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梵皇渡路情结”——也谈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艺术
最近几年，电视台以及其他媒体不止一次专题介绍过我们国家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译制片的配音艺术。在若干部介绍配音演员的专题片中，我不仅重又聆听到老一辈配音演员的声音，还在荧屏上“再一次”目睹了尚华、赵慎之、李梓等人的风采，回忆和感慨竟使我每次都泪眼模糊。但每次看完那些专题片，我又都有一种缺憾太多的不满，特别是某几位“嘉宾影评人”，似乎对电影配音艺术不甚了了、谈话不时出现跑题，听到他们的话总有什么东西受到了亵渎的感觉（有一位嘉宾，每次都提到《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我的孩子——今年22岁——看到这一段时笑着说：“《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配音简直就是一个丑闻”，他的话一点不错。我想，艺术鉴赏中两条最重要的东西一是趣味，二是标准。如果这两条都把握不准，最好还是不要妄加评说，免得误导他人——尤其是在当前这个趣味和标准日益丧失的时代）。
我是一个“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艺术的爱好者”，不过这种说法未免过于老套，过于平淡。有几位对我非常了解的朋友，常用这样的话戏言我：“你这家伙有‘梵皇渡路情结’，上海电影译制厂就好像是你的‘阿几里斯脚踵’，别人碰不得的”。话虽说得过了点，但倒也是事实。
现在不妨与读者作这样一个约定：我所说的“配音艺术”，特指译制片配音艺术，而且专指上海电影译制厂（包括其前身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部）译制的影片，还可能会在个别场合提到由该译制厂制作的广播剧。将要涉及的配音演员——实际上几乎无一例外应被称为电影配音艺术家或艺术大师——除该译制厂全部演员班底外，还包括故事片厂所有参与过译制片配音的艺术家们。更广义一点说，还包括配音导演（早年的配音导演不太参加配音，如著名配音导演时汉威，据我所知他只在英国影片《冰海沉船》配了一句台词）、翻译和录音师等人。
至于为什么要如此“约定”、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艺术究竟有什么特殊意义以及由此引申出的相关话题，我将留待本文最后与大家共同探讨。
二
在我的记忆中，最早引起我注意的配音演员是赵慎之。
大约在1952年或1953年，我看了波兰影片《华沙一条街》，记得影片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娜嘉的七八岁的小女孩，是一位医生的女儿（与我当时的年龄相仿）。起初大家都不知道他们家是犹太人，她的处境也很优越。后来她家的犹太人身份暴露，遭到了纳粹的迫害。娜嘉的一系列遭遇不仅引起了我的同情，还使我把自己融入了剧情。娜嘉的声音甜美纯净，她就是由年轻时的赵慎之配音的。赵慎之若干年后因给日本影片《望乡》中的阿歧婆配音成为上世纪70年代末译制片爱好者熟知的配音演员，其实她年轻时（用她的声音）塑造的一系列青年女性的艺术形象，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迷住了我们这一代人。
我相信，我和绝大多数热爱配音艺术和配音艺术家的崇拜者，与现在所谓的“追星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可能形式上有某种相似，而就这种相似而言，我可能是全国译制片爱好者中最为幸运的人。二十八九年前，我有幸与赵慎之有过一段终身难以忘怀的交往。2005年10月在成都，我作客老友资格龙家，其间，我复述了当年的那段往事。资格龙先生根据谈话内容整理成文，并于互联网上发表。“偷懒”一下，征得他同意，现将那段文章借用到我这个帖子中：
