合好表皮，為之穿戴整齊並裝殮於事先準備好的棺材中以備安葬。由於屍檢是在外界不為所知的情況下進行的，所以其迅速且成功地完成了第一例屍檢，這樣一來，他們為防治東北鼠疫獲取到了重要的病體樣本。
得到樣本後，伍連德在臨時闢建的實驗室內關了四天，就提取的血液樣本與臟器切片進行了細緻的觀察與分析。在高倍顯微鏡下，敷有呂氏染色劑的血液、心、肺、肝、脾的切片樣本中均呈現成群的鼠疫桿菌，且為特有的兩頭著色的卵圓形狀；而試管裡的細菌經過培養後，也得出了是鼠疫桿菌的結果。
為了進一步論證，伍連德又將這些培養物放在室溫下三天，並發現了狀如針頭的半透明菌落。他挑取其中一個菌落進行塗片觀察，鼠疫桿菌的特徵再度顯現；而從心、脾、血液中提取的培養物則未受其他雜菌汙染且十分純淨，但肺片培養物顯示輕度汙染。
根據上述情況，伍連德提出了“肺鼠疫”的病理學說。隨後他將有關情況奏報清廷，並邀請濱江廳分防同知章紹洙等當地官員來實驗室看查分析結果，以引起他們對於疫情防控的特別重視。
在伍連德抵達哈爾濱的七天時間裡，他與助手林家瑞同當地的姚醫師、孫醫師走訪了傅家甸一帶，並和俄國醫師哈夫金診察了中東鐵路醫院所收治的病患。中國地方當局對於疫情防控的鬆散麻痺與俄國醫師未採取防護就直接面對病患的做法，給他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
面對這樣的現狀，伍連德向清廷發出了一份電函，詳細闡明瞭建立相關防疫組織與採取相應措施的重要性，並提出了九點建議：
（一）傅家甸流行的肺鼠疫已為臨床與細菌學檢驗所證實；
（二）病疫通過人類間的接觸而不斷傳播，重點應集中在流動人口與當地居民的監控；
（三）進入西伯利亞的邊境重鎮滿洲里與哈爾濱之間的鐵路線應實行嚴格管制，並促請俄國在中方實行有關舉措時協同合作；
（四）開放的陸路與冰凍期的河流亦是疫情傳播的通道，因此須派人加強在沿途的巡檢；
（五）傅家甸當地應提供更多的房舍以闢設急性病患醫院，建立隔離場所並收容與病患接觸過的人員，同時鼓勵地方警務人員充分地合作；
（六）為應對防疫人員需求增加的情況，從南方招募更多的醫師和助理；
（七）敦促當地官員提供足夠的經費以為防控之需；
（八）京奉鐵路沿線（此時部分路段已通車）的衛生狀況應需密切注意，出現鼠疫病例應採取嚴格防治措施，建立專門的醫院與隔離場所；
（九）尋求與日本南滿鐵路當局進行合作。”
伍連德的九點建議成為了開展防疫工作的重要指針，而清政府也責成傅家甸當地官員逐步落實了有關場所的闢建工作，並通過與日俄兩國的交涉取得了必要的支持與合作，為最終撲滅疫情創造了稍顯有利的外部環境。
1911年1月13日，清政府又下令在山海關一帶設卡嚴防，將陸路南下的旅客留住5日，以防鼠疫蔓延。1月14日，停售京奉火車二三等車票，南滿鐵路停駛。1月15日陸軍部派軍隊駐紮山海關，阻止入關客貨。1月16日在山海關溝幫子查有病人就地截留。1月21日下令“將京津火車一律停止，免致蔓延”。至此，關內外的鐵路交通完全斷絕。
在實行隔離的同時，許多地方開展了獎勵捕鼠的活動。凡捕一鼠持之警局，給銅圓兩枚，死鼠給銅圓一枚。
參與防疫工作的俄國醫生
公共衛生也第一次引起了各級政府的重視。吉林省“各關檢疫分所於城甕內設機器藥水，見人消毒”。在鐵嶺，政府向當地民眾發送10000多隻“呼吸囊”， “勒令人民盡帶呼吸囊”， “由巡警隨時稽查，如有不遵守者，即以違警論罪”；屠宰行業每日必須消毒一次，內臟必須當場清洗乾淨，裝在專用的板箱內，不準暴露在外，工作人員必須穿白色服裝。
天津衛生局發佈緊急告示，列出喝開水、吃熟食、注意生活衛生等10條預防措施。北京則“令各街巷剃頭棚房屋一律裱糊乾淨，地下均墊石灰，所有鋪內夥友，衣服、搭布、手帕每日更新三次”；如發現私自通行於斷絕交通之處及隨地便溺、不遵守公共衛生者，處以5元至30元不等的罰款。
