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並不是濱海城市、沿海大港，在申報海上絲綢之路世界遺產的諸多中國城市中，它是唯一一座古代都城。南京與海上絲綢之路的聯繫主要集中在兩個時期：漢唐間的三國、兩晉、南北朝以及大明王朝。它是由西域至中土行進路線中的重要樞紐，是絲綢之路東延的始發地之一，更是鄭和下西洋最重要的大本營。這裡至今保存著石頭城遺址、鄭和墓、浡泥國王墓等多處歷史遺址和大量的官辦造船廠遺蹟，足見其在海上絲綢之路史上的輝煌過往。

文物見證往來

　　雖然不臨海，南京卻擁有“通江達海”的地理優勢。古代的長江口在今揚州以東不遠處，南京距離長江口300多公里，海潮可以一直到達南京所在的長江段，國內外各類船舶可以直接駛入南京。南京讓海上絲綢之路與長江相聯繫，引領“海絲”由傳統的南海區域向東海和黃海區域的延伸，成為連接海上絲綢之路“南海線”與“東海線”的核心城市。

　　三國時期，南京屬東吳政權，第一次成為長江中下游及南方沿海區域的政治中心，開啟南京與海外諸國海上大規模交流的序幕。公元3-6世紀，六朝政權建都南京，時稱建康。六朝政權與東亞、東南亞、西亞等外國交往主要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為了建立與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國家的往來，開闢了以建康為支點的海上絲綢之路——東海航線。這一時期，海上絲綢之路從漢代的零星、斷續狀態，發展到與東亞國家之間連續固定的航線，為彼此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礎。

　　南京作為海上絲路的重要商港，進出口貿易興盛，在此地出土的各種六朝文物中不乏直接從異域進口而來的。

六朝時期，生活在南京的世家貴族喜歡使用香料去除汙濁氣味。南朝齊國皇帝蕭寶卷甚至以麝香塗地取悅愛妃。南朝官員用香薰衣，貴夫人出行有專人捧香爐跟隨。當時香料品種很多，有些名貴香料就是通過海上絲路從南亞、東南亞國家進口的。青瓷香薰是專門為當時的世家大族、文人士大夫們焚香薰衣的一種特殊的器物，在田野考古發掘的六朝貴族墓葬中較為常見。

現藏南京市博物館的青瓷香薰造型多樣，有的只是簡單將青瓷罐進行鏤空處理，有的卻在造型裝飾上更具有美感和設計構思。這些姿態多樣的香薰昭示著當時南京進口香料業的繁榮。

　　鸚鵡螺杯出自南京象山7號王氏家族墓，屬於東晉時期的文物，來自羅馬帝國。此玻璃杯顏色黃綠，較透明，口沿外及下腹部各有一週弦紋及平整的花瓣，腹部有七個橢圓形裝飾，出土時位於男棺頭部左側，發掘者曾經推測是冠或盔飾之類，後來根據它的器型、紋飾分析確定為杯。這件舶來品是當時南京與印度洋國家存在往來的重要見證。南京地區大型墓葬中還經常發現一些珊瑚、琥珀裝飾品，以及各種來自波斯的薩珊銀幣等，都反映出與絲路各國貿易往來的興盛。

出土於南京鐵心橋王家山的“刻胡人紋磚”，斷代為東晉時期。磚上面清晰地刻畫了一個胡人的樣貌，眼睛下巴非常突出。南京東吳、東晉、南朝墓葬中常見有這樣胡人形象，如東吳時代的陶瓷質魂瓶上就常有胡人活動的場面。這些文物的出現，說明六朝時期已經有外國人生活在南京，是絲路發達暢通，人員交流的證明。

　　東吳人面紋瓦當不僅在南京出土過，也現於寧波、福州等沿海城市，甚至出現在越南境內的古交趾郡治遺址、越南中部的峴港古城等地，這些文物表明當時東吳政權已經和海內外多個海港城市建立了連通關係。

韓國扶余的定林寺遺址，不僅在名稱上與南京鐘山定林寺完全相同，還曾出土了大量單瓣蓮花紋瓦當，與南京的南朝瓦當相當接近。韓國風納土城出土的獸面紋瓦當，在造型和表現手法上，也非常接近南京出土的東晉時期的獸面紋瓦當。可見，六朝時期，南京城的建築技藝經海路，對朝鮮半島、日本等東亞國家以及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產生了重要影響。

