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一部名為《我是知青》的紀錄片在上海首映，能容納一千多人的影院座無虛席。
50年前，一批上海中學生自告奮勇報名、奔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我是知青》正是講述了其中五位普通知青從上山下鄉到後知青時代的人生的故事。隨後，這部紀錄片在網上再度引起熱議。
謝永來是這部紀錄片的導演，今年70歲，1968年，他也從上海奔赴北大荒，度過了十餘年的知青時光。
謝永來在北大荒
沒有比寫血書更自豪的經歷了
1968年12月，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指示，上山下鄉運動自此開始大規模展開。而在四個月前， 30位上海知青已經乘同一列火車到達了黑龍江。謝永來採訪了其中的24位，其中包括紀錄片的第一位主人公：小胖。
小胖：“寫血書很簡單，紙很大。就拿男同志刮鬍子的薄刀片，把手指劃一刀。手掙開寫，所以字蠻大的。寫光了，一隻不夠了再擠一個。那時不覺得疼。十個手指都寫過。堅決要到黑龍江去，爬也要爬到黑龍江，就這兩句話。”
在小胖看來，自己一生中，沒有什麼比寫血書更值得自豪的行為了。當時在“四個面向”的政策下，30位上海知青中的大部分都可以分配工作。
但他們拒絕分配，不約而同的選擇奔赴北大荒。
小胖和丈夫在一起
紀錄片中寫血書的小胖，原名汪詠芬，如今與大她十幾歲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小胖曾經歷過一次失敗的知青婚姻，故事正要從五十年前說起。
1968年8月21日，上午九點三十分，一輛綠皮專列，將小胖送到了北大荒，一個被稱為八連的偏僻村莊。
小胖：“車子開到那裡，老鄉都出來歡迎我們。因為我們是第一批知識青年到那裡去，很隆重的，那裡的老戰士、老鄉很隆重地歡迎我們。儘管是八月份，我只看到山一座連著一座，真的是廣闊天地。”
小胖記得，他們每天都要翻過幾個山頭才能從地裡回到宿舍，北大荒勞動強度大，跟不上進度的小胖有時還偷偷地抹眼淚。不久後，著急證明自己的她就出了一次大事故。
小胖：“場院裡秋收，我看這麼忙，我就到場院裡幫他們勞動去了。過大篩，麻袋扛在肩上，扛在肩上，一級跳、二級跳上去，拿麻袋倒下去。沒想到上面轟隆塌掉了，大篩（架子）塌了，我就摔下去了。這麼寬的跳板就壓在我兩個腿上，我自己已經不知道了，自己嚇昏了。別人把跳板抬走，把我人拉出來，拉出來兩隻腳就在晃，我想這下完了，這下完了。”
小胖沒有想到，這是生活給她上的第一課，也是對她的第一次考驗。
小胖：“一隻腳就是不好，上廁所這隻腳只能這樣平的上下，旁邊要兩個人擋著我。這樣有半年時間還沒好。結果連長也急了，那時還沒有探親假，就派兩個人陪我到上海來看。結果醫生說你再晚回來，你這條腿就要鋸掉了。”
儘管差點失去一條腿，小胖也沒打過退堂鼓，看完病後她就返回北大荒，跟一個北京知青結婚，生了一個兒子，在北大荒徹底安了家，這樣的選擇在當時並不多見。
小胖
謝永來：“小胖思想很單純的，也很積極的，就是要紮根一輩子，而且她用行動來說明我是紮根一輩子。”
1980年，隨著知青大批返城，小胖也猶豫了，作為最後一批她還是返城了。
然而，返城後的小胖再度迎來生活的考驗，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知青夫妻雙方只能返回自己原戶口所在城市，她與丈夫一個回了上海，一個回了北京。
回城後的小胖此時在上海五金交電公司做出納，組織上還在培養她當工會主席。按政策，兩地對調戶口的雙方，工作也必須同時對調。
平時連殺雞都不敢看的小胖，為了家庭的團聚，硬著頭皮踏進了北京的肉聯廠。