《从赵慎之开始——电影与电影配音谈话录》
国庆长假南京友人来蓉小住，带了数十部DVD片。与往常不同的是，这次没有什么戈达尔、安杰罗普洛斯、布努艾尔、塔尔科夫斯基的新D，而是清一色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片的“什锦拼盘”！
没有办法——由此注定了他这次的蓉城之行，以及随之而来的我们同赴江苏，最终成为一次“纪念之旅”。
话题是从一同观听《带风景的房间》开始的。“其实我看这部电影主要是听李梓、曹雷尤其是赵慎之的配音……”他无意中这句话让我想起一件事来，于是问他：“你后来就再也没有跟赵慎之联系过了？”沉默良久他忽然冒出一句“我欠她债。”
下面就是有关赵慎之的对话的整理稿：
资格龙：我记得你好像是1979年开始跟赵慎之联系的？当时怎么忽然会想起给她写信？
张稼峰：说来话长。你知道，我这个“全国最后一名反革命分子”在劳改队曾经关过一年零九个月禁闭。在那个不足一点五平方米、整日不见阳光的小号里，除了默诵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那些令人心醉的旋律，长时间里就靠回味少年时代所看的几百部译制片来打发难熬的时光。而在这些回忆里，尽管许多影片的细节已经模糊不清，有个东西却越来越清晰的浮现并交织成一张温暖的“生命之网”，把我一次次从绝望的悬崖边缘拉回来，那就是影片里的配音——尤其是赵慎之为那些年轻女性的配音。例如《痛苦的一页》中的丽西、《穷街》里的卡佳、《当我们年轻的时候》里的茨维塔、《大墙后面》里的罗西、《偷东西的喜鹊》里的阿柳塔以及《神童》里的凯斯顿小姐，她们共同形成的美妙、纯洁、温柔而有时又不乏几分幽默的声音形象实在令人神往又难忘！
资格龙：呵呵，你列举的所有影片我也在同一时段看过，对赵慎之印象最深的是《神童》里的凯斯顿和《穷街》里的卡佳。但是无论在分辨力、感受力和记忆力上，你都让我望尘莫及！
张稼峰：1978年开始（那时我已获得部分自由，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留劳改队“继续改造”），我们的银幕上又陆续上映了《橡树，十万火急》、《追捕》、《尼罗河上的惨案》、《叶塞妮亚》、《巴黎圣母院》等译制片。我觉得这一时期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艺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这极大的再度燃起了我对配音艺术欣赏的热情，于是萌生了向我景仰已久的这一特殊群体表达敬意的愿望。由于前已述及的原因，很自然的我选择了赵慎之。
1979年上半年的某天，我给赵慎之写了一封信。其实当时并没有得到她回信的奢望，只是抱定“一吐为快”的“宗旨”而已。
资格龙：但是事情有点出乎你的意料？
张稼峰：是的。不仅很快就收到她的回信，而且我们的通信一直持续到1982年初。非常遗憾的是自1980年12月平反回南京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我都只能居住在一间临时搭建的小披屋里，而由于为生计打工到处奔波、小屋漏雨导致所有的信件都没有能够保存下来。但我对赵慎之给我的第一封信有比较深刻的记忆。她首先表示被我的来信深深感动，她说在她收到的所有观众来信中，她很少见到对她和上译厂配音演员的工作有如此全面的了解和热情、并且持续时间如此长久的，这本身就说明了这种感情的真诚。她称赞我的记忆，说有些她参加过配音的老影片自己也已经遗忘、或者在某部影片中仅有一两句台词，而我竟能够非常准确的记忆起来！她说这一切是对他们工作的最好回报，并将我的信给她的“同事们”看了。
资格龙：于是你就到上译厂去见她了？
