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錦詩 ·
現任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被譽為"敦煌女兒"。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屆全國 政協委員。2018年12月18日，黨中央、國務院授予樊錦詩同志改革先鋒稱號，頒授改革先鋒獎章，並獲評文物有效保護的探索者。2019年9月1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主席令，授予樊錦詩“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
作者與樊錦詩
2019年3月到6月，樊錦詩先生來北大，我們朝夕相伴一同校對《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的書稿。5月的一天，她突然收到一個電話，電話裡說法蘭西“第二屆汪德邁中國學獎”決定授予她。由法蘭西院士汪德邁先生髮起設立“汪德邁中國學獎”，不僅是對樊錦詩主持的《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學術成就的褒獎，也意味著國際學術界對敦煌莫高窟的考古與世界遺產保護成就的高度關注與認同。
樊錦詩的祖籍是浙江杭州，1938年7月9日出生於北平。
樊錦詩出生的時候，家裡已經有了一個大姐姐，她和二姐是雙生子。畢業於清華土木工程系的父親樊際麟希望女孩子也要飽讀詩書，於是以“詩”“書”為名，給雙胞胎姐妹取了名字。姐姐叫“樊錦書”，妹妹叫“樊錦詩”。她自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父親在家教她背誦《古文觀止》，練習書法，也常常帶著她和兄弟姐妹去看戲、聽評彈、看電影。
樊錦詩曾經身患小兒麻痺症，差一點癱瘓，雖然最後奇蹟般地痊癒了，但自此她的腿腳就不是特別利落，尤其到了老年，走路的時候搖搖晃晃。但就是這兩條瘦弱的腿，命運卻安排她從上海走到了北京，從北京走到了大西北，走過荒漠和戈壁，走過許多常人難以想象的坎坷的道路，這一走就是50多年。
北京大學是樊錦詩自小的夢想，高中畢業的時候，她沒有徵求父母的意見，就自作主張填報了高考志願。考上北大之後，她聽到高班的一些學生談起考古專業，覺得很神秘，有同學就告訴她考古很好玩，可以經常到野外去，遊山玩水。對人生懵懵懂懂的樊錦詩覺得考古不僅可以遍遊名山大川，還能飽讀詩書，這豈不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事了。其實她對考古工作究竟是要幹什麼一無所知，後來才知道其實並沒有多少人願意去學考古，因為太苦了。用她自己的話說，當時就這樣稀裡糊塗選擇了考古專業。
上世紀50年代的北大歷史系，雲集了當時最一流的考古學家，當時給他們這個班授課的師長，都是我國曆史、考古學界有影響力的學者。如週一良、張政烺、田餘慶、商鴻逵、張廣達、蘇秉琦、宿白等等先生。尤其是給考古專業學生講授中國考古學課程的各位師長，如教授舊石器考古的呂遵諤先生，教授石窟寺考古和中國考古學史的閻文儒先生，教授新石器考古的嚴文明、李仰松先生，教授商周考古的鄒衡先生，教授戰國秦漢考古的蘇秉琦、俞偉超先生，還有教授三國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考古的宿白先生等，都是為新中國考古工作的開啟和考古學科的建設，做出過重大貢獻的開拓者。
1962年，是樊錦詩大學生活的最後一學年。按照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的慣例，畢業班學生可以選擇洛陽、山西和敦煌等若干文化遺產地參加畢業實習。系裡決定由宿白先生帶領樊錦詩和另外三個同學去敦煌參加畢業實習。當時的樊錦詩把敦煌之行想得格外美妙，結果沒想到跑到敦煌一看，除了令人震撼的石窟藝術之外，其他方面都不盡如人意，簡直是想象不到的艱苦。結果她因為出現嚴重的水土不服，老師們怕她出事，就讓她帶著實習考察的資料提前離開了敦煌。
可是誰也沒有想到畢業分配的時候，她和馬世長兩個人被分配到了敦煌。馬世長的母親聽到兒子被分到敦煌的消息之後，號啕大哭，因為她所有子女裡，只有馬世長是男孩，其他都是女孩。樊錦詩的父親得知後也專門給學校和系裡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是為她說情的。但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祖國的需要，就是我們的志願”不是一句空話，和所有人一樣，只要是國家需要，就要無條件地服從，樊錦詩沒有把父親的信交給系裡。
離校之前，當時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著名的考古學家蘇秉琦教授把樊錦詩叫到他朗潤園的住處，對她說：“你去的是敦煌，將來你要編寫考古報告，編寫敦煌石窟考古報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樊錦詩突然意識到學校把她分配去莫高窟，是要賦予她一項考古的重任，那就是完成對敦煌石窟群的考古研究。畢業前夕，蘇秉琦先生的這一番叮嚀，她後來才真正明白其中的分量。
1962年，宿白先生曾在他著名的《敦煌七講》中首次提出了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系統闡述了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為建立中國石窟寺考古學奠定了基礎。他曾對樊錦詩說敦煌石窟的考古報告最主要的目的和意義在於永久地保存敦煌石窟的科學檔案，一旦在石窟“破壞了的時候，能夠依靠全面詳細的記錄進行復原。”北大的師長一直牽掛著敦煌石窟報告的完成，宿白先生更是非常關心這一件事，可是這個報告遲遲做不出來。考古報告的編排和體例、石窟測繪的方法、製作材料的提取和記錄等問題，都是莫高窟石窟考古工作中亟待解決的難題。