小胖：“一天要殺兩千頭豬，你說什麼規模？天天坐小火車去上班，披著星星去，戴著月亮回來。所以我到了那裡我就一直哭，我是實在不適應這種工作。就是一直哭，天天哭。你說在北京跟誰哭啊，只有跟自己愛人哭。”
曾經的兩地分居，加之無法面對情緒不佳的妻子，丈夫提出分手，後來三年的努力，仍未能挽救這個家庭，小胖只好帶著兒子，重新回到上海這個曾幾次出走的家。
從北京回到上海，小胖帶著孩子與父母兄妹近十口人擠在一間房間。生活所迫，她迅速選擇了第二段婚姻。對方工作不錯，人也忠厚，只是大了她十幾歲。
陽光似乎開始照到了小胖的身上。然而一連串的打擊接踵而來：她與丈夫的代溝問題開始顯現，兒子遭遇嚴重車禍，被搶救15天后才清醒過來，自己又患上了結腸癌。小胖感到自己成了現代版的祥林嫂。
小胖：“我想我這輩子真的太苦了吧，太失敗了吧，想不通了，人活著沒什麼意思了。這時就開始抑鬱了，人就鑽了牛角尖裡。我想人心怎麼換不來人心？我就想不通，想不通我就，就是哭，整天哭，晚上睡不著覺，24小時睡不著，安眠藥四、五粒吃都沒用。”
經醫生診斷，小胖患上了抑鬱症。就在小胖一度想要自殺的時候，北京傳來消息，她的前夫遭遇車禍，被撞成了植物人。小胖不顧閒言碎語，堅持到北京探視前夫。從北京回來後，她竟出奇地平靜了，釋然了。
小胖：“認命了，我就想開了。命啊，命運安排的，就這麼簡單，就是命運安排的呀。”
在謝永來的鏡頭裡，如今回到上海的小胖積極治療，走出了抑鬱症。
從知青楷模到皈依佛門
她是紀錄片《我是知青》中的第二位主人公——陳東勝。當年小胖忙著寫血書的時候，比同齡人大兩歲的陳東勝正是班裡的團支部書記。
當她聽到有人問：為什麼班幹部不帶頭報名到農村去時，她毅然踏上了和小胖同一輛北上的列車，併到了同一個連隊。
陳東勝辦事風風火火，大家給她起名為“假小子”。到了北大荒，她被分配進了養豬班。
假小子：“到了養豬班以後，第一天我覺得蠻新鮮的，囉囉囉一叫豬都來了。但是過去兩、三天以後，覺得到養豬班很可怕的，為啥？因為養豬班這個豬圈很大，沒人管理，裡面死豬很多。我用手去拉死豬時，我覺得摸到了殭屍，摸到了死人的手一樣，就想：既然做了，就在養豬班把它幹好。”
憑著與眾不同的表現，假小子很快就成了知青楷模。然而，年復一年簡單枯燥的勞動，使假小子的激情，隨著對前途的迷茫無望而冷卻下來。她決定嫁給一個河南的大學生，離開北大荒。
走的時候，假小子誰也沒告別，她的離開在知青中掀起了不小的波瀾。
當其它知青在猶豫是否回城的時候，假小子卻在河南重新改名陳家英，開始打拼屬於她的事業。
假小子堅持要去耐火材料廠子弟學校當老師。這所小學管理混亂，大部分學生都考不上中學，沒有人看了不搖頭的。但假小子卻偏偏要去。
假小子：“因為是子弟學校，學校就在家屬區裡，學生放學以後，我叫他們吃完飯就到我家來，我為他們補功課，補作業。你想想看，那時候就像做家教一樣，不收錢的。成績上去了，校長開心，全廠家長都開心。”
自從我當了校長抓畢業班以後，我別的年級不教，我就教五年級、六年級，這樣一來，升學率就是百分百。
就在假小子的事業做得風生水起的時候，她的丈夫病重需要治療，52歲的她提前退休，一家人回到了上海。緊握住自己命運的假小子開始再度為生計奔波，她看準機會，辦了嘉定第一個袋裝奶站，解決了28個下崗婦女的就業問題。退休後，假小子一直忙於街道的公益活動。
謝永來說：“她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目標，而且呢說幹就幹，一般她想做的事往往也做成了。青少年這個系統，婦女系統，包括知青這個再創業這些部門都把她樹立為典型，又成功了。”
正當假小子站在人生的舞臺上風光無限的時候，她的又一次轉身，遠遠超出了大家的想象力。
當人們再一次見到假小子的時候，她已經皈依佛門，成為在家修行的居士。每天早上七點，請佛，上香，供水，做早課。六年多來風雨無阻，雷打不動。
