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極關懷//文化精神//正義追求

孔子畫像

終極關懷

“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是聖人之言，千百年來不斷被人引證，但凡讀過四書五經的人，以及雖沒讀過卻聽過這話的人，都可以將這話用於某個場合。用多了，“朝聞——夕死”似乎成了一個公式，又像一道沒有標準答案的填空題，可以隨意填加進去不同的內容，賦予不同的含義。以至於到後來，各人所欲聞之“道”，與聖人所謂聞道已相去甚遠。但不論用“朝聞——夕死”的公式表達什麼內容，那所欲“朝聞”的東西，必定是在生命中追求的東西；那不惜為之“夕死”的東西，必定是用生命去追求的東西。

欲知兩千多年來“朝聞——夕死”的衍變，先來揣摩孔子“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本義。筆者對四書五經缺乏研究，姑且參照聖人之徒南宋朱熹的註釋。朱熹對“道”的解釋是“事物當然之理”，近於現代人所謂真理。“朝——夕”不一定實指早上和晚上，只不過從早到晚時間很短，“所以甚言其時之近”，是極而言之的說法。朝聞與夕死並無必然聯繫，聞道之後以死為可，不過是“生順死安，無復遺恨”，好比說“生固可喜，死亦欣然”。因此，聖人之言的意旨大約在於：真理如果是可以得到的，那麼一旦得到，便死而無憾。人生大事莫過於生死，那可以為之去死的東西，或者一旦得到便雖死無恨的東西，無疑是人生的終極關懷，而得到之後便意味著人生價值的實現，或者一生使命可以終了。西哲有言：“當人們相信他們能夠為真理自身之故而追求真理時，他們實際上是在真理之中追求生命。”（烏納穆諾《生命的悲劇意識》）生命未必存在於真理之中，但生命的價值卻可以存在於對真理的追求之中。

孔子一生“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論語·述而》）。其中“志於道”也就是“為真理自身之故而追求真理”，在生命中追求真理，用生命去追求真理，是他人生的價值目標和終極關懷；而其餘三事都是圍繞得道和行道，即認識和實踐真理的志向而展開。“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史記·孔子世家》），是為了認識和實踐真理；讀易韋編三絕，學韶樂三月不知肉味，學鼓琴由習其曲而得其數、得其志、得其為人，也貫穿著認識和實踐真理的精神；“再逐於魯，伐樹於宋（講學其下的大樹被砍伐），削跡於衛，窮於商周”（《莊子·山木》），過匡、蒲遭拘押，在陳、蔡被圍於野而絕糧，適（到達）鄭又被目為“喪家之狗”等等，無不緣於認識和實踐真理。

古人不瞭解真理的相對性和絕對性的關係，因而可能將真理絕對化了。假如孔子懂得絕對真理就存在於相對真理之中，那麼他就應該知道，他這一生已聞道多矣。事實上，《論語》中許多地方出現的道，如孝道，善道，直道，君子之道，先王之道，文武之道，從政之道，忠恕之道，中庸之道，去貧賤處富貴之道等等，都是他有所瞭解的道。只不過他以為在這些道之上還存在一個更高的道，那個道近似於絕對真理，一旦得而聞之，一切疑難都會豁然洞開；一旦得而行之，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但真理如果是絕對的，人們當然不可能在一天早上聽到它的聲音，更不可能在有生之年窮盡它，而只能不斷地接近它，於是“聞道”就成了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標。孔子正是意識到了這一點，才說出“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話來；也正由於此，對這話就有了另一種解釋：“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劉寶楠《論語正義》）

這就註定了孔子的悲劇性格，以致他屢屢發出這樣的嘆息：“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孔子臨終前，預感到自己大限將至，於是長歌當哭：“太山壞乎！樑柱摧乎！哲人萎乎！”詠唱之際，涕下沾襟。他對子貢說：“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我）。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是宗周的，他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但他夢見自己既不在夏人的位置，也不在周人的位置，而在殷人的位置上。古人以為這是聖人“知命”，預見到自己死後將受到尊崇。其實，這也許是孔子對自己的一個定位：他期望的是周，達到的卻是商；追求的是絕對真理，得到的卻是相對真理。

