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曾是一個時代響亮的口號
本刊記者 餘瑋
“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這句響亮的口號曾流行20餘年。
這口號是幾近2000萬人青春歲月的寫照，抑或幾乎整整一代中國人的歷史印記。因為這句口號，“上山下鄉”深深烙印進無數正值花樣年華的知識青年的命運中。
電視劇《知青》，取材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場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全景式展現了知青的生活、情感與成長，展現了那一代人的青春、信仰與情懷。蹚過那條歲月之河的人們看後感言，劇中的場面勾起了自己對往事、對青春的回憶，彷彿又回到那個年代，“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口號似乎又迴響在自己的耳畔……
一位偉人的批示與一個地方的傳奇
在河南郟縣廣闊天地鄉的一個十字街口，矗立著一座毛澤東主席塑像，塑像中的毛澤東微微揚起右手，跟許多地方的主席塑像無甚差別。惟一不同的是，塑像底座上鍥刻著毛澤東的手跡“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這座塑像是當地最醒目的地理座標，也是最令當地人自豪的標誌。塑像的東北側，是一座知青紀念館，這是前些年當地政府為了紀念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修建起來的。紀念館裡收藏著1974年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在廣闊天地鄉拍的紀錄片，記錄著當年盧忠陽、薛喜梅等著名知青楷模參加勞動的情景。
1954年4月，河南郟縣的大李莊、邱莊、吳堂、楊莊4個村的7名未能升學的初中畢業生和25名高小畢業生，回到村裡參加農業合作社，有效地解決了合作社缺乏會計和記工員的問題。在郟縣縣委書記於之仁的指導下，作為試點，大李莊鄉對全鄉的農業合作化進行了總體規劃。1955年，郟縣大李莊鄉農業合作化規劃試點的工作，取得了豐碩成果，得到許昌（當時郟縣歸屬許昌，現屬平頂山市）地委的高度重視。1955年8月中旬，在郟縣縣委指示下，時任大李莊鄉鄉長的黃黑漢與當時一區團委書記李金法組織人員起草了《郟縣大李莊鄉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9月4日刊登在許昌地委農村工作部主辦的《互助合作》第15期上。
1955年10月，黨的七屆六中（擴大）全會上，許昌地委書記趙天錫將第15期《互助合作》通過中央農工部副部長廖魯言轉呈到毛澤東手中。正在運籌中國農村全面合作化的毛澤東對所刊的《郟縣大李莊鄉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一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提筆作了如下批示：“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參考，其中提到組織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參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別注意。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裡。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12月，這個批示連同文章《在一個鄉里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被編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推廣。
作為當年回到大李莊鄉的7名初中生之一的邱振甲晚年時回憶說，因當時農村有文化的貧下中農很少，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記工員和會計都是地主和富農子弟出身，社員對此很是不滿。接到領導動員的邱振甲、黃髮娃等32名同學很熱情地接受了安排，從此紮根農村。他們就是當時農村裡的“知識分子”和農民眼中的“文化人”。
“文革”初期，《河南日報》對大李村等4個大隊知識青年回鄉勞動的事蹟進行了持續、廣泛的宣傳報道，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反響。為了落實毛主席的指示，經河南省革委會、許昌革委會批准，郟縣革委會決定將大李莊、邱莊、楊莊、吳堂4個大隊10個自然村、25個生產隊從原屬公社中剝離出來，單獨成立了“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成為全國名字最長的人民公社。
1968年7月15日，許昌地區革委會、許昌軍分區領導及郟縣幹部群眾3萬多人參加慶祝大會。大會還向毛澤東發了致敬電。7月19日，《河南日報》發表了郟縣“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這在全國都是獨一無二的。
一時間，“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的名氣蓋過了郟縣，成為知青們夢寐以求的聖地。1968年8月24日，鄭州召開20萬人大會，歡送經過層層篩選的首批71名省會下鄉知識青年到該公社落戶。《河南日報》以毛澤東手跡“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裡去”為通欄標題，報道了這一消息，並配發了題為《熱風吹雨撒江天》的社論。12月25日，《人民日報》一版頭條通欄標題下刊登了“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公社”知青學習毛主席指示座談會紀要，猶如一把燎原之火，燃起了新一輪知青“上山下鄉”高潮。