六朝最大海陸碼頭

　　位於今南京城西清涼山、 盋山、紅土山一帶的石頭城是南京六朝時期的重要遺址，為東漢末年孫權在臨江高地所築的土質城壘。史載，位於石頭城下的水上碼頭“石頭津”是六朝時期最大的商港和海陸碼頭。《宋書·五行志》中描述這裡“貢使商旅，方舟萬計”，而據史料記載，東晉安帝元興三年（404年）發生的一次風災中，石頭城碼頭遭損壞的船隻就達上萬艘。

　　孫權曾派將軍衛溫、諸葛直由建業（南京）出發，率萬人船隊赴夷州（臺灣）；遣聶友、陸凱率兵５萬，到珠崖、儋耳（今海南島）；還曾派船隊跨海運貨到遼東換馬；與東南亞的交易也以水路為主，東吳與扶南（今柬埔賽）、林邑（今越南南部）、天竺（今印度）等國均有經濟、文化交往。頻繁出海必然有先進的造船技術支撐，東吳曾設典船都尉主持造船，能造出長20餘丈的大海船，可載近三千人，出海船隊動輒萬人。

　　孫吳時期是南京與日本開始較為密切文化交流的時期，日本一直稱東晉、南朝為“吳國”，稱江南人為“吳”。日本各地古墳中出土了許多吳地製造的銅鏡，如日本山梨縣鳥居原古墳出土的“赤烏元年”對置式神獸鏡，兵庫縣安倉古墳出土的“赤烏七年”對置式神獸鏡，就是明確來自中國的吳鏡。此外，神戶市兵庫區夢野町丸山古墳出土的重列式神獸鏡、京都府椿井大冢山古墳出土的畫文帶環狀乳神獸鏡，以及熊本縣船山古墳出土的神人車馬畫像鏡和大阪府茨木市出土的二神二獸鏡等，也被專家鑑定為吳鏡。

　　東晉南朝時，南京的海外交往和通商更為興旺。大秦、波斯（今伊朗）、獅子國（今斯里蘭卡）等國往往經廣東番禺（今廣州）來南京，“歲至”甚至“歲十數至”，出現了“四海流通，萬國交會”“舟舶繼路，商使交屬”的活躍景象。

　　當時南京的碼頭是長江沿岸最熱鬧的地方和碼頭之一，岸邊停泊的船隻數以萬計，中國商品從這裡源源不斷地輸往絲路沿線的國家。不少異域人士也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國進行通商和傳教，把中國的精美商品及文化帶回本土。

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的《職貢圖》（又名《番客入朝圖》或《王會圖》），由南朝梁元帝蕭繹未登基時所畫，描繪的就是當時建康接待外交使節來訪的繁盛場景。“職貢”指古時外國或藩國按時向中國朝廷“貢納”。《職貢圖》為長卷絹本設色，原畫長402.6釐米，縱26.7釐米，畫中有南朝梁代時期到都城建康（今南京）朝貢的25個國家使者的形象。這些使者皆左向側身，人物形態生動。畫中使者身後還有楷書榜題，疏注相關國名及其山川、風俗、歷史，以及包括歷代交往情況和納貢物品等。

《職貢圖》後入清宮，曾被溥儀攜至東北，流散殘損，原先的25國使臣現僅存12國使，自右至左為：滑國、波斯、百濟、龜茲、倭國、狼牙修、鄧至、周古柯、呵跋檀、胡密丹、白題和末國等，其他13國使及卷後題記贊跋俱佚。這些國家分別位於“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沿線。足見南朝都城建康與當時絲路國家之間的密切聯繫。

　　《佛國記》：古代絲路交通實錄

　　六朝時南京是海陸絲綢之路、東海南海兩條航線之間的連接樞組之一，進而成為中外文化彙集交流的中心。最早記錄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進行跨國文化交往的重要典籍，如東吳康秦的《吳時外國傳》（輯本）、萬震的《南州異物志》（輯本）等均以南京為中心。多批海外高僧經海路來到建康譯經傳法，著名的譯經道場南京道場寺初建於東晉太寧初年，後成為重要的南方佛教中心。六朝之後，道場寺觀逐漸荒廢。現址僅遺殘《道場寺碑》一座。

　　公元399年，東晉高僧法顯從長安出發去天竺（今印度）。他穿越艱險的陸上絲路河西段、新疆段、蔥嶺段等，在今尼泊爾、巴基斯坦、印度等國境內學習梵文，考察佛教聖蹟，求取佛典經書，於公元412年又從獅子國（今斯里蘭卡）乘商舶從海上絲路返回祖國，最終到達當時的東晉首都建康（今南京）。法顯在南京的道場寺完成了記錄他從陸上絲綢之路去古代印度，又從海上絲綢之路返回都城建康的紀實性著作《佛國記》。

