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消息主題為“預測與戰略”的財經年會2020今天在北京召開。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高培勇出席並演講。
高培勇指出，制約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的第一位因素並非經濟下行帶來的壓力，而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慣性思維”。
高培勇表示，慣性思維的根源在於習慣了當前從需求側考慮問題的“語境”。高培勇舉例稱，不管是黨政官員，還是企業家，過去在談論到經濟發展的時候，幾乎立刻想到的一個詞就是“招商引資”，“這樣一種慣性的思維，包括你、我、他都是難以擺脫的”。
高培勇強調，如果不摒棄這樣的慣性思維，那麼一旦“高質量發展”遇到風浪，人們便會不由自主的立刻回到原有的“高速度增長”軌道，“這是我們需要特別警惕的一個問題，因而需要轉變這種慣性思維”。
他舉例稱，財政政策在經濟下行時有三種操作，第一種是減稅降費，第二種是擴大支出，第三鍾是增列赤字。
首先，在對象方面，高培勇表示，近年來的政策和以往我國所經歷的減稅降費政策“絕對不一樣”。以往是給個人減稅，以增加個人的可支配收入，從而增加個人的消費需求。給企業減稅，增加企業的稅後利潤，從而增加企業的投資需求，這對擴大需求是極為有力的。但今年的減稅降費明確減的是涉企的稅費，給實體經濟減稅降費。兩者比較，“前者過去是奔著擴需求去的，而在今天是奔著降成本而來的，或者你至多說起碼在降成本基礎上再加上擴需求，所以這是不一樣的”。
第二減什麼稅？高培勇稱，以往各界都聚焦“所得稅”。因為所得稅距需求的距離最短。減個人所得稅可以增加個人的消費需求，減企業所得稅，可以增加企業的投資需求。但今年減稅降費的落點在增值稅。
他解釋稱，第一是要落在企業身上，第二是要落在成本身上。“我們的價格要素就是三條，第一原材料和勞務投入成本，第二企業的合理利潤，第三企業的稅金，但是請大家注意流轉性稅金，不是其他的稅金。所以減增值稅實際上是直接減價格當中的構成要素之一，流轉性稅金，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
第三，用什麼方式去減？高培勇用，過去的減稅降費是用政策性調整的辦法，這是一種週期性調節方法，但是今年減的增值稅不是政策調整的辦法，而是通過改革，直接降低三個百分點。
“大家相信我，2020年這三個點的減稅照樣有效，2021年、2022年照樣有效，除非哪一天說重新修正稅法，這些都是政策疊加改革”，高培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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