聖賢之徒

文化精神

經過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孔子被尊為聖人，而聖賢之言則被視為“事物當然之理”。這時的“道”似乎已不再玄遠，而就在聖賢書中，讀經於是成為“聞道”的捷徑。如果說孔子為了獲取真理不得不上下求索，那麼，此後似乎已無需四處求取，而只需在儒家經典中尋章摘句。但“文以載道”，經書不過是載道之文，而非道本身；且經書所載，只有聖人已聞之道，沒有聖人慾聞之道和未聞之道，所以，此“聞道”已不是彼“聞道”。這與古人所持歷史退化論有關，在這種觀點看來，真理永遠屬於過去，似乎越古越具真理性。正如孔子以為“道”在三代（夏商周）之中甚至三代之前，西漢時五百年前的聖賢之言已被奉為經典。

在西漢黃霸看來，可以讓他朝聞夕死的，就是通曉儒家的經典。漢宣帝初即位，下詔稱頌漢武帝功德，讓群臣廷議。識趣的群臣都說“宜如詔書”，惟獨長信少府夏侯勝不識時務，以為“詔書不可用”，且對漢武帝的功過另有一番評說。對這種近乎推倒重來的意見，漢宣帝卻沒有接受的雅量，群臣大概也不答應。於是，夏侯勝就被加了個“非議詔書，毀先帝”的罪名，下了大獄；而丞相長史黃霸也被以“阿縱勝，不舉劾”的罪名，一同下獄，與夏侯勝囚於一室。夏侯勝家學淵源，從師非一，族中不乏魯中宿儒，他自己也以儒學顯名，所謂長信少府，就是在長信宮為皇太后講授《尚書》的。而黃霸自幼學的是律令，未能打好儒學的基礎，曾引以為憾。面對眼前這位淵博的儒學老師，黃霸似乎忘記了自己身在獄中，懇求夏侯勝傳授他經書。而夏侯勝卻沒有忘記身在何處，深知生死懸於皇帝一念，於是以獲罪將死為由，婉言推辭。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黃霸引孔子的話說：“朝聞道，夕死可矣。”

黃霸此言絕非說說而已，說不定哪一天早上還在講論經書，晚上就被押赴刑場。在死亡陰影籠罩下所表達的“朝聞夕死”，更能反映一個人的真實志向，所以夏侯勝以黃霸之言為賢，開始向他講授經書。在獄中又過了一個冬天，一直講論不輟。後遇地震大赦，二人雙雙出獄。夏侯勝復任諫大夫等職，向漢宣帝舉薦黃霸。黃霸先後任揚州刺史、潁川太守，政績突出。他“力行教化而後誅罰”，“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都體現了對儒家政治理想的追求、為政之道的實踐。他“治為天下第一”，“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漢書·良吏傳》），成為漢代有名的良吏，與他在獄中學經是分不開的。

儒學雖非絕對真理，但不能否認儒學之中確有真理，尤其是在當時不失為一種先進文化。所以黃霸所謂“朝聞夕死”，既有在生命中追求真理的因素——在這個意義上是孔子精神的傳承；又有在生命中追求文化的因素——在這個意義上又是一種可貴的文化精神。作為人類創造的精神財富，文化本來是為社會服務的，如掌握了儒家文化，就是要經世濟民；對封建時代的讀書人來說，還要謀取自身出路，所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但當生死未卜，早上學了晚上就可能去死，一肚子文化可能被帶進墳墓時，這種學習已超越了功利目的，是為文化自身之故而追求文化，將文化本身作為價值目標去追求，這就成為一種可貴的文化精神。事實上，打從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以來，這種可貴的文化精神激勵著一代又一代讀書人，在長達兩千多年時間裡，當人們引用孔子的這句話時，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所體現出來的，都是這種可貴的文化精神。