张稼峰：因为我在信中表述的一些关于电影配音的观点得到她的认同，她还表示如果有机会去上海可以见面谈谈。1981年6月初的一个下午，我在一种热望的驱动下赶到上海。尽管曾经得到她的允诺，在穿过乌鲁木齐路前往建国西路离她家越来越近时，我的心跳也随之不断加快。即将和心仪已久的艺术家谋面的惊叹号，与“是否唐突冒昧”的问号之间形成的张力，几乎令我不能自持。
赵慎之住在建国西路一幢漂亮的西式楼房三楼。当我叩开她的家门，第一眼我就知道：为我开门的是赵慎之本人。她当时刚洗完头，头上裹着一块白色毛巾。在我表明自己的身份后她毫不迟疑把我引进室内，并说：“你来得真巧，我今天刚好煨了一只老母鸡汤。”我一路上的紧张心情顿时释然。尽管绝非刻意观察，今天——20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不能不说，打从进门的一瞬间她那集起居室、书房和餐厅于一体的家（随后我还得知她的厨房是与邻居共用的。在沪期间，赵慎之不止一次说过：“要是能让我把房子换成两间，哪怕面积没有增加，也能减少我不少尴尬”），因其一览无余给我留下了一种十分奇特的“第一印象”。其中还包括墙上挂着一张邱岳峰的相片（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下面另说），一张赵慎之本人年轻时的相片和她与乔榛在一起的工作照。
尽管已经过去20多年，与赵慎之初次会面的四天——刚见面不久她就提出要我在上海多逗留几天，并安排了住处——的谈话情境依然历历在目。她告诉我她把我的第一封信给邱岳峰、李梓、伍经纬等人看后，他们一致认为应该给这个不同于一般FANS的人回信……我们的话题当然主要围绕电影配音以及演员们的情况展开。她跟我谈了杨文元、于鼎、李梓、乔榛、施融、潘我源等人的一些情况。杨文元曾经一度状况不佳，但也已经走出困境；于鼎文革期间在干校因力大尽干重活；施融这小伙子人挺不错，食堂有荤菜总是用饭盒带给母亲而自己吃素；潘我源去了香港，赵慎之觉得对于配音演员这太可惜，并为她的离去而遗憾……当我问及邱岳峰先生的近况时，她那黯然神伤的神色以及随后的陈述使我震惊而扼腕。赵慎之本人对邱岳峰的评价极高：除了业务上的严谨、艺术造诣的独到外，人品也简直无可挑剔；为人耿直、厚道，在自身政治状况不是太好的情况下，还是非常关心别人。“怎么说呢，简直就是平常我们讲的很有哥们义气！”一再为他的死感到惋惜。
资格龙：邱岳峰的声音也是我和当年的许多同龄人最早关注并津津乐道的一个焦点。半个世纪过去了，只要一听见或想起他那喉音浓重的声音，就会“拔出萝卜带出泥”，眼前浮现出许多如今天各一方、或已过世的熟悉面孔来……唉，还是再说说赵慎之本人的情况吧。
张稼峰：赵慎之是个十分豁达、热爱生活的人。当时尽管已经退休，还是经常去厂里。她喜欢逛书店买书，还喜欢看画展。她是天津人，解放初在炮兵文工团当话剧演员。“我配音的戏路不宽，话剧腔很长时间才改过来。”她对我说。这既可视为一种谦辞，又让人感到实事求是。就此，她还谈起他们厂最新译制的几部影片，《英俊少年》、《黑驹》、《砂器》和《远山的呼唤》。告诉我杨文元参加了《英俊少年》的配音（说实话我不喜欢这部影片），她特别喜欢《远山的呼唤》，除了它感人的故事情节，她说她尤其喜欢日本北海道的风光。她提到她已经退休，在她退休前张同凝也已退休，而李梓不久也要退休。不过译制厂有一批年轻配音演员水平都很高，她说为《远山的呼唤》女主角配音的丁建华配得很好，建议我放映时一定要去看看。我回南京不久看到了这部影片，确实很好，从那时开始，倍赏千惠子成了我最喜爱的女演员，她扮演的女主人公明子由丁建华配音，也确实配得极好。尽管如此，我当时还是想过，如果放在二十年前，倍赏千惠子的角色也许非赵慎之莫属了。
她的三个子女都插过队，当时均已返沪。我见到了她的儿子和女友、一个女儿（另一个在某大学读书的未能见到）；她的一个小外孙同她一块住（我带他到楼下吃过冷饮）。她家还有一个成员亚伦，原来是她儿子的同学，家里经济比较拮据。小时常来玩耍，后来就成了家庭的一员，至今叫她“妈妈”。我在上海的四天就住在他家（他已经大学毕业，是上海教育出版社的编辑）。
资格龙：这样的家庭真让人羡慕。
张稼峰：是啊。当时我已接近40岁，她还表示我该尽快成个家呢。
资格龙：现在你的儿子也读大学了。你怎么会觉得欠她什么“债”？