1980年11月，隨著知識青年的離去和政治形勢的變化，“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更名為大李莊鄉。由於“廣闊天地”已成為這裡寶貴的無形資源，1993年8月24日，為紀念首批知青下鄉25週年，鄉里再度將大李莊鄉更名為“廣闊天地鄉”。為了讓人們記住那段歷史，瞭解知青文化，當地政府還建起了“廣闊天地”知青園。知青園內的景點有主席塑像、主席批示手跡碑、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紀念館、廣闊天地博物館、知青舊居、知青井等。在知青遊樂園，你可以悠閒垂釣，也可以品嚐“憶苦思甜”的農家菜。
一篇大報社論成為上山下鄉運動的先聲
位於山東蘭陵的中國知青館開館（餘瑋/攝）
追根溯源，知青上山下鄉，是黨中央根據我國人口多、底子薄的國情提出來的一項戰略決策，是“黨解決城鎮知識青年就業問題的一次大實驗”，並非“文化大革命”的產物。
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組織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針對當時高小畢業生升學難和城市就業難的問題，動員家居農村的青年回農村參加生產。這為日後上山下鄉運動的形成提供了依據和參考。
1954年3月12日，山東《大眾日報》的文章《徐建春：農村知識青年的好榜樣》被《人民日報》轉載，徐建春成為全國最早的知識青年的先進典型。
真正意義上的城市知青上山下鄉始於1955年。這一年，政府號召城市中不能升學或失業的中小學畢業生學習蘇聯青年在西伯利亞開展的墾荒運動。這是同城市中存在就業困難而農村尤其邊疆又需要有文化的青年這一歷史條件聯繫在一起的。它的根本出發點，是試圖把解決城市失業問題同改變農業生產落後的狀況結合起來，進而探索出一條解決中國就業問題的道路。
上世紀50年代中期，全國許多城市都出現了中學畢業生無法升學，很大一批已到就業年齡的高小畢業生等處於待業狀態的情況。1955年4月，團中央提交給中共中央的《關於組織高小和初中畢業生從事農業勞動和進行自學的報告》中，如此詳細記載了當時的城鎮學生狀況：“1954年，全國未升學的高小畢業生有210多萬人，絕大部分人回到農村後，對農村的文化工作、宣傳工作和青年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城鎮學生就業困難，另一方面，發展農業生產和農村合作化運動正需要大批有文化的青年，加之國家又處在精簡職工、壓縮城鎮人口之中。由此，黨中央審時度勢，開始考慮動員一部分城鎮知識青年到農村去。
這個“動員”，因團中央發起的一項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向荒山、荒地、荒灘進軍”的活動，而變得更加具體和明晰：1955年8月初，為實現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出的3868萬畝開荒任務，北京青年率先響應團中央組建遠征墾荒隊的號召，許多人捐款捐物表達支持的心願，僅10天就收到近7000元捐款。楊華、李秉衡、龐淑英、李連成、張生這5位北京郊區青年代表，還受到了時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耀邦的接見。很快，這支由60名青年組成的北京青年志願墾荒隊奔赴黑龍江省蘿北縣，創建了新中國第一支墾荒隊。
就在北京青年遠征墾荒活動如火如荼之際，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必須做好動員組織中小學畢業生從事生產勞動的工作》的社論，指出當年暑假全國將有57萬餘名初中畢業生和236萬高小畢業生不能升學，都要求解決就業或學習問題。然而，國家目前還沒有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來滿足這種願望，而農村正在大力開展農業增產運動，需要大量吸收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和政治覺悟的青年學生，參加農業生產和互助合作運動。
1955年8月，北京青年“下鄉墾荒”行動得到肯定後，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全國各地的城市青年紛紛向邊疆、荒山挺進。據悉：天津、河北、湖北、山東、哈爾濱等10多個省市的團組織，也相繼組織了50餘批、約37000人參加遠征墾荒。1956年一年，全國就有近20萬名城市青年志願加入到了墾荒隊伍中。
1956年1月發佈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其中規定：“城市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該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到農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極其光榮的……”這是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下鄉上山”，並將其視為一項長遠的規劃。
1957年3月，劉少奇視察豫、湘等中南五省，他沿途調查了城鎮不能升學的初中和高小畢業生的出路問題後，提出“必須動員一部分人到農村去”。根據劉少奇的這個意見，4月8日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寫道：“從事農業是今後安排中、小學畢業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們今後就業的主要途徑。”這是《人民日報》有關知青“上山下鄉”問題的第三篇社論。從此，全國興起城鎮知青回鄉、下鄉高潮。