魏晉皇甫謐二十歲才開始讀書，他“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他讀書不為名利，有人以為“先生年邁齒變，飢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勸他“脩名廣交”——這在當時不失為一條做官的終南捷徑；他作《玄守論》，以“生為人所不知，死為人所不惜”為人生的最高境界。晉武帝屢次下詔徵用他，他一再堅辭，屢徵不起。他“耽玩典籍，忘寢與食”，人稱“書淫”，有人勸誡他過於用功會損耗精神，他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晉書·皇甫謐傳》）他所謂聞道，近於西方人所謂自我完善，他說：“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遊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他雖不仕，卻以著述和教授為務，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留下了《帝王世紀》等作品，他的弟子中也不乏晉代名臣。可見他不僅為文化自身之故而追求文化，也將文化本身作為一種事業而致力於傳播。

稍後十六國時期，敦煌劉昞出任當時割據涼州的李暠的官職，雖有政務，手不釋卷，夜以繼日。李暠勸他“白日且然，夜可休息”，他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魏書·劉昞傳》）為文化自身之故，惜時如金、只爭朝夕地不懈追求。他生逢亂世，做官原非所願，難得的是既已為官，於政務之餘，仍好學不倦，筆耕不輟，所著《涼書》、《敦煌實錄》等書，並行於世。

明朝永樂中，明成祖親征瓦剌還京。因漢王謀奪嫡，日夜譖太子，遂以太子遣使迎駕遲，歸咎於輔導官，逮東宮官屬下獄，太子洗馬楊溥也在其中。楊溥在獄十多年，因上命叵測，日日與死為鄰，但他卻愈益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勸他說：“勢已如此，讀書何為？”楊溥回答：“朝聞道，夕死可也。”（《四友齋叢說》）仁宗即位，楊溥獲釋，歷翰林學士、太常卿，掌弘文閣事。宣宗即位，召入內閣，與典機務，升禮部尚書。英宗初年，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當初在獄苦讀之時，並沒有想到以後會有如此境遇，也不承想獄中所學竟能派上大用場。正因為他在獄中“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同上），所以晚年位為閣老，才兼大儒，“朝廷大製作，多出其手，實有賴於獄中之功。”（同上）以致《四友齋叢說》的作者何良俊認為，他所經歷的苦難，乃是上天對他的“玉成”（說“蓋天玉成之如此”）。

時至今日，這種可貴的文化精神仍薪火相傳。譬如，有的人年屆退休，或雖然在崗卻已邊緣化，所學難以致用，仍“可憐無益費精神”（韓愈），活到老，學到老；有的人年屆“耳順”，仍然把“十年讀書，十年養氣”視為至理名言，並打算實行，而不管十年之後還能做什麼；有的人到了晚年還要上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而不問所學還有用否，都體現了“朝聞道，夕死可矣”這樣一種可貴的文化精神。當然，有這種文化精神者，並不限於那些“不知老之將至”的人，只要為文化自身之故而追求文化，從事文化事業，如為了詩歌之故而致力於詩歌研究，為了某種即將失傳甚至滅絕的文化之故而致力於挽救這種文化，都屬於這種可貴的文化精神。

古之君子

正義追求

唐代則天帝長安三年，宰相魏元忠因得罪武則天寵臣張昌宗，被張昌宗誣陷他說過這樣的話：“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這話犯了武則天大忌，因而女皇一怒，下了魏元忠大獄。為了構陷成此案，張昌宗以美官為誘餌，試圖拉攏鳳閣舍人張說，讓他證明魏元忠說過此話。於是，張說是否敢講真話，不僅關係到魏元忠的死活，而且關係到朝中正氣與邪氣、君子與小人力量的消長。因而張說入宮作證前，有正義感的同僚紛紛勉勵他說真話。當時的鳳閣舍人、後來的名相宋璟說：“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 時任殿中侍御史的張廷珪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時任左史的唐代史學家劉知幾說：“無汙青史，為子孫累！”（《資治通鑑·唐紀》）

在這裡，張廷珪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的道，近於現代所謂正義，即道義之道。宋璟所說的“名義”，不同於現代詞彙“名義”，而是如《韓非子》所謂“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其中“名”即名譽，“義”即道義，“名義至重”就是名譽和道義至重；這與劉知幾所謂“無汙青史，為子孫累”是一致的，因為有損於名譽和道義，必然有汙青史，讓子孫後代蒙羞。在這裡，可以讓人朝聞夕死的東西，亦即在生命中追求、用生命追求的東西，與前述不同，既不是真理，也不是文化，而是正義。