张稼峰：1979年春在她第一封回信不久，我就收到她寄来的《电影艺术译丛》（后改名《世界电影》），当时这本期刊还是“内部发行”的。此后有两年多时间每期发行时她都会寄一本给我，直至该期刊公开发行后我请她不要再寄了。此外我曾经托她在上海代购一本匈牙利电影理论家约翰.巴拉兹的《电影美学》，为了买这本书她没有少费心，几个月里跑了上海许多书店才买到并寄给了我。这些书刊至今整整齐齐存放在我家的书柜里。但是后来由于工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我的“打工生涯”开始在天南海北的奔波中居无定所；1984年结婚之后又面临一系列“难言之隐”，与赵慎之的联系竟就这样中断了。这其间我每有自责并决心重新提笔，但这支笔却越来越重……
资格龙：我明白了。你欠的是“人情债”。要是我，作为一个曾经身陷囹圄多年的“两劳人员”能受到一位著名配音艺术家的如此厚待，最后竟然草率的不了了之、以“杳如黄鹤”相报，我也会自疚得无地自容的。……你看这样好不好？——如今这个网络时代，尽管你不会电脑，我完全可以把你的这段往事写成一个帖子发上网。我想赵慎之先生一定能够看到的。况且我们的共同爱好也可以借此机会合作一下，干脆做一个“专题”？
张稼峰：这个设想太好了！
（上面引用的这个帖子发出不久，资格龙就来信对我说：“帖子发出不久某网站就有一则跟帖表示了不同的观点。其实关于电影的翻译配音，很早以前就有人向我表达了有“画蛇添足”的感觉。他说尽管自己不懂外语，还是宁愿看片印中文字幕的，因为那才是“原汁原味”的东西。对于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我在当时的一封回信中对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不妨也在这里引用一下：“……那位跟帖的网友愿意看“原汁原味”的外国影片，初看起来也没错，我只是在想，如果懂得外语，那多少还能尝到些原汁原味，如果仅凭看中文字幕，恐怕就谈不上什么原汁原味了。其实，我们谈配音艺术的一个前提是：上译厂的配音早已摆脱只是传达“言语的意思”这个层面而形成为一种特有的艺术样式。这种艺术样式一方面要求配上的音贴切地传达原角色体貌、性格、语言表情、语言节奏、形体动作及其相应的剧情等多方面的特征和精髓，而且表演中又毫无斧凿做作之感，有时候还应弥补演员音色和口语能力的某些欠缺——高仓健就认为毕克的配音不仅弥补了自己音色的缺陷并与自己的银幕形象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和谐。毕克决不简单等同于高仓健的口语翻译，他的声音与高仓健的银幕形象珠联璧合，形成了一个更为丰满的艺术形象。另一方面，由于上译厂翻译配音的高度造诣，影片中的对白、旁白已经足以从影片剧情中游离出来，升华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如你所知，影片《红与黑》尽管是根据斯汤达的原作改编，由于它不具备许多电影艺术自身本质的规定性，作为电影是极不成功的，但这丝毫也未妨碍我们单独去欣赏程之、邱岳峰的配音对白，这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上面所说的升华”（鉴于这段文字引自当时的私人信件，不可能把问题阐述得丝丝入扣。谢谢那位网友，也许他的看法不经意间触及了一个“理论问题”，容我在恰当的地方再回过来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
2005年10月，回到江苏在与资格龙先生同赴苏州并分手后，由于又陷身于繁忙的审稿工作，当时那个“搞个专题”的想法落了空。前不久，资格龙先生来南京，在他的鞭策下，我在事隔两年多之后终于重新拾起这个话题，以期让自己做个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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