在徵得朝廷及地方官紳同意後，伍連德率領防疫部門將轄區內數千具染疫屍體，無論是新近死去的還是已經腐爛的，全部火葬，以徹底杜絕鼠疫的傳染，這在守舊的中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由於各種防疫措施處理得當，在當時疫情嚴重的局勢下，不到4個月就成功撲滅了這場死亡人數6萬之多、震驚世界的烈性傳染病，指揮這次防疫的伍連德也因此名揚世界。
由於事起倉促，防疫人員來不及培訓，加上當時鼠疫是不治之症，以及科學的侷限和知識的普及程度等因素，防疫隊伍殉職率極高，2名協和醫學堂的醫學生殉職，其中一名是學堂最聰慧的學生。但令人遺憾的是，現存的史料中無法查及兩位殉職學生的姓名。協和醫學堂獲得中央政府的信賴和褒獎，協和師生抗擊鼠疫的英雄事蹟傳遍中國。
為防止鼠疫再次暴發，伍連德在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的贊助下，於1912年建立東北防疫處，並先後在哈爾濱、三姓、拉哈蘇蘇、大黑河、滿洲里及營口等處建了6所新式防疫醫院。平日應診，疫時防治，成為東北地區的衛生防疫中心，之後，伍連德駐守中國東北防疫、抗疫一線20餘年。
1911年4月3日至28日，清政府在奉天組織召開了“萬國鼠疫研究會”，這是近代在中國本土舉辦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學術會議。來自英、美、法等11個國家的34位醫學代表出席了此次會議，伍連德當選為會長。各國專家對東北抗鼠疫行動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伍連德更是被冠以“鼠疫鬥士”稱號。
“萬國鼠疫研究會”，右二為伍連德
東北大鼠疫雖然結束了，但是在這場劫難中，東北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此次流行鼠疫的範圍為北中國5省區，僅鼠疫流行中心東北三省被疫地就有69處，其中遼寧省29處（含金州廳）、吉林省24處、黑龍江省16處。疫死5000人以上3處，為濱江府廳（哈爾濱）、長春廳、呼蘭府；疫死4000人以上2處，為雙陽縣、雙城府；疫死3000人以上1處，為長春府；疫死2000人以上2處，為海倫府、奉天府；疫死1000人以上6處，為龍江府、綏化府、巴彥州、賓州府、榆樹廳、阿城縣；疫死500人以上9處，為臚濱府、蘭西縣、餘慶縣、新城府、榆樹廳、吉林府、新民府、昌圖府、懷德縣。
據統計，1910年10月25日至1911年4月18日間，大鼠疫造成死亡近6萬人。在鼠疫傳播之前，哈爾濱全市人口總計約7萬人。從1910年11月9日開始到1911年3月1 1日止，4個月時間，共疫死5693人。1910年12月10日以後，每天的死亡人數均超過100人，直到翌年的1月6日後才降至百人以內。長春廳當時的人口數為599901人，疫死數為5827人，占人口的1%，但其酷烈程度不亞於哈爾濱。奉天城當時的人口數為657034人，疫死數為2579人，是東北三省中死亡人數最少的。
這次鼠疫防治是中國近代第一次最具科學性的衛生舉措，初步確立了中國的防疫制度，防疫事業也逐步興起，防疫正式確立為國家一項重要職能。同時催生了中國近代第一部全國性防疫法規誕生，即宣統三年出臺的《民政部擬定防疫章程》，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鼠疫研究所，創建近代中國第一所防疫醫院——濱江醫院，此時中國防疫水平已超過俄、日兩國。
參考資料：《1911：伍連德與東北鼠疫》 鄭春光；
《清末吉林的鼠疫防治》張永珍；
《檔案·吉林省檔案館卷》房俐；《協和醫脈（1861-1951）》曧之；《中外應對危機100例》劉上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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