宋璟是開元（玄宗年號）名相，史稱他“居官鯁正”、“耿介有大節”。雖然不能說他就是正義的化身，但在魏元忠一案中，他主張“名義至重”、敢說真話，較之於張昌宗等人捏造事實、誣陷正人而言，正義無疑在他與劉知幾等人一邊。宋璟雖非當事人，但他所寄望於張說的，也正是自己準備身體力行的。他所謂“叩閣力爭，與子同死”決非說說而已，假如張說真的由於說了真話而遭遇不測（而非流竄），以他的為人，無疑是會叩閣死諫。後當張昌宗被人告發心懷不軌時，他竭力主張窮治（追究）其事，對武則天說：“易之等貴寵，臣言之且有禍，然激於義，雖死不悔。”（《新唐書·宋璟傳》）他為之“雖死不悔”的，就是去除邪惡張揚正義，也就是視名譽和道義重於生命，在生命中追求正義，用生命追求正義。事實上，因他剛正不阿，張易之等人多次欲置他於死地，直至“遣客刺殺之”。中宗時，他堅持將指控武三思“亂宮掖”（與韋后有私）的韋月“付獄按罪”，而不是不明不白地殺死，為此不惜違背皇帝的旨意，對中宗說：“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同上）他的一生，庶幾實踐了張廷珪所謂“朝聞道（正義），夕死可矣”。

張說後來也是玄宗朝有作為的宰相，曾倡導“修太宗（李世民）之政”，後來遭李林甫等人陷害而罷政，憤而著《疾邪篇》，史稱他“敦氣節，立然諾”。在魏元忠一案中，他在武則天看來雖然有“反覆”之嫌，但當張昌宗兄弟傍著武后，炙手可熱，權傾一時之際，他明知說假話就可以得到美官，而說真話輕則流放，重則有性命之虞，最終還是接受了宋璟等人的意見，堅持說真話，已屬難能可貴。當張昌宗在武后面前逼他作證時，他說：“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這樣），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資治通鑑·唐紀》）結果被張昌宗、張易之兄弟誣為“與元忠同反”，為說真話付出了流於嶺表的沉重代價。至少在這件事上，他也實踐了張廷珪所謂“朝聞道（正義），夕死可矣”。

古人在追求道義的意義上具有朝聞夕死的精神，並不偶然。如唐以前的北齊高勱。北齊末年，宦官放縱，“猶行暴虐，民間雞豬，悉放鷹犬搏噬取之”（《北齊書》）。為此，統領兵馬護衛京師（鄴）的樂安王高勱，收捕“儀同三司”的宦官苟子溢，欲行大戮，因太后有令而不得不釋放。有人對高勱說：“子溢之徒，言成禍福（說出來的禍福就是禍福），何容如此，豈不慮後生毀謗耶？”擔心宦官在太后身邊說高勱的壞話。高勱奮然（攘袂）說：“今者西寇（北周）日侵，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權，致使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也。”（《隋書》）猶言“朝誅此輩，夕死無恨”。

高勱是北齊皇族，當然也不是正義的化身。但他所要誅殺的宦官，不僅弄權誤國，而且害得民間雞犬不寧。所以他這樣做，在維護北齊王朝的利益上，屬於“忠”這樣一種道德規範；在為民除害的意義上，屬於“義”這樣一種道德規範。他既忠且義，相對於那些禍國殃民的宦官來說，不能不說道義在他這邊。而他的“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也”，表達的是一種疾惡如仇的精神，從而也說明他心存正義。史稱他“性剛直，有才幹，甚為時人所重”（同上），若非重道義，是既不足以稱剛直，也不足以為時人所重的。北齊、北周相繼滅亡後，他在隋朝歷任四州刺史，頗有政績，特別是任洮州刺史時，“大崇威惠，民夷悅附”，“豪猾屏跡，路不拾遺，在職數年，稱為治理”，也說明他不失為一個有正義感的人。

在上述朝聞夕死之論中，所聞之道無論是真理，還是文化、正義，都具有正面價值，也都是人生中可寶貴的東西。不過，古人價值觀念也頗多元，因而在生命中追求和用生命去追求的東西，也不限於這些。

（因第一次使用原創首發，操作失誤，還請原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