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母親

懷念母親

人們常說，時間會消磨一切。

本以為母親的離去帶給我的悲傷和思念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逐漸淡漠，然而快一年了，可我對母親的懷念卻絲毫沒有減輕。

一年來，母親的音容笑貌幾乎伴隨我度過生活的每一天。母親在世時尤其是她生命進入倒計時的那些日子裡，我曾想象過自己未來沒有母親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我想到過每天早飯的餐桌上會少了母親的飯碗；我想到過自己不會再為母親病痛難耐而揪心地難過；我想到過自己此後深夜下班回家時，不需要再輕手輕腳、屏住呼吸、掂著腳尖走進母親的臥室看她是否入睡；我也想到過以後出差再也不必為我不在家這段時間母親的病情可能加重而擔憂。

但是，我萬萬沒有想到也難以想象到自己對母親的思念之情並未因為時間的推移不僅沒有淡化反而越發強烈；我沒有想到已過花甲之年的自己，還需要通過想象母親仍然健在來延續我兒時形成的對母親的心理依賴；我也沒有想到我幾乎每天還要通過撫摸或凝視母親曾經使用過的器物來維持我們母子倆在虛幻世界的對話和溝通。自從沒了母親之後，我凡是遇見和我母親年齡相仿的老阿姨時就似乎多了一份親近，也幾乎每次從她們身邊擦肩而過時會毫無例外地思忖：她若是我的母親該有多好啊！

母親是在我出差途中離世的。在母親的彌留之際我沒能守候在她的身旁，沒能讓她在我的懷抱中駕鶴西去，就像我來到這個世界就依偎在她的懷抱一樣。沒能在母親活著時與她告別、讓她帶著我的“囑託”和“祈禱”上路，成了我終生的遺憾，當我連夜匆匆趕回母親身邊時，她卻永遠閉上了雙眼。

我的母親很堅強，一生堅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很少給別人添麻煩，即便在生命的最後時光也沒有例外。在父親去世後到因病來海南與我一起生活之前的這十多年的時間裡，母親一直自己單獨居住在蘇北老家的農村，一方面是因為她習慣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小農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因為割捨不了那片浸透了她無數汗水的莊稼地。

在那段時間裡，我與母親的聯繫除了每年探望老人家外，就是堅持每個週末給她打電話問候。那時每當我聽到電話那頭的母親爽朗的應答，我就能判斷母親不僅心情愉快而且身體硬朗。每次通完電話後我對母親掛念的釋懷、和我的孝心與關愛能及時傳導給母親後的自我滿足感，是非親歷者所無法體驗的。在母親和我一起生活的三年多的日子裡，除了我出差以及母親回老家過春節之外的所有時光，我幾乎都是和母親朝夕相處，清晨起床下樓叫一聲“媽”，然後一起用早餐，邊吃邊說家鄉話，談村子裡“張家長李家短”的事，每當這時我是餐桌上唯一的忠實聽眾，因為家裡其他人基本聽不懂我的家鄉話。

我平時加班回家很晚，每次到家時母親基本上已經就寢，但無論如何我都會輕手輕腳走進母親的臥室看她是否睡著了，如果她還醒著，我們就會再說會兒話，如果她想吃點什麼或讓我給她遞開水吃藥等等，這時我和她單獨相處的時間就會更長。這一段經歷是我這一年來思念母親時回憶最多的難忘情景之一。

母親一生辛勞，省吃儉用、勤儉持家，每年只能靠種地掙得幾千元的收入。可母親臨終前卻給子女留下了一筆在農村人看來不薄的存款，母親留給我的那份錢雖然有限但在我看來過於沉重，以致於我無法接受而將它作為一般的錢去開銷，我和家人商量用這筆錢，再加上我的部分資金投入設立一個以母親的名字命名的家族獎學金，用以獎勵我們家族的下一代，激勵他們勵志上進。

我的父親十多年前就離開了人世，如今母親也走了，那個自兒時就有的、以父母為中心的“家”，伴隨著母親的離世也就不復存在了。雖然我還有屬於自己的“家”，但那個給了我生命、把我養育成人，又不斷激勵我為理想而奮鬥的“家”；那個承載著我太多的童年既酸楚又美好的回憶、常常讓我魂牽夢縈的“家”已經殘酷地從我的現實生活中消失了，我再也不可能像過去一樣至少每年一次踏上探望母親的回家之路。

我們每個人都會有失去母親的一天，我們自己也遲早要面對死亡。然而，坦然和堅強地面對、接受失去母親的現實，像母親那樣本分地做人、像母親那樣不知疲倦地做事、像母親那樣勇敢地面對生活中的各種挑戰和困難，始終以微笑和樂觀的心情去迎接生活和工作中的每一天，走好、走穩自己未來的人生道路，做好每一件像過去那樣能讓母親引以為榮的事情，這應該才是母親所期望的。那就從我開始吧，一代一代地把母親的寶貴品格和閃亮精神傳承下去、發揚光大，以此告慰母親、懷念母親。

吳士存，1956年12月生，江蘇大豐人，歷史學博士，博士生導師、研究員。現任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兼任南京大學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副主任、博鰲亞洲論壇研究院副院長、外交部外交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等職。

薛飛，1982年畢業於北京廣播學院播音主持專業，隨後出任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節目播音員、主持人。後調離中央電視臺，遠赴匈牙利定居。2001年回國重新發展，主要從事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