從小學大隊長，中學團支部書記到後來的“知心奶奶”，假小子現在又有了一個新的身份：大護法居士。
假小子：“名也好，利也好，這些東西都是身外之物，一個人要在世界上活得有價值，並不是你索取了什麼，而是真正你覺得快樂的是你付出來。”
我是半個黑龍江人
老蔫兒
為了反映知青們的不同生活，謝永來又將鏡頭對準了滯留北大荒二十年的老蔫兒。
年輕時的老蔫兒
老蔫兒原名唐徵明，當年在八連，幾個月裡總會放上一次露天電影。有一次看完電影后，有人找到他，說連裡的一營營長想找個上海知青做自己的女婿。
老蔫兒：“那時想不能回來了，在那裡成家立業算了，因為上海知青在那裡結婚的也有。 ”
年輕時的老蔫兒妻
老蔫兒性格內向，不愛說話，介紹給老蔫兒的女友是當地人，比老蔫兒小五歲。老蔫兒感到自己被一個大金蛋砸中了，更不明白這樣的家庭怎麼看上了自己。很快，老蔫兒就發現自己未來的妻子患有嚴重的癲癇病，且無法治癒。
女友坦誠相告，說不清是憐憫還是同情，老蔫兒決定與女友結婚。
老蔫兒妻：“我們結婚第一年來到上海，我也不爭氣，到他家了，那天晚上睡覺就發病了，他姐姐就不願意了，就說他，你還找一個這樣有毛病的人。”
老蔫兒妻子的癲癇發作時很突然，懷孕時，會隨時倒在地上；上班走在河邊，會一下子掉到河裡；正炒著菜，突然就趴在油鍋上，頭髮也燒著了。老蔫兒的婚禮沒辦酒，他就這樣時時照顧著隨時發病的妻子。
1979年，突然之間的知青返城風，猛烈地颳了起來。老蔫兒他環顧左右，發現一批又一批的知青離開了。原本生活平靜的他，內心掀起了波濤。
老蔫兒：“這時大批返城，我跟她父親提出來我要調回上海去，她父親不同意，生怕回去以後就逃掉了。”
為了讓妻子一家安心，遠在黑龍江的老蔫兒，這一等又是十年。等到老丈人去世，等到孩子逐漸長大，等到又開了春，老蔫兒決定不再等了，堅決返回上海。
1989年7月，老蔫兒帶著承諾，領著有病的妻子和九歲的兒子離開的時候，他在這塊土地上，已經生活了整整21年。但以為就此熬出頭的老蔫兒，卻又遭遇了新的挑戰。
由於回城晚，年齡大，老蔫兒回到上海後只能從事底層勞動。
老蔫兒：“我在上海一個人，做臨時工，做了一年十個月。斜土路蒙自路的麵包店，還有徐家彙路局門路面店裡幫別人洗碗，黃魚車也踏過。”
有時候妻子也埋怨他，留在農村過得也許還更好，但老蔫兒總說，“我們倆既然是要走一輩子的，你和我回到上海不是理所當然嗎。”
回到上海後，妻子發病頻率減少，老蔫兒一邊打工一邊照顧妻子。
後來，老蔫兒的房子動遷，分到兩套新房子，加上每月的退休工資，老蔫兒夫妻的生活得到了極大改善。他帶著妻子重回北大荒，也越來越頻繁的出現在知青聚會上。
包括謝永來、老蔫兒在內，從北大荒一同返城的夫婦不少，儘管他們中有人曾兩地分居，但因為共同經歷的青春，他們在艱難歲月中一直攜手共行。
在採訪中，謝永來發現，他們中的大部分都和他一樣，不願再多說知青生活的苦難，而如果重新來過一次，他們仍然願意到農村去，待上三五年，接受考驗與鍛鍊，但一輩子卻無從談起了。
謝永來更專門作出統計，最終30位知青中共有13位共產黨員，14位大專或本科學歷，近一半成為了機關或企業幹部。
我們這一代知青人共同的一個特點，就是努力，因為你這個社會環境你個人不一定能改變，但是無論在什麼社會環境下，你個人的努力與否對你自己的今後的成長變化起很大的作用。
有人評論，之所以為《我是知青》落淚，是因為紀錄片中的人代表了無數像他們一樣的普通知青，謝永來笑了笑：他們不能代表知青，他們只代表他們自己。
一輛列車，30位上海知青奔赴北大荒，數十年人生歲月，他們會有怎樣的變化？一部紀錄片，走入後知青時代，看三段不同的人生旅途。
《我們一起走過》特別奉獻——《我是知青》
星期日9:45鳳凰衛視中文臺播出！
閱讀更多 鳳凰衛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