20世紀以來，包括敦煌研究院在內的國內外的“敦煌學”各研究領域，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僅敦煌研究院研究介紹敦煌石窟的出版物就大約200多種。然而，還沒有一部科學、完整、系統的著述敦煌石窟全面資料的出版物。可是，文物保護專家、藝術和人文學科研究的專家、學者都期盼了解掌握敦煌石窟的每個洞窟的全部信息資料。故及早規劃並編輯出版多卷本記錄性的考古報告《敦煌石窟全集》，對於永久地保存世界文化遺產——敦煌石窟的科學檔案資料，無疑十分必要，對於推動歷史文化遺產的研究，滿足國內外學者和學術機構對敦煌石窟資料的需求，都具有重要意義。
2000年前後，樊錦詩向宿白先生請教考古報告進行中遇到的問題，宿先生直截了當地說：“你怎麼現在想起寫報告了，你是為了樹碑立傳吧？”聽得出宿先生對樊錦詩忙於管理事務而疏於學術研究有意見，因為當時經常有電視臺採訪她，也有報道她的新聞，所以宿白先生是想借此機會提醒樊錦詩，不要老在電視裡晃來晃去，不要把時間都浪費在那些毫無意義的事情上，要專心致志對待自己的學術研究。過了一陣子，樊錦詩又去向宿先生請教，宿先生又問：“你寫考古報告是不是為了樹立政績？”樊錦詩半開玩笑地回答說：“宿先生，您真了不起！居然還知道‘政績’這個詞。如果我要是為政績的話，就不知把多少升官的機會丟掉了。”宿白先生不說話了。考古報告第一卷工作將要完成之前，樊錦詩再去向宿先生請教，宿先生又問了一個問題，“你是不是為了還債？”還債，就是還債，確實是還債，樊錦詩心下暗想，如果不把石窟考古報告做出來，這一輩子到敦煌來幹什麼來了？把院長當得再好也沒用。
其實，敦煌石窟考古工作的難度和複雜性，是一般人難以想象的。留存到今天的洞窟，多則1600多年，少則800年，每一個都是內容豐富、輝煌燦爛、各呈特色的博物館。做一部記錄洞窟全部遺蹟的石窟考古報告是極為複雜的工程，困難可想而知。加之樊錦詩擔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長、常務副院長、院長，長期從事研究院的管理工作，直到2015年才離開管理崗位，日常事務佔去了她大量的時間。但是無論是考古工作還是管理工作，都是為了保護好敦煌石窟藝術，她覺得這樣做是值得的。在她擔任院長期間，帶領敦煌研究院的同仁們，積極開展廣泛的國際交流合作；推動保護工作從過去的搶救性保護到現在的科學保護和預防性保護；倡導採用數字敦煌永久保存、永續利用敦煌石窟的珍貴价值和歷史信息；使研究院成為國內外敦煌學研究的最大實體；創新文物保護和旅遊開放平衡發展的新模式，讓敦煌文化藝術走近民眾、走向世界，也讓世界走近敦煌。
至於敦煌石窟考古報告，歷經40多年的曲曲折折，反反覆覆，歷經了許多失敗和挫折，她才得以主持完成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考古報告的整體規劃和分卷考古報告撰寫的體例，直到2011年才出版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第一卷考古卷報告，將最先進的測繪技術運用到考古工作中，實現了石窟考古測繪的重大突破。在考古手段、考古工具、考古理念、專業分工等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21世紀數字信息的發展給考古帶來很多便利，可以做出很多前人無法做出的成果。《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打破了過去僅限於文字、繪圖和攝影結合的方法手段，融匯了考古、歷史、美術史、宗教、測量、計算機、攝影、化學、物理學、信息資料等多學科的方法手段。第一卷考古報告的編寫出版，使永久保存、保護敦煌莫高窟及其他敦煌石窟的科學檔案資料，推動敦煌石窟文化遺產的深入研究，滿足國內外學者和學術機構對敦煌石窟資料的需求，甚至在石窟逐漸劣化甚至坍塌毀滅的情況下，提供為全面復原的依據，成為可能。
樊錦詩告訴我敦煌的考古報告工程特別浩大，按目前的整體規劃，《敦煌石窟全集》考古報告共100卷，整體完成敦煌石窟考古報告需要幾代人的付出和努力。她說：“如今我已經80多歲了，我不知還能陪伴莫高窟多久，為她做多少事情。我希望藉此機會呼籲全世界共同來關心和守護莫高窟這一人類絕無僅有的文化遺產。莫高窟是一個人類藝術和文化的寶庫，這裡封存的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奧秘，也許耗盡一輩子的時光也未必能窮盡它的謎底。《敦煌石窟全集》是一個‘世紀工程’，需要堅持不懈地做下去。守護莫高窟是值得奉獻一生的高尚的事業，是必然要奉獻一生的艱苦的事業，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為之奉獻的永恆的事業。”
“第二屆汪德邁中國學獎”現場
2019年10月18日傍晚，“第二屆汪德邁中國學獎”的頒獎儀式在巴黎塞納河畔莊嚴的法蘭西科學院（亦譯為“法蘭西學院”）金石美文學院的大廳隆重舉行。當92歲的汪德邁通訊院士拉著81歲的樊錦詩名譽院長的手進入大廳時，所有人起立鼓掌、表示敬意。和我一道從北京和敦煌來參加典禮的柴劍虹先生、蘇伯民副院長、呂文旭研究員都抑制不住激動的熱淚。在“汪德邁中國學獎”的頒獎儀式上，她平靜而又樸實的話語令人動容：
“我是一名中國的考古學者，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守護和研究世界文化遺產地———‘敦煌莫高窟’。我在敦煌度過了近60年的時光，我個人的考古研究和莫高窟的保護事業是不可分離的。”
（作者系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審核：周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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