　　《佛國記》全文9500餘字，對經行絲路諸國的山川形勢、佛教名勝和宗教活動均有真實記述，為研究西域及南亞次大陸各國古代史地提供了重要資料，受到東西方學者的普遍重視。近代學者梁啟超說：“海、陸並遵，廣遊西土，留學天竺，攜經而返者，恐以法顯為第一人。”《佛國記》的意義已遠超出佛教的範圍，而是提供了與“絲貿易”有關的重要信息，稱得上是一部古代絲路交通的實錄。記載了法顯“陸絲”與“海絲”雙重探險經歷的這本《佛國記》，也代表了南京海絲遺蹟的重要價值。

南京鄭和遺蹟

　　明代是南京在海上絲綢之路史上最輝煌的時期。明永樂三年（1405年）正式開始的大航海活動，把與中國有關的“海上絲綢之路”實踐推向了高峰。南京成為“鄭和下西洋”的決策地、航海“寶船”的建造地、航海始發地，保存至今的明代《鄭和航海圖》原名《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為了表彰鄭和出使西洋所做的努力，明水樂皇帝特意為其修建了天妃宮、靜海寺，並專門建造了大型官辦造船基地。

　　位於南京秦淮河入江口的西側，今南京城西北下關三汊河附近的龍江寶船廠建於明代永樂年間，專為鄭和下西洋而建，是當時全國乃至世界最大的造船廠。船廠位於南京城牆外，因瀕臨長江，靠近龍關江，故稱龍江船廠。在《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國》圖冊中，首頁首圖便是龍江寶船廠。鄭和下西洋用的大多數船隻都是在這裡建造的，在《龍江船廠志》中，附有若干幅插圖，其中有一幅龍江船廠平面示意圖詳盡地描繪了船廠的分佈結構。龍江寶船廠原本有7個船塢，當時稱做作塘，現在僅能看到三條，三條作塘從東到西一字排開，直伸長江，雖然作塘已部分淤塞，地面遺蹟無存，但仍看得出原址的龐大規模。

　　朝廷設工部一名正五品郎中過問船廠鉅細事務，另有一正六品官任製造之事。廠內分兩大部分，一部分是船廠的指揮機關提舉衙，另一部分便是墉、河道及橋樑、江河標誌等。《明會典》記載，龍江寶船廠“改造海運船249只，備使西洋諸國”。據史籍記載，明宣德八年（1433年）七月，鄭和船隊最後一次回到始發地龍江寶船廠停泊封存船隻，不再出海，任憑這些船朽壞腐爛。在近600年後的今天，寶船遺址還陸續出土過一些當年寶船的構件，造船工具以及相關製作材料。這些寶船高大雄偉，曾讓世人驚呆，據記載鄭和船隊在龍江寶船廠封航後的第11個年頭，一位叫作馬敬的人來此參觀寶船，並由衷讚歎它們“舟楫之雄壯，才藝之壯妙，並古所未有”。

明代，南京靜海寺曾供奉著鄭和帶回來的佛牙和海外珍品，還栽種著從異域帶回國內的奇花異草，鄭和晚年還在靜海寺居住過。為了紀念他在永樂年間六下西洋的功績，曾鑄有一隻大銅鼎，供奉於靜海寺中，後來靜海寺內還豎起鄭和的塑像，直到清代咸豐年間還有人在詞中提到此像。

靜海寺與天妃宮原本連為一體，分別是明代永樂九年（1411年），鄭和第二次下西洋歸來和永樂十四年1416年）第三次下西洋歸來時所建，現靜海寺已部分恢復。天妃宮只剩通贔屓（傳說中龍之九子之一）馱石碑，即御製弘仁普濟天妃之碑，夾置在數棟樓房之間，後由於城市建設需要，天妃宮碑被移入靜海寺內保存。

　　1842年鴉片戰爭中，清政府在靜海寺與英方談判，簽訂喪權辱國的《中英南京條約》。1937年12月10日靜海寺大半毀於侵華日軍的戰火。1988年底，南京市政府在原址偏西處重建靜海寺，佔地面積達628平方米，並將其闢為《南京條約》史料陳列館。