然而，這個高潮並沒有持續多久。1958年，由於農民大量進城，全國職工總數一下子猛增到4750多萬，回鄉、下鄉活動停止。後來，隨著“大躍進”和三年經濟困難的到來，城市職工被動員回鄉，知青上山下鄉又被提上日程。
整個50年代，中央沒有專門機構統籌管理，當時的城鎮知識青年下鄉上山基本上由地方自行安排和組織進行。1962年國家農墾部成立了安置辦公室，才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有組織有計劃地動員城鎮知青上山下鄉。
資料顯示：至“文革”開始前，全國共有城鎮知識青年和社會閒散勞動力196.9萬人上山下鄉。其中知識青年達到129.28萬人，佔全部下鄉人數的65.6%。
一個指示與一場波瀾壯闊的運動
知青人生，是一代人不可磨滅的印記（餘瑋/攝）
1967年10月9日，北京市二十五中、二十二中、女八中、女十一中的10名畢業生，前往內蒙古西烏珠峰沁旗白音寶力格公社插隊。起程的那天清晨，他們彙集到天安門前，面對毛主席巨幅畫像，宣讀了誓詞，這是首都第一批奔赴內蒙古大草原的紅衛兵。1968年2月8日，北京市東城區中學紅代會的55名紅衛兵摘下袖章來到天安門毛主席像前宣誓辭行，成為首都第一批參加西雙版納建設的紅衛兵。
“文革”開始後，學校停課“鬧革命”，工人停產“奪權”，高校不招生，工廠不招工。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屆中學畢業生沒了出路。“老三屆”學生大體有1100萬人左右，其中城鎮戶口的初、高中畢業生約400萬。大量青年學生呆在家裡，在社會上游蕩，既帶來沉重的就業壓力，又存在不安定的隱患。
1968年12月2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送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
12月22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的報道。報道說，甘肅省會寧縣城部分城鎮居民，紛紛奔赴農業生產第一線，到農村安家落戶。編者按引述了毛澤東有關“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自此，一場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蓬勃展開。
如果說毛澤東的上次有關“廣闊天地”的批示是希望知青去改變農村，那麼他的這次指示則是希望農村來改變知青。這年12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報道說：“從昨夜到今天，全國各大城市、中小城鎮以及廣大農村的革命群眾和解放軍指戰員，一片歡騰，紛紛冒著嚴寒和風雪，敲鑼打鼓，集會遊行，最熱烈地歡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發表。”北京市的一位知青還寫了一首熱情洋溢的詩歌：“手捧紅書離北京，立志紮根工農中；廣闊天地煉紅心，忠心繡出宇宙紅！”
其後幾天，全國各大新聞媒體連續不斷大量報道全國各地熱烈響應“毛主席號召”組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情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文革”相結合，逐步演變成為一場知識青年“改造思想”、“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和“反修防修”、“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大規模群眾運動。於是，大批知識青年從城市湧向農村，全國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高潮。
首都紅衛兵帶頭下鄉，掀起了一個城鎮知識青年與工農相結合的浪潮。這是一股奔騰不息的洪流。裹挾其中的，不僅僅有數以百萬計的大學生、中專生、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生和社會青年，而且還有成千上萬的城市居民，大量醫療、文教工作者，國家幹部及一些受運動衝擊的“專政對象”等。從一望無際的北大荒原野到孔雀開屏的西雙版納，從天山南北的戈壁綠洲到南疆海島的橡膠林場，從呼倫貝爾大草原到世界屋脊的西藏，到處留下知青的足跡和身影。
對於上山下鄉，大部分學生並不是被迫的。除了少數先鋒者，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的確有過猶豫，有過不甘心、不情願，感到過無奈、“想不通”，但他們還是不顧家長的阻撓，自覺自願地踏上了這條道路，尤其是在1968年底毛澤東一聲令下之後。“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才有出路，才有前途”，已經成為他們的思維定勢。
促成這場運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防止“和平演變”這樣的宏觀戰略動機，也有解決城市就業問題的實際考慮，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結束了騷動一時的紅衛兵運動，穩定了城市。這場運動自然得到了輿論工具的大力支持，數以萬計的毛主席語錄畫和各種形式的宣傳畫在報刊上迅速出現。知識青年在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以及他們在“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這一主題背景下，始終貫穿著“文革”的美術創作。知青美術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達到高峰，以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及內蒙古的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為主要代表。而關於知青題材的創作，輿論界也似乎認為在那時才開始成熟。
