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質量發展背景下的宏觀調控，並非高速增長背景下的宏觀調控。要使宏觀政策方向上不出偏差，力度上恰到好處，節奏上精準適度，結果上不似是而非，就必須全面完整地把握好當前的宏觀政策取向。我們要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管理兩個維度、從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歷史方位、從保持戰略定力的高度，正確理解和認識當前的宏觀政策取向，統籌處理好總量與結構、當前與長遠、國內與國外的關係，加強政策協同，做好當前以及今後一個時期的經濟工作。
不能把宏觀政策僅僅理解為逆週期調節
在當下的中國，正確地把握宏觀政策取向格外重要。為什麼這樣說呢？
隨著外部環境深刻變化、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需求管理在我國宏觀調控中的作用逐步凸顯。不僅對於需求管理的提法已經從適度擴大社會總需求、持續擴大內需轉為強化逆週期調節，而且圍繞強化逆週期調節推出了一系列力度超前的宏觀舉措，從而事實上形成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管理兩種取向相疊加的“雙重”宏觀政策格局。
“雙重”宏觀政策格局的形成，當然是針對多年少有的兩難多難問題增多的複雜形勢而作出的應有抉擇。然而，儘管決策層面對當前宏觀政策配置的緣由及其格局有著清醒認識，也一再強調不搞“大水漫灌”式強刺激，但現實中的社會反應卻不乏誤讀和誤解，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片面理解宏觀政策的現象。除了一些媒體曾反覆出現過的“再度放水”“重啟寬鬆”等方面的字眼之外，不少人將當下的逆週期調節類比當年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需求刺激措施，也常有人將宏觀政策等同於逆週期調節。或者，每說到逆週期調節，往往條條是道、如數家珍，而對於作為宏觀政策主線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往往限於原則性提及，著墨相對不多。
問題在於，宏觀政策終歸要在基層落地，其目標終歸要通過一系列的傳遞過程，在各類市場主體和各級政府部門的交互作用中加以實現。倘若對於宏觀政策的認識向逆週期調節一邊倒，倘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某種程度上被淡化或虛置，顯然有悖於當前的宏觀調控意圖，甚至可能導致“慣性思維”再現，增添經濟發展進程中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正因為如此，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特別強調“要正確把握宏觀政策取向”。
所以，表面上的理解和認識問題，落到實處便是貫徹和效應問題。理解和認識層面的狀況，關係到實踐層面的方向掌控、力度拿捏和節奏把握。要使宏觀政策方向上不出偏差，力度上恰到好處，節奏上精準適度，結果上不似是而非，就必須全面完整地把握好當前的宏觀政策取向。
把握好當前宏觀政策取向的三個角度
那麼，該如何正確把握當前的宏觀政策取向？
第一，要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管理兩個維度理解和認識當前的宏觀政策取向。面對新老矛盾交織、週期性和結構性問題疊加，既不可只管長遠不顧當前，埋頭於長期發展、結構調整，而對短期波動、經濟下行壓力反應遲緩，致使經濟運行滑出合理區間；也不能只顧當前不計長遠，為了實現短期平衡、對沖經濟下行壓力而採取損害長期發展的短期強刺激政策，產生新的風險隱患。所以，既要看到基於經濟下行壓力而強化逆週期調節、加強需求刺激的必要性，也要看到基於長期大勢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持續聚焦供給體系不適應需求結構變化的規律性；既要講強化逆週期調節勢在必行，也要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是長遠大計、治本之策。一手抓逆週期調節，一手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兩者互為倚重，不能顧此失彼。
第二，要從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歷史方位理解和認識當前的宏觀政策取向。在高速增長階段，GDP增速是核心目標，一切圍繞GDP的增速轉，以逆週期調節為特徵的需求管理是宏觀政策主線。在高質量發展階段，質量和效益取代GDP增速成為核心目標，結構問題取代總量問題成為主要矛盾，主攻方向系優化供給結構、提高供給質量。與之對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代需求管理成為宏觀政策主線。這個時候，即便也有實施逆週期調節的必要，但其目的是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終歸屬於輔助線索。換言之，高質量發展條件下的需求管理是配角，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是主角。面向供需雙向發力，絕不意味著兩者是平行線索，也不意味著可以在兩者之間平均使力。
第三，要從保持戰略定力的高度理解和認識當前的宏觀政策取向。當前，經濟運行穩中有變、變中有憂，之所以一再強調保持戰略定力，就是要防止政策頻繁調整且幅度過大引發心理恐慌，對經濟運行產生負面影響。這裡所說的需保持的戰略定力，說到底，就是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以穩定的宏觀政策環境來穩定預期、穩住預期。既不能因為外部衝擊而動搖我們關於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形勢的基本判斷，也不能因為外部衝擊而動搖我們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決心。不能一遇經濟下行壓力，就以速度目標替代質量追求，就從供給側跳回需求側，就丟下結構問題而專注總量問題。也不能一遇經濟下行壓力，就希望改弦易轍，搞財政刺激，讓央行放水，將監管放鬆。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前對於逆週期調節的強化是局部調整、權宜之計，並非宏觀政策的全局性變化，絕非讓需求管理取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成為宏觀政策主線。按照“鞏固、增強、提升、暢通”的要求，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是當前宏觀調控的根本出發點和最終歸宿。
說到這裡，可以得到的一個十分清晰而明確的結論是，由於時代變了，發展階段變了，主要矛盾變了，宏觀政策主線變了，對於當前宏觀政策取向的理解和認識也要跟著變。高質量發展背景下的宏觀調控，並非高速增長背景下的宏觀調控。我們應當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為指導，全面而完整地理解和認識當前的宏觀政策配置。以此為基礎，統籌處理好總量與結構、當前與長遠、國內與國外的關係，加強政策協同，做好當前以及今後一個時期的經濟工作。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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