20世紀30年代，在靜海寺發現的鄭和下西洋殘碑記載了鄭和下西洋海船的詳盡資料，包括鄭和船隊中由將領官軍乘駕的海船有兩千料一千五百料海船並八櫓船等重要信息。

鄭和第三次下西洋時遇到狂風惡浪，後歷經艱辛方轉危為安。他認為能平安歸來多虧天妃娘娘，即媽祖保佑的結果，因此回到南京後即向永樂皇帝提出建造天妃宮的設想，後經朱棣恩准將天妃宮建在靜海寺稍南，可惜今日遺址無存，所幸天妃宮碑如今尚保存在靜海寺。現存建築為2004年新建。

鄭和第二故鄉

南京是鄭和的第二故鄉，他在此生活了37年，留下許多遺蹟。南京鄭和府邸遺址在今天的白下區馬府街一帶，今鄭和公園是當年鄭和府邸的後花園，二者原本是連成一體的。鄭和本姓馬，其府邸即以其原姓稱作馬府。馬府所在之街巷被稱為馬府街，並一直沿用至今。馬府的位置大約以今馬府街一帶為中心，南側至白下路，北側至太平巷，西側抵太平路，東側抵長白街。據南京鄭和後裔相傳，馬府街原有的72間房全部毀於太平天國戰火，鄭和府邸也未能逃過此劫，所有房屋建築被毀於一旦。馬府的部分遺址在清代曾被作為新安會館，1949年前是江蘇省立女子師範所在，後改為馬府街小學。如今南京鄭和紀念館和江蘇省鄭和研究會就設在鄭和公園內。

南京牛首山因雙峰突起形似牛首而得名。牛首山弘覺寺原為南京南郊著名古剎，佛教禪宗牛頭宗發源地。寺毀於抗戰時期，但塔和摩崖石刻卻保留至今。塔七級八面，磚木結構樓閣式，高約25米。據專家考證，鄭和任南京守備時，曾對此塔進行過維修，死後葬於此地。《同治上江兩縣誌》記載：牛首山“有太監鄭和墓，永樂中命下西洋，宣德初覆命，卒於古裡，賜葬山麓”。鄭和墓位於風景優美的佛教牛頭宗發源地牛首山的南麓。

　　因鄭和之父名馬哈麻，人稱馬哈只，當地人認為鄭和原姓馬，故稱為“馬回回墓”。墓冢所在之山，亦稱為“回回山”。墓壙呈長方形，長約150米，東西寬約60米，墓頂高約8米，墓前臺階有四組7層28級，寓意鄭和七次下西洋，歷時28年，遍訪40多個國家和地區。1985年，鄭和首航西洋580週年前夕重修鄭和墓。因墓主人為回族，新修鄭和墓完全按照穆斯林葬儀習俗，墓蓋下部雕飾祥雲草葉蓮花座，頂部有青石所制塔式墓蓋，刻阿拉伯文“泰斯米葉。”

接待近百次絲路使者

　　明代早期，南京為首都長達53年，此後又有220多年作為南都。在明洪武、建文和永樂年間，明代的皇帝在南京皇宮中接待過近百次經“海上絲路”來“入貢”的外國使臣。

　　史載當年受鄭和下西洋的影響而來中國朝貢的海外國家多達60餘個。僅永樂年間，就有浡泥、滿剌加、蘇祿、古麻剌朗4個國家11位國王先後來中國訪問，並有兩位國王仰慕中華文化，死後體魄託葬中華，長眠在中華大地上。浡泥國王墓當屬此類。今日浡泥國王位於南京南郊安德門外東向花村烏龜山。墓前立有神道碑，神道兩側排列著馬、馬伕、羊、虎、武將等石刻。墓側建有祠堂，並專派三戶農民守墓。

　　浡泥國即現加里曼丹島北部的文萊國。明永樂六年（1408年）八月，浡泥國王率王妃及弟妹子女並近臣等，來中國進行訪問，受到永樂皇帝的盛情款待。出訪期間浡泥國王忽染急症，經太醫會診搶救無效，於十月間病故於南京會同館，終年28歲。明成祖朱棣極為悲傷，為之“輟朝三日”，諡“恭順”，並遵麻那惹加那乃國王“體魄託葬中華”之遺囑，以王禮將其安葬。

　　明代遷都北京後，作為留都，南京保留了全套的中央行政機構，是操江御史駐紮之地，擔負著長江防禦的重要任務。明代北京是政治中心，南京是經濟中心，兩京互為倚重，南京承擔著古時中國大規模航海行為的智囊作用，幾百年來，引領了中國大航海的新時代，在海上絲綢之路史上重要而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