一封人民來信與知青運動的終結
河南郟縣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公社的毛澤東手書
“文革”期間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出了許多問題，比如，插隊安置費標準太低，吃不飽飯，疾病醫療沒有保障。更為嚴重的是一些幹部依仗權勢拉關係走後門，在招工、招幹、返城中大行不正之風，還出現了一些姦汙迫害女知青的不法分子，這些問題在各地都存在，但沒有引起各級領導的重視。
1973年4月初，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讀了由在毛澤東身邊作翻譯的王海容轉來的一封人民來信，讀到文字悲涼處，毛澤東潸然淚下。寫信人是福建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教員李慶霖。他在長達2000多字的信中陳述了下鄉知青們的生活困境，揭露了地方一些幹部利用職權為下鄉時間不長的子女開後門招工、參軍、上大學的不正之風。作為知青家長，他沉重地訴說了一個父親的困惑與悲苦。他在信的結尾處哭訴道：“毛主席，我深知你老人家工作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靈，叫地地不應的困難窘境中，只好大膽、冒昧地寫信來北京告御狀了，真是不該之至！”
毛澤東讀罷來信，考慮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4月25日才決定親自給李慶霖覆信。信的原文是：“李慶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後來，周恩來說，毛澤東將寫好的覆信，交給汪東興，並叮囑從他的稿費中代他取300元，連同信一起直接送郵局寄走。其實毛澤東對上山下鄉運動中的積弊早有耳聞，李慶霖的信引起他對知青問題的高度關注。
1973年4月27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高層會議，研究了有關統籌解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這次會議對知青政策作出重要調整，明確了城鎮中學畢業生中，病殘不能參加勞動的、獨生子女、中國籍的外國人子女等，不動員下鄉。在保護下鄉知青權益上，採取建知青點、青年隊、集體農林場的辦法改進插隊方式；改善知青生活，保障知青享有招工、招生、徵兵、提幹權益；糾正知青工作中的不正之風；對殘害女知青的不法分子堅決法辦。
1978年12月的全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會議上，正式提出了全面調整政策，改進傳統作法，把動員安置城鎮知青上山下鄉逐步轉移到妥善安排知青回城就業的重點上來；決定在兩年內優先解決1972年底以前下鄉插隊的知青，並創造條件逐步做到“不再搞現在這樣的上山下鄉”。
1980年9月6日，國務院知青辦擬定《關於當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的幾點意見》。《意見》說，今後知青工作的指導思想，要從有利於解決勞動就業的原則出發。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能夠做到不下鄉的，可以不下。本年有10個省、市停止上山下鄉。1981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勞動部門統一管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工作，解決上山下鄉運動的遺留問題。至此，全國性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基本結束。
中國知青上山下鄉，起始於20世紀50年代中期，興起於60年代初期，高潮於60年代末期，調整於70年代後期，結束於80年代初期，大致經歷了前後27年時間，基本貫穿新中國建立以後前30年曆史。“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鄉只是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的一個重要階段，並不是它的全部。知青上山下鄉產生於“文革”前，不是“文革”的產物，不能因為“文革”已被全盤否定，而“全盤否定”知青上山下鄉”。如果對知青上山下鄉工作中的某些失誤無限誇大、隨意拔高，分不清甚至混淆這段歷史的本質和現象、主流和支流，就有可能陷入以偏概全的泥坑。
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經過艱苦的磨練，成為既不同於前輩又有別於後代的一個特殊群體。“知青”二字所包含的涵義，也許只有經歷過那些歲月的人才可能真正體會。究竟如何評價這場持續1/4世紀的上山下鄉運動，人們一直在不斷地探索和反思，相信歷史終究會作出公正的結論。
“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這句整整影響了一代人的口號，曾把幾近2000萬年輕人推向了歷史的前臺，並因此改變命運。當年響應號召、積極奔赴大江南北的年輕人如今已兩鬢染霜，有的已經過早地離開了這個喧囂的世界。不再年輕的一代知青在日常交往中，仍往往以“知青”相稱。作為一個早已融入社會各階層的群體，他們之間仍舊保持著許多有形無形的聯繫。對許多人來說，幾十年前的那一幕歷歷如昨，由此帶來的經歷已是人生中一段